卞绍斌:联合的意志与普遍自由

——康德所有权理论的规范性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9-05-16 00: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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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绍斌  

   内容提要:基于联合的意志和源初契约观念进入法权状态,其根本价值旨趣乃是确保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行动能够基于普遍法则而契合一致,这也是确证外在获得和私人占有的规范性基础。康德关于所有权的证成路径,不仅破解了占有问题上存在的二律背反困境,其根据实践理性理念确立外在获得普遍原则的先验论证,也与传统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存在重大差异。阐释康德所有权理论的公共自律和普遍自由价值旨趣,有助于我们对相关思想文本作融贯一致的理解,呈现康德哲学的公共性内涵及其与道德自律的深层关联,进而为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和人类共同体建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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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的一个重要批判对象便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法权概念,在他看来,康德的法权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卢梭的基本观念,“其成为实体性的基础和首要的东西的,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合乎理性的意志,而是单个人在他独特任性中的意志,也不是作为真实精神的精神,而是作为特殊个人的精神”[1](P37)。言下之意,康德的法权学说并没有充分表达普遍性、实体性的精神意志,而沦为建立在主观任性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而契约乃是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1](P255)。

   黑格尔对康德法权学说的论断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至今依然时有回响,比如罗尔斯虽然坦言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成可以做“康德式的阐释”[2](PP221-227),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思想进路,但是他和黑格尔分享大体相似的看法,亦即康德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乃是以个体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而他所主张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正义原则得以确立的公共性条件,亦即在调节社会基本结构的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契合的集体意识,在此意义上,“作为公平的正义远离了康德”[3](P340)。罗尔斯的后期著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康德法权学说所蕴含的公共性价值旨趣,而且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作为完备性的道德学说归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言下之意,康德学说无法成为政治证成的规范性前提。这一立场后来被包括伍德(Allen Wood)[4](PP70-89)、博格(Thomas Pogge)[5](PP133-158)等诸多学者所承接,为他们持有的道德与法权关系上的“分离论题”进行辩护。哈贝马斯也承认,法权(公共主权)和道德(主体自律)在康德那里的关系是不清晰的[6](P9)。而阿伦特则干脆到《判断力批判》中寻找康德具有公共性特质的政治哲学,而认为其《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法权学说部分的讨论并无太多参考价值[7](PP7-8)。瑞普斯坦(Arthur Ripstein)虽然对罗尔斯式的康德解读颇有微词,但是实际上认可罗尔斯关于康德道德哲学乃是以个体自律作为思想出发点的基本主张,从而把康德法权哲学的核心主张归结为“自主”(Self-Master)和“独立”(Independence)[8](P9),无形中又弱化了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上的普遍立法前提。

   在我们看来,上述立场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康德法权哲学所蕴含的公共性向度,这一向度不仅构成康德进行政治证成的基本思想前提,也是整个康德哲学的根本致思路径和价值指向。换句话说,康德的法权学说与其整个思想建构的精神实质是契合一致的,那就是通过联合的意志(公共自律)确立普遍性道德法则(分别呈现为伦理义务和法权义务),进而保障和确证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一道平等享有普遍的自由价值。诚如康德在其1784年冬季学期主讲的自然法课程(由费耶阿本德笔记)中所言:“法权乃是每个人的特定自由基于普遍自由条件的限制而得以存在”[9](27:1334,P37)。康德以同样的基本理论精神来探究所有权问题,“唯有存在于人们之间的联合的意志才能规定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在此前提下,“法权意义上的占有仅仅意指这样的任性能力,亦即基于自由法则规定其他人对于某个感性对象的任性”[9](27:1334,P279)。

  

   一、理知占有:所有权问题上的二律背反及其解决

  

   如果某人获得并占有一部分物品,那么我们就不能干预并使用该物品,反之亦然。我们自然会追问:某人基于何种根据和条件限制我们侵犯其对于持有物品的权利?推而广之,我们获得外在物并对该物具备所有权的正当性前提是什么?基于此疑难,在《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部分第7节,康德便提出并致力于解决占有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论题:把某种外在物当作‘我的’来拥有是可能的,虽然我并不处在对它的占有中;反题:把某种外在物当作‘我的’来拥有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不处在对它的占有中的话”[10](6:255,P408)。

   康德的解决方案是: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占有,亦即经验占有(作为现象的占有)和理知占有(作为本体的占有),因此上述两个论题均是真的。但是康德随即声明,理知占有并不是经验意义上占有,也不依赖于经验占有(感性条件)而得到证成。所谓理知占有,其意指“把外在于我的某物当作我的来拥有,其方式是主体的意志和那个对象在纯然法权意义上的联结”[10](6:254,PP407-408)。所谓纯然法权意义上的联结,乃是表明唯有先行确立合法性原则并基于法权状态,才能够最终确证对某物的占有或所有权。言下之意,唯有理知占有概念才使得对某物的所有权具有真正的客观实在性,而经验占有一旦脱离身体上或空间上的持有将失去其有效性。

