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的二十年，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史，外交史已经很陌生了。于是，我便根据最近读书与教书的体会，想到这么一个题目，说点不太成熟的想法。需要说明的是，题目为“知识的差距”，这里的“知识”，主要是指外部知识，有着许多特定内容，也是在我下面的演讲中要具体说明的。我用的是简称。
一、马戛尔尼使华和他的中国知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真实目的是要求与清朝扩大通商并获得割让小岛等权利。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目的失败了，当时在清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后来的历史却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等的大事。
马戛尔尼使华前，英国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关于航行和中国的“知识”准备。1792年9月，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经过马德拉岛(Madeira，葡萄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群岛(Cabo Verde，葡萄牙)、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葡萄牙)，到达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Tristanda Cunha，后归英国)；随后顺着洋流横向往东，越过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岛，再顺着季风和洋流，到达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由此经昆仑岛、土伦港(今岘港)，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从马戛尔尼使团的航行来看，他们对大西洋、印度洋以及东南亚各海域的气候、风向、洋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把握。这是海洋与航海知识的运用与加强。
马戛尔尼使团对于沿途各地有着详细的记录，到了中国之后，更是做了各种各样的记录。这可见之于使团的官方文献，还可以见之于使团的许多私人记录(其中一部分也译成了中文)，英国由此可以获得许多表面的和内部的情报。这使得英国对于沿途和中国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使团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济教授翻译了《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让我看到了马戛尔尼的中国印象，或者说是他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篇幅不大，分成“风俗与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中国语言”和“结论”等章节。作为两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懂中文，但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却相当深入。这是他们的知识需求所致。我在这里引用马戛尔尼的几段话，测一下他关于中国知识的水准。
关于“宗教”，马戛尔尼称：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见，其中没有一个对信徒的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教义可以不同，伦理几乎一样，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样的社会义务。但人的品德并不总是以他们的宗教观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难比另一教派少。
中国没有正式的国教，没有拥有垄断特权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担任官职。国家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他们是在庙里还是在浮屠里作祈祷。皇帝派来护送我们的使团中，鞑靼使节(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乔(人杰)是孔教，他们三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在当时的西方，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具有超政治、超经济的强势地位。马戛尔尼也同样关注于中国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徵瑞长期任职于内务府，曾任杭州、苏州、江宁织造，也曾任两淮盐政，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是武夫出身，自称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乔人杰是举人出身，自称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马戛尔尼对此不能详加区别，甚至将儒学也比作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会同样地信服孔夫子的学说。然而，他对中国没有国教、宗教不占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判断是正确的。
关于“财产”，马戛尔尼写道：
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例如犯罪，财产必定被没收。
没有长子继承权，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处理他个人实际的财产......
一个留下遗嘱的人往往将他的财产传给他的妻子，特别在子女还幼小的时候。但如果他死时未留遗嘱，他的土地和财产就在他的儿子中均分，保留一份给寡妇作抚恤金......女儿得不到什么，但由她的兄弟供养直到出嫁......
合法的利息是12%，但一般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法律惩治高利贷，但和别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很少处罚。
