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与国家治理的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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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内容提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为重点,这不仅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必须客观认识它对社会领域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必须积极支持社会成为制约和限制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保障市场经济服从于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能否成为制约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只有当政治体制具备构建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关系的政治能力时,社会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抵御市场经济的肆意扩张,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塑造强大的政治能力。

   关 键 词:全面深化改革  市场经济  公共利益  国家治理  comprehensive reform  market economy  public interest  state governance

  

   一、引论

  

   党的十九大明确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则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重大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恰是中国现实问题倒逼的,并且也正是为了有效地解决困扰中国发展的各种难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对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的积极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现行制度仍存在弊端所导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合理和有待不断完善的方面,通过革除现行体制与机制存在的弊端,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改善国家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必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中国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离不开政府与市场这两种基本力量的共同作用,借用林德布洛姆的形象比喻,中国发展的成就恰是政府这种“有力量的大拇指”和市场这种“灵巧的小拇指”共同协作的结果。②

   市场经济的引入提高了中国发展的速度,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突出地体现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与此同时,市场在很多并不属于资源配置的社会领域则存在着泛滥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政府力量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柱,客观地讲,中国过去近七十年取得的重大成绩同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力量的使用并没有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重要职能未能履行到位,进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政府与市场是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解释国家发展的理论视角。20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说明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原理,这就是政府与市场是经济发展中两种不同而且各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机制。普沃斯基总结道:“市场是分权机制:家庭和企业决定如何配置其拥有的资源。依赖于不同的市场结构,它们的决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独立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只能通过一方行为对另一方福利的影响进行。国家是集权机制:它强迫经济人做他们不愿主动去做的事情。依赖于不同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决定可以由一个人作出,即独裁者,或者由包括所有公民在内的某种程序产生。但是,不论他们达成共识的方式如何,一旦达成共识,国家政策就是有约束力的。”③不言而喻,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种机制,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能够共同发挥作用的关键,就在于政府与市场实现了相互配合。

   政府与市场的相互配合意味着市场会出现失灵,因此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的不足。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弥补市场失灵,从而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呢?一些学者立足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解释。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必须以产业政策为中介,恰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使得经济能够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合力推动下快速增长。④“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解释明确了必须把政府与市场结合起来的主张,在过去数十年间引发了长期的学术争论,其焦点在于如何准确地界定政府干预的范围从而保证政府行为的积极性。除却极为保守的学者,理论界基本上都认可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主张,并且试图以此为基础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林毅夫针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的产物,而经济结构内生于资源禀赋结构,而资源要素的价格只能由市场机制来确定,所以市场机制必须占据基础性地位。与此同时,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对于先进企业外部性的补偿、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投资以及投资的协调,则必须由政府来完成。⑤“新结构经济学”比较清楚地界定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干预行为,即提供基础设施、弥补外部性、协调投资。由此可见,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产业政策,而且产业政策也必须符合要素禀赋结构。这就是说,当市场机制反映出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结构尚未跟上这种变化时,政府就必须干预经济结构使之转型升级。

   纵观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解释可以发现,基本的假设是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讨论限定在经济领域,而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将会对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产生何种重大影响,则是语焉不详的。波兰尼对于自由市场的观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扩张将对社会领域形成重大的破坏性影响,那些影响到市场经济以价格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社会集团,一方面会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故而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另一方面会形成社会保护运动故而限制市场经济对于社会领域的破坏。⑥市场经济的扩张对于社会领域的破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以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反全球化运动,都是有力的证明。因此,只是清楚地界定政府干预经济过程的范围,并不足以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关系。

   如果从国家治理的逻辑来认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关系,那么必须将政府与市场之间良性关系的形成,放置到国家——市场——社会这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不仅市场是国家制度界定和保护的,而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关系也必须由国家制度提供保障,这样的国家制度不局限于经济体制,而且属于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体制,所以也超出了政府的范畴。其次,市场经济对社会领域的破坏性影响,将不可避免引起社会集团对国家施压从而限制市场经济,因此社会自始至终就是一个伴随着市场、政府的必须正视的因素。最后,国家治理就是一种要平衡国家与社会两种立场的均衡理论,⑦这就是说,当我们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审视市场经济时,市场经济就不再是理论上想象的自由放任的事物,而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体事物了。

   本文立足国家——市场——社会这种理论框架提出如下核心观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为重点,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限制和约束政府对于经济过程的不当干预。然而,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必须客观认识它对社会领域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国家必须积极支持社会成为制约和限制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防止市场经济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肆意扩张,保障市场经济服从于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能否成为制约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只有当政治体制具备构建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关系的政治能力时,社会就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抵御市场经济的肆意扩张。

   概论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关系,不仅需要有为的政府,而且需要有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有效必须遵守公共利益的界限,受制于有为政府的调控和有能社会的防御。有能的社会必须得到政治体制的支持,政治体制能力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力量的强弱。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能社会的共存,并非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能实现的,而是必须进行包括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所蕴含的国家治理的逻辑。

  

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市场与政府

  

   国民经济发展是中国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在近年来的快速崛起主要是由经济实力的强大导致的,而且中国发展在近些年遇到的困境也主要是经济结构转型滞后引发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而来的,尽管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初步确立,但是根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对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性障碍,既要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使政府能够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互配合,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而合理的经济结构应当同资源要素禀赋结构保持一致,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反映资源要素的真实价格,因此,经济结构内生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受到经济体制的限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却不会完全由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经济体制将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强有力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之所以选择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由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决定的。林毅夫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故而成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因为在一个农业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一方面集中有限的农业生产剩余,同时另一方面扭曲资源要素的价格,从而满足重工业对于巨额资本的需求。⑧

   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推行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基础,但是也产生了经济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等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则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这就是改变单纯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转而推行兼具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等关键内容的混合型发展战略。所谓混合型发展战略就是指,它一方面坚持了国家对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支持政策,另一方面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出口产业,以快速地积累资金。混合型发展战略的推行意味着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因为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正确反映经济资源要素的价格,也就不可能利用资源比较优势。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能够使资源要素的价格得到真实反映,所以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当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得到巨大的提高,国家的物质财富自然会不断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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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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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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