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中东政治转型:反思与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 次 更新时间:2018-12-23 23:49:43

进入专题: 中东政治     政治转型     中东剧变     伊斯兰教     西方中心论  

田文林  

   内容提要: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逐渐强大,西方政治模式也成为非西方世界效仿的对象。中东伊斯兰世界盲目效仿而建立了西方式政体,该模式引发多重负面效果:一是政教分离导致伊斯兰世界道统与法统相互分离,世俗与宗教力量相互内耗;二是政治发展从集权转向分权导致伊斯兰世界陷入制度迷茫。始自2010年底的中东剧变就是中东效仿西式民主的失败尝试。中东政治转型始终无法解决三个问题: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世俗与宗教的矛盾;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事实表明,世界上不存在适合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转型必须结合国情,将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有机结合。

   关 键 词:中东政治  政治转型  中东剧变  伊斯兰教  西方中心论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Islam  Western Centrism

  

   政治转型是理解中东政治的理论钥匙,也是解读中东政治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近百年来,中东国家政治转型一波三折,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并对中东国家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剧变某种程度上就是中东国家政治转型进程的新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最终以失败告终,埃及甚至重新回归强人政治时代。土耳其也通过修宪公投,从议会民主制转向更加集权的总统制。本文拟从宏观历史角度出发,将中东政治转型①置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考察,探讨“西方中心论”对中东政治转型的深刻影响以及最终效果。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东政治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也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西方中心论”与中东政治转型

  

   中东政治转型既是中东政治“小气候”作用的结果,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大气候”塑造的产物。国际体系有“强体系”与“弱体系”之分。“强体系”遵循统一行为规范,内聚力较强,对国家影响力较大;“弱体系”则对国家影响力较小。单元层次同样存在“强势单元”与“弱势单元”之分。那些实力强大或内聚力强的国家,总是较少受制于国际体系;弱势国家则只能被动承受国际体系的冲击和压力。近现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强体系”与弱国家关系:国际体系对中东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力。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占据优势,西方文化也成为强势文化,并成为非西方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许多西方学者从当时西欧经济和军事实力领先的事实出发,推导出“西方优越论”乃至“西方中心论”的结论。在“西方中心论”者眼里,欧洲文化所有成分都是好的、进步的,而且独此一家,其所有文化成分都具有普适性②;其他国家则是“落后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按西方走过的路径进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在“欧洲中心论”中,东方历史就像一列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③

   这在政治制度问题上体现得十分明显。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鲍尔弗勋爵在下院接受质询时的回答就典型地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自大:“纵观东洋各国的全部历史,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有过自治的痕迹。它们伟大的千百年历史都一直处于专制制度之下,处于极权政府之下。这些国家有哪一个自己起来建立过我们所谓的那种自治。现在管理它们的政府,比它们过去全部历史中所曾有过的政府都要好得多,这不仅对它们是有利的,而且对整个文明的西方也无疑是有利的。”④

   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暂时领先,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优越性。这是因为,欧洲工业化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西方的兴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它对先前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重组。⑤正是由于美洲大陆的发现、中国明朝中断对外联系,以及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缺乏强大海军庇护,才使欧洲人(最初是葡萄牙人,其后是荷兰人,最后是英国人)能够填补这一权力真空,并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才导致东西方生产方式和财富分配的“大分流”。因此,欧洲文化适合欧洲当地,未必适合世界其他地区。

   欧洲政治制度是典型例证。欧洲的代议制政体本来是在王权反对教权过程中,为挑战“君权神授”思想设想出一套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民主政体。⑥欧洲代议制最初以英国代议制为范式模型。英国在18世纪确立了权力制衡的代议制统治,并通过英格兰在欧洲大陆扩散,继而通过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延伸。它由此被当成了现代国家的标准。⑦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作为海权国家,其地缘版图存在先天局限,这决定了其内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就是“分散”——对内权力制衡,对外“分而治之”。相反,陆权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是“集中”——对内权力集中,对外领土扩张。因此,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代议制政体,就像量着欧洲国家的双脚定做的鞋子,适合欧洲国家,但未必适合其他国家。德国学者弗兰克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⑧