这一段描写表明，当时在英国极其重视财产关系，马戛尔尼在中国也有相应的观察：私人财产在政治罪名下得不到保护，遗产的平均分配，女儿不分遗产和高利贷的普遍性。他的观察大体是准确的。
关于“政府”，马戛尔尼写道：
......以学识和德行闻名的中国教师被派去教导年轻的鞑靼王子，从中将产生未来的君主。汉语被保留为国语，古代的制度和法律极受尊重，原有的职官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保留下来，被征服者的风俗习惯为征服者采用。这些措施最初施用于百姓，让他们很多人适应新政府。由此产生一个普遍错误的看法：鞑靼人不加区别地和认真地采用中国原有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两个民族现在完全融合为一。就服装和头饰而言，他们的穿着肯定是相同的，但不是鞑靼人习惯穿中国人的服装，而是中国人不得不模仿鞑靼人。各自的特点和性格仍无改变，任何伪装都不能掩盖他们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一方作为征服者而振奋，另一方则感受到压抑。我们的许多书籍把他们混为一谈，把他们说成好像仅仅是一个总名叫做中国的民族；但不管从外表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帝王从未忘记其间真正的差别，他貌似十分公正，内心却仍然保持民族习性，一刻也不忘记他权力的源泉。
这一段描写说明马戛尔尼的观察十分深入。儒学是清代皇子们的主要教材，朝廷有着大量的汉官，以儒学为核心的制度与文化保留下来了，并有所发扬，但满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合的、融洽的。他指出，汉官穿的是满服，在满服之下跳动着压抑的心。最为精彩的是对乾隆皇帝内心世界的描写，即貌似公正，内心中却努力要让满族官员和士兵保持“国语”“骑射”的传统精神。由此，马戛尔尼又写道：
......中国人现正从他们遭受的沉重打击下恢复，正从遭受鞑靼政治蒙蔽下觉醒，开始意识到要重振他们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只手已不易掌控局势。
此时正值清朝的全盛期，马戛尔尼却看出了“不堪重负”的内相。他所预料的全国性反叛，虽然没有立即发生(一直到五十多年后，才发生“太平天国”叛乱)，但清朝政治局势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性，却是真实存在的。乾隆皇帝对此一直有着内心的警惕。
马戛尔尼使华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对此的研究仍未到达“止于至善”的地步。牛津大学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正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也发表了最初的论文。她去年(2017年)秋天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我们有愉快的交谈。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的官员是否留下了私人的记载？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脑中快速搜索一下，感觉是没有。于是我开玩笑说，当时的官员，喜欢写诗，大约都会出版他们的诗集，而不太会出版或保存他们的书信和日记之类的私人文件。
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档案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当时的奏折和上谕是完整的；但负责接待的官员，对此似乎皆无私人的记录。我需要特别提到两位高官：一位是和珅(时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诗写得不错，还真的出版了他的诗集；另一位是松筠(时任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曾任伊犁将军，也有一些西北史地与治理方面的著作，但却没有留下此次接待的记录，尽管他是陪同马戛尔尼从北京一路到杭州的官员。
马戛尔尼到达时，清朝正值“康乾盛世”的顶点，平定了准噶尔，打退了廓尔喀，兵锋直入缅甸。乾隆皇帝有着“十大武功”，疆域扩展至最大。他的怀柔政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热河分别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并用万两黄金做了金顶，尽管八世达赖喇嘛未到。在此文治武功之下，乾隆皇帝张扬着豪情，显示出壮怀，君臣上下似乎没有将英国放在眼里。关于马戛尔尼使华的中文资料和档案是相当多的，但其中基本上没有关于海洋和英国的知识——清朝人不了解马戛尔尼是怎么来的，也不想了解马戛尔尼所在的国家——他们没有兴趣，而最为关注者，是“下跪”。
二、谢清高与《海录》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当推谢清高的《海录》。这本书的产生就是一个故事。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可能识字，也有一定知识。早年随商人到海南岛等处从事贸易，十八岁时遇风覆舟，被外国人救起。于是随外国商船航行于东南亚、南亚以至于欧洲等地。据其自述，十四年之后才回到广东，此后住在澳门，为铺户。但亦有资料说明，他于1793年前已双目失明，生计困难。这样的话，他的海上生涯可能不到十四年。1793年，正是马戛尔尼抵华的那一年。时光又过了二十七年，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举人杨炳南到澳门，遇到了这位同乡，将其见闻记录下来。
《海录》大约19000字，共记录93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没有地图。
我最初读到《海录》时，还是我在做研究生时期，关心的是其中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共计17个：“大西洋国”(葡萄牙)、“大吕宋国”(西班牙)、“佛朗机国”(法国)、“荷兰国”、“伊宣国”(比利时？)、“盈兰尼是国”(瑞士？)、“亚哩披华国”(汉诺威？)、“淫跛辇国”(神圣罗马帝国？)、“祋古国”(土耳其)、“单鹰国”(普鲁士？)、“双鹰国”(奥地利)、“埔理写国”(普鲁士？)、“英吉利国”、“绥亦咕国”(瑞典)、“盈黎吗禄咖国”(丹麦)、“咩哩干国”(美国)、“亚咩哩隔国”(巴西？)。许多国家现已无法对应，很可能是葡萄牙语+英语+粤语+客家话，多次转音之后，无法对全。其中描述比较详细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葡萄牙，另一个是英国。谢清高所上的外国商船，很可能是葡萄牙船，又长期住在澳门，对其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而对于英国，是其国力与财富给谢清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录》中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由此看看马戛尔尼所来的“英吉利国”，《海录》的记载为：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森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