   经由理知占有概念的引入,康德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占有问题上的二律背反,同时也实现了讨论所有权问题的场域转换,进而明确了解决所有权疑难的规范性前提,亦即唯有基于法权原则才能最终确证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从而保障所有人都能够基于该原则享有确定的占有权。这也是康德讨论外在获得普遍原则所表明的思想内涵:“某种东西,我(按照外在自由的法则)把它置于我的控制之中,并且有能力(按照实践理性的公设)把它当作我的任性的对象来使用;归根到底,我(按照一个可能联合起来的意志的理念)意愿它成为‘我的’,该物就是‘我的’”[10](6:258,P411)。由此,康德明确阐明了法权意义上合法的占有应该具备的三个前提性条件,我们称之为两个背景性条件和一个行动或主体间性条件。

   两个背景性条件是指:一是存在着可以被使用的对象物,而且该对象自身并没有主张不可以被使用。按照康德说法,“对一个对象的占领,该对象不属于任何人,否则就会与别人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相冲突”[10](6:258,P411);二是,该对象物能够基于普遍自由法则而被使用,亦即屈从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控制和占有,康德称之为“本体占有”,其意在表明:所有的占有行为唯有基于普遍法权原则才是正当的[10](6:259,P411-412)。

   我们认为,这两个背景性条件分别对应为康德先前所确立的外在自由的公理和实践理性的公设。所谓外在自由的公理,即是每个人均具有独立于其他人的任性限制的自由,康德把这一无须证明的前提也称作生而具有的法权,这是一种源初意义上的、每个人凭借其人格中的人性都应当具有的法权[10](6:237,P393)。按照格瑞格尔(Mary J.Gregor)的解读,这一基于人性目的论的普遍自由价值,乃是我们所欲承担的一切法权义务的最终根源[11](P47)。以此公理确立的普遍自由法则,也内含着以下基本意旨:遵循普遍法则限制妨碍自由的行动乃是正当的,换言之,基于法则对自由的阻碍的阻抗乃是合法的,在此意义上,强制和自由相互契合[12]。

   所谓实践理性的公设,乃是指任何一个外在的任性行动的对象都可能是“我的”或“你的”[10](6:246,P406)。康德认为,由此公设我们即可以假定纯然法权的占有或理知占有的可能性,康德又把这一公设称作“许可性法则”,其意图表明,作为纯粹形式性的实践理性法则,不包含对使用外在对象的绝对禁令,否则将与外在自由的公理相冲突。由此,康德把该许可法则作为实践理性的一个先天前提[10](6:246,P406)。一般法权概念仅仅界定我们的外在自由所要合乎的普遍法则,因而无法分析地推论出对任性对象的拥有或所有权,而许可法则则是基于任性来拥有外在物,同时并不包含对该物的任何要求或禁令。不过,无法从概念中“推导”,并不意味着确立该可能性法则不需要证成基础。实际上,康德关于许可法则的论述,不仅导源于根本的外在自由的公理(亦即每个人的任性的自由均独立于任何其他人的任性的强制),而且为后来基于普遍法则规范外在自由确立了基本前提,若缺乏这一源初意义上的规范性前提,无论何种占有都将变得不可能。

   因此,与瑞普斯坦的看法不同[8](PP355-388),我们认为,对外在对象的占有的可能性(许可法则),并非流于形式逻辑的认定而无须推证,而是依然导源于对自由价值的确证,亦即确保每个人对外在对象的占有能够基于普遍法则与所有人的任性的自由相一致,也就是与所有人具有的平等的外在自由相一致,如此意义上的法权构成了康德所言的确证所有权的“先行的基础”[13](27:595,P343)。盖耶尔(Paul Guyer)对此规范性价值前提作了较为详尽的阐发,由此反驳康德的法权原则推证与其先行确立的道德价值相分离的看法[14](PP198-242)。

   而行动或主体间性条件,乃是确立普遍法权原则并实现占有合法性所必要的联合意志。一方面,唯有联合的意志才具有独立于个体私利和嗜好的特质,从而也才具有确立普遍法权原则的资格,以此才能表征和确证最终获得或所有权,并通过捍卫所有权来表征普遍自由;另一方面,唯有联合的意志才能构建公民宪政并迫使人们进入公共法权状态,进而使得普遍法权原则和所有权具有现实性。在此意义上,康德把法权界定为一种促使他者承担相应责任的道德能力[10](6:237,P393),在我们看来,联合的意志抑或公共自律正是这种道德能力的体现。在此我们与伯德的观点不同,伯德(B.Sharon Byrd)认为,基于实践理性公设的康德占有理论并不依赖于社会性的赞同和承认[15](PP93-110)。而我们则主张,具有规范性的联合的意志及其普遍立法能力具有优先性,个体的任性自由及其外在获得的合法性必须以此为前提条件,这正是伯德和赫拉舍卡(Joachim Hruschka)所强调的“规范赋予能力”(Power-Conferring Norm)的题中应有之义[16](PP103-106)。

   综上,外在自由的公理、实践理性的公设以及具有立法能力的行动主体的联合意志,共同构成康德确立外在获得普遍原则和整个所有权理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性条件成为破解占有问题上的二律背反的根本方法路径,康德提出的“本体占有”或“理知占有”概念在关于外在获得的普遍法权原则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与现象占有和经验占有不同,本体占有或理知占有源出于纯然实践理性,其捍卫的并非单个人甚至集体的福利,而是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基于自由意志追寻普遍自由价值。

  

   二、联合的意志与作为纯然理性理念的源初契约

  

所以,康德实际上倒转了证成所有权问题的思想路径,亦即把对该问题的探询转换到主体间性或公共性前提上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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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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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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