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与政治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 次 更新时间:2019-05-26 18: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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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内容提要:民主政体有较高的经济成本,它只能建立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基本方式,因此成为民主政体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深层次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一个国家能否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将取决于它能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全球生产剩余总额中获得足够支付民主政体经济成本的份额。一个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究竟能够争取到多大份额,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生产剩余国际分配是高度不平等的,欧美国家分割了全球生产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最先建立了民主政体,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只能在全球生产剩余分配中获得较少的份额,因而难以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只有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生产剩余足够多,即使在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仍然能够获得足以提供民主政体经济成本的份额时,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建立成熟的民主政体。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改变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结果,中国复兴意味着其它国家得到的份额相应减少了,因此起源于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将面临很大的变数。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业化; 政治转型; 现代世界体系; 生产剩余国际分配

  

一、研究缘起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体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政体遭遇了结构性危机的尖锐挑战,一些民主政体在挑战面前甚至发生了崩溃,另一方面则是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也受困于一系列治理难题,甚至出现了治理危机,民主政体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趋势。民主政体在21世纪遭遇的困境,同它在几十年前向东欧地区、亚非拉地区的迅速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何从理论上解释20世纪后期汹涌的民主转型浪潮,以及民主政体在21世纪的败退,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很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金融危机与民主政体衰败之间的联系,因此经济因素构成了理论解释得以建构的基本维度,甚至可以说,经济因素是民主政体变异的深层次根源。

  

   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命题,而金融危机以及由它引发的民主政体变异,则更是确认和彰显了这个基本命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里面,经济基础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政治转型的深层次原因,进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有必要说明地是,马克思这里说得经济基础的变更,主要是指长时段历史里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而非是指经济生活中那些短暂的、偶然性的变动。

  

   欧美国家在二战以后迎来了将近三十年的经济繁荣,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都为塞缪尔·亨廷顿概括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三十年里,有近100个国家实现了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实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占据多数的局面。民主政体的迅猛发展,让很多研究者做出了似是而非的判断。阿玛蒂亚·森就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会视为珍宝的普世价值”。无独有偶,拉里·戴蒙德则更是认为民主政治是体现着世界历史精神的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这些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观点实际上无益于问题的解答,特别是当民主政体在21世纪发生了衰败的情况下,很难使人相信,一种精神观念或者政治价值能够保障民主政体不发生变异。

  

   民主政体的扩展同民主政体的衰败总是相伴而行。亨廷顿在概括民主政体扩展的历史时就特别提醒道,在每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浪潮中都会伴随着逆流,一方面是当一些国家开始民主转型时另一些国家则开始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民主化浪潮结束之后会出现回潮,即刚刚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旋即发生民主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扩张确实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与此同时,民主政体的衰败也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政治转型经验上的反差对经济发展是否构成了政治转型的深层次根源提出了质疑。然而,民主政体扩张和衰败的历史,并不能简单地否定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联系,它最多只能证明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线性关系,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重新检视经济因素在相关理论解释逻辑中的地位,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寻找紧凑的解释逻辑和具体的因果机制。

  

   本文的问题意识仍然根源于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笔者坚持了经济因素构成了政治转型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基本主张,在此基础上,本文致力于回答如是问题:经济因素以何种形式并且借助何种中介机制影响了政治转型。社会科学研究在概括现代化以来的政治转型时习惯使用民主转型这一概念,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支撑下,民主转型甚至成为了比较政治学的主导型范式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主题。但是,民主政体在21世纪的复杂经历已然暴露了民主转型概念在经验归纳上的有限性,因为民主政体不仅会建立、巩固,而且会崩溃,还可能出现衰败,不仅第三世界国家会发生民主政体的衰败,而且欧美国家也会发生民主政体的衰败,所以民主政体的实践经验远远超出了民主转型所能表达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政治转型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化以来的政治变迁,它主要是对民主政体的形成、巩固、崩溃以及衰败等经验过程的集中概括,这种经验过程不仅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也发生在欧美国家。要言之,政治转型就是民主政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其中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是主线、民主政体的崩溃与衰败是辅线。

  

   通过将政治转型纳入到它同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视野下观察,本文形成了以下核心观点:财富是民主政体的基础,因为民主政体必须不断回应公民对于社会与经济权利的要求,这种回应决定了民主政体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成本,所以民主政体只能建立在财富或者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基本方式,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才是民主政体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深层次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一个民族国家能否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将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全球生产剩余总额中获得足够支付民主政体经济成本的份额。一个国家在全球生产剩余分配中究竟能够争取到多大的份额,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居于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分割了全球生产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最先建立了民主政体。居于边缘地带和半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只能在全球生产剩余分配中获得较少的份额,因而难以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只有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生产剩余足够多,即使在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仍然能够获得足以提供民主政体经济成本时,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

  

   不言而喻,本文的研究支持了经济因素在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的理论观点,只不过我认为,发挥了此种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民主政体的建立必须通过生产剩余国际分配这种中介机制来完成。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核心特征就是不平等,它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边缘地带、半边缘地带的产物,因此欧美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占据了极大地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与政治转型并不完全同步,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是否推动民主政体的建立,将取决于它在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能够获得多少财富,并且,如果这些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那么纵使它们建立了民主政体也会发生崩溃或者衰败。当然,欧美国家的优势地位并非稳如泰山,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同样会导致它们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份额发生变化,如果它们所得的份额不足以满足民主政体所需的经济成本,那么欧美国家同样会出现民主政体的衰败,甚至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本文的论证将依照以下顺序展开:首先,从经验上概括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笔者发现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浪潮,分别是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其次,虽然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不尽相同,但是内在的因果机制则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能否支持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因此必须以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为基础建立理解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统一框架;再次,从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出发,集中论述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中介作用,进而概括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政治转型之间存在的因果逻辑;最后,本文将分析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对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影响,进而讨论形成于欧美国家并由它们积极推广的自由民主体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兴衰沉浮。

  

二、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世界体系与政治转型


   资本主义工业化使人类社会迈入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而且为了保持财富的快速增长,资本主义走遍全球从而使得工业生产逐渐变成世界范围内的事情,因此,生产与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经济体以及作为世界经济体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得以形成,世界经济体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共同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现代民族国家则为了财富努力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就在这种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率先开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欧美国家最早开始政治转型,但是欧美国家民主政体的最终成熟,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亚非拉地区获得重大发展之后的事情。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亚非拉地区的长足发展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集体进行政治转型,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有着鲜明的反复性。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总是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相伴而行,而财富则是将两种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工业是建立在机器设备基础上的密切协作的产业,它极大地扩大了原材料的使用规模和生产效率,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财富以令人惊异的规模快速积累起来,于是世人多以“工业革命”指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大卫·兰德斯将工业化比喻成“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工业化给西欧创造的财富和制造的力量震慑了世界,也让西欧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全面胜利之中,他认为全世界在19世纪就皈依了一种“崇尚工业与财富”的宗教般的信仰。财富和力量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吸引其他国家进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来,于是首先在欧美国家之间形成了竞争。兰德斯言道:“工业革命为这场角逐创造了一个新的焦点——通过工业化获取的财富,这一焦点迅速地转成又一场你争我夺的追逐游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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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129-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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