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男女俱穿白衣，凶服则用黑，武官俱穿红。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名博咕鲁士。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西洋(葡萄牙)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呀兰米酒，而无虎豹糜(麋)鹿。
虽说《海录》对于英国的记载已是最为详细者，但总字数不足八百，故全录之。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讲地理位置与国家特点，第二段讲伦敦，第三段讲习俗、军队与出产等项。以我们今天的英国知识，可以对证出许多内容，甚至可以查明“三花桥”的桥名。看到英国“急功尚利”品性、富家女子幼年习舞的风俗，自可会心一笑。但对十五至六十岁人民“供役”制度、伦敦三天一循环的“取水”规定，无法准确了解。而英国司法制度致使“无敢盗取者”，军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应属错误知识。所言英国“土产”，只是说明了英国可以提供的商品，许多种类并不产于英国。至于那条“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的航线，对照马戛尔尼使团的回程，从圣赫勒拿岛到朴次茅斯，确实是要两个月(1894年7月1日至9月6日)；所称“西洋”(葡萄牙)和“吕宋”(西班牙)很可能指他们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仅凭这二十余字，是无法将船开到英国的。同样，对于当时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知识的中国人来说，以此不足八百字的短文，还是无法了解英国的。
这几年，我比较注意《海录》中关于东南亚国家的记录，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海录》中记录了8个国家和地区：吉兰丹国(吉兰丹)、丁咖啰国(登嘉楼)、邦项(彭亨)、旧柔佛(新山)、麻六呷(马六甲)、沙喇我国(雪兰莪)、新埠(槟榔屿)、吉德国(吉打)。关于“新埠”(槟榔屿)，其文曰：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雪兰莪)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马来)种类。英吉利召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密而多刺，肉极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
槟榔屿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随着远东航线的扩展，这个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华人先已到达，英国人大量招引华人以发展经济。大约在谢清高到达时，当地的华人数量很可能达到“万余人”，但主要不是种胡椒，很可能从事以胡椒为主的香料贸易行业。谢清高称其“地无别产”，属实，但判断“恐难持久”，则是完全相反，他完全不了解处于国际航线上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槟榔屿在整个19世纪一直有着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直到后来为新加坡所取代。不久前，我曾到访该地，仍能感受到历史脉搏之跳动。而该地给谢清高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两种水果，榴莲与山竹，分别称其“香酣”与“清酣”。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传教士的东来，曾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传入，最为著名的是明末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职方外纪》(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初亦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朝雍正年间禁教之后，北京还留有着一个俄国东正教教士团，清朝若想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外部知识，也还是可以的。
至于民间的知识，今天更是难以想象其巨量。从明代开始，福建人大量下南洋，遍于各地的妈祖庙，说明了他们的行踪。到了清代，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华人建立起贸易的网络，从事农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马戛尔尼使华时，在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都看到了华人，大量的中国商船航行于马尼拉、邦加(Bangka)和巴达维亚等众多港口之间。然而，这些牵涉到数十万、数百万人生计的“本事”，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他们的头脑中有着许多外部知识，但官家与学人没有(或很少)去了解或想去了解。当谢清高向杨炳南讲完他的故事，第二年便死去了。
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当时英国等国最为看重的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当时甚至此后的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机构(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如北京的翰林院、天津的问津书院、广州的学海堂等——看不到“夷人夷事”的学习与研究，也不闻马戛尔尼之使命。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海录》所能提供的外部知识虽然是有限的、不准确的，却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它的出版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可能只是士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发现了这本书，并向道光皇帝报告道：