   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强大,使西方文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之成了各方争相模仿的强势文化。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在亚非拉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也有意识将西方文化塑造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明”。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大行其道。即使到今日,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仍被许多人视为“普世价值”,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

   伊斯兰世界就是这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牺牲品。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实力相当,跨文化交流也是“有进有出”。近现代以来,由于欧洲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强势崛起,伊斯兰世界则错失历史机遇而实力日衰。在此背景下,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变成典型的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⑨伊斯兰世界除了直接遭受西方欺凌和羞辱,还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双方相对平等的跨文化沟通,则变成了西方文化的单向和强势灌输。

   在欧风美雨的长期侵蚀下,伊斯兰世界就像“温水中的青蛙”,日渐丧失文化主体性,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提供的路径和药方进行“文明改造”,导致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发展战略严重错位,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且影响至今。

  

中东国家的西化政治模式之殇

  

   长期以来,中东国家“以西方为师”,盲目效仿和照搬西方制度和模式,由此对中东国家政治转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道统与法统日益分裂,世俗与宗教力量相互消耗

   道统与法统有机结合,是政治制度稳固长久的前提条件:道统为法统提供理论合法性,法统为道统提供制度支撑。二者缺一不可。国家作为法统的体现者,如果失去道统的支撑,政权根基势必十分脆弱,只能依靠警察和军队等强力维系。因此,对任何国家来说,理想状态就是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彼此重合。正如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所说:“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主权者存在,而又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制定法律,另一个则可以制定神律,那么同一群臣民就必须具有两个国家,这就是本身分裂的王国……要么就是作为国家权力当局的俗权王国必须服从神权王国,要么就是神权王国必须服从于俗权王国。当这两种权力互相对立时,国家便只会陷入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⑩

   照此标准衡量,西方政教分离模式的缺陷显而易见。西方文明原本有两大源头:一是强调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希腊罗马文明;二是强调伦理和信仰价值的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它既有道统,也有法统;既有价值理性,也有工具理性,因而能够保持着内在的平衡性。总体看,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近似大一统的帝国统治与普世性基督教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随着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地缘版图陷入割据状态。这样,具有普适性特征的基督教与小国林立的王国统治互不兼容。此前一度屈居于王权之下的基督教势力开始反客为主,与王权分庭抗礼,相互内耗。这一时期也成为欧洲最黑暗的时期。

   近代以来,欧洲王权影响力日趋增强。这种王权反对教权的斗争,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就是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将世俗化精神引入国家事务,并由此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宗教改革运动则为王权国家赢得了信仰自由和宗教改革的权利,“教随国定”的原则得以确立,即臣民要以统治者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这样就把此前主要是教会特权的神圣光环转移到了世俗统治者身上,把人们的敬意从圣徒的道德转移到公民的道德,把他们的理想从修道院生活转移到家庭生活。即便在那些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等),也设法确立了国家对教会的统治,由此使天主教会成为准国家教会。(11)

   总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打破了基督教对欧洲人的精神垄断,以宗教上的特殊主义取代教会的普世主义,抛弃了天主教的超俗和神圣,转而追求此世今生。这就为世俗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2)世俗王权战胜天主教会,使欧洲由此形成“恺撒的归于恺撒,上帝的归于上帝”的政教分离模式。

   从短期看,政教分离模式帮助欧洲解决了地缘版图碎片化与天主教会普世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洲由此确立起行之有效的民族国家模式和世俗主义传统。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的脱颖而出,证明了建立这类国家具有现实竞争力。然而,从整体和长远看,政教分离使原本相互依托的道统与法统分道扬镳,由此使西方文明结构失衡,日益患上“精神分裂症”。由于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以摆脱宗教束缚为前提的,由此使欧洲的主权国家始终无法借助宗教(基督教)的道义感召力增加自身的统治合法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失去宗教苦行主义的束缚,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会畸形冒进,相互抵触。

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携带有潜伏病灶。“禁欲苦行主义”只是它的一面,德国哲学家桑巴特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即“贪婪攫取性”则是它的另一面。对此,贝尔将其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这两股力量彼此纠缠,相互制约: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则养成了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但双方完成资本主义初期使命之后,二者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最终使资本主义精神只剩下“经济冲动力”。“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治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隔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先老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靡费心理,这是为古罗马和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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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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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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