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英吉利条下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
对于这本如此简要的著作，做出“颇为精审”的评价，可见林则徐的无奈——找不到更好的记录。此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依然需要参考《海录》的记载。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在马戛尔尼使华四十七年之后，1840年(道光二十年)，清朝因鸦片的非法输入而与英国展开的外交和兵战，只能是失败。
历史向下走了过去，清朝的出使大臣(公使)也到达英国，先后有郭嵩焘(1875—1879在任)、曾纪泽(1879—1886在任)、刘瑞芬(1886—1890在任)、薛福成(1890—1894在任)等人。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他们都有着相应的关于航海和英国等国政情的记录。这些记录，尤其是最初的郭嵩焘的记录，引起了国人的愤怒、惊异、暗羡，由此而求知，开始了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然而，这些记录与马戛尔尼的《私人日志》相比，在知识的水准上又是如何？——尤其是薛福成的记录，任期恰与马戛尔尼相差一百年——两相交错阅读，不由感慨良多。
三、刘学询、庆宽使日与山县有朋意见书
年历急速地翻下去，再翻下去，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派刘学询、庆宽为特使出使日本。
刘学询(1855—1935)，广东香山人，1886(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没有按照惯常到北京去做官，而是回到广州承办“闱姓”等赌业，成了广东最大的赌商，也是当时广东最富有的人。发财之后，通过捐赈等手段，刘获得了二品顶戴、候选道员(正四品)。1895年起，刘遭到御史弹劾，先后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查办，被革职。庆宽(1848—1927)，本姓赵，少年学画，后为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本生父)的家仆，不清不白地成了正黄旗汉军人，当上了内务府银库的管库官员(肥缺)，兼任“宫廷画师”，家产极富，其头衔是花翎二品顶戴、三院卿遇缺题奏、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1894年，遭御史弹劾，被革职并抄家。刘、庆两人都是当时名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性。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走向前台，刘学询、庆宽亦想借此翻身。他们知道慈禧太后最痛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便准备到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梁，立不世之功，获格外之赏。他们找到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在政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御史杨崇伊，相商谋划。1898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奕劻代奏了刘学询、庆宽的呈文“自备斧资赴外洋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当日批下：“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至于“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命由总理衙门“察核办理”。此时距戊戌政变(9月21日)不到两个月，距康有为到达东京(10月25日)仅二十天。刘学询、庆宽虽开复原官衔，但还是以私人身份出行，尽管其使命看起来有如荒诞戏。
清朝政府派员赴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有为、梁启超，毕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日本驻清朝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得到消息后，分别向日本政府报告，矢野文雄还奉命与总理衙门交涉。至此，刘学询、庆宽原来的使命已不可行。然而经过刘、庆、奕劻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北京一番商量后，刘、庆的使命改变为到日本去递交密电本，建立起一条不经过清朝总理衙门和日本外务省正常外交途径的顶层热线，即慈禧太后奕劻日本宫内大臣明治天皇之间的电报联系，并谋求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刘学询、庆宽成了清朝在马关缔约之后首次派出的特使。
清朝当时是结盟国家，与俄国签订了针对日本包含军事条款的密约。日本当时是内阁制的国家，天皇不直接面对外国。刘学询、庆宽的这一使命是完全不合适的。我不知道这么荒谬的计谋是谁提出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一旦她放了话，清朝的上下，谁也不敢去反对。这两位曾任赌商和“宫廷画师”、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未在清政府担任过重要职位的奇异人士，身份一下子大变，奉有国书，携有国礼，到日本去觐见天皇，以建立清朝与日本的特殊、紧密关系。他们将上演使命重大的正剧！
清朝派出刘学询、庆宽使日的消息，由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报告。兹事体大。青木外相派秘书到京都，向正在休假的山县有朋首相报告。山县经过认真思考后，于1899年5月27日写下《意见书》，发给大藏相松方正义和外相青木周藏：清朝要求派特使增加两国亲密关系，自当接待；清朝想依靠日本来防止列强的蚕食，欲与日本结盟，日本应当考虑欧洲、清朝、日本三方的因素，以能制定“无遗算”的政策。对此，山县分析道：
第一，欧洲列强中与清国最有利害关系者，乃英、俄两国。俄国虽变其外交政略，取集主力于东洋，置欧洲于第二位之政策，然昨年俄国突然发表和平会议主义，目下正在荷兰开会。盖俄国之意，不外乎欲谋欧洲强国间之无事，而得以尽全力于东洋，扩充其利益线于炮台、铁路、矿山，以固他日之地步。
第二，观清国之情势，欧洲列强于清国版图内到处扩张其利益线，终将改变清国地图，分为红黄蓝色(三原色，似泛指列强势力)，此乃显而易见之事。不得不断定清国将如彼之犹太人种，国灭而种存。我国亦当预料未来情势，以作尽量扩充利益线之措置。
第三，目下我国之国情，正在整理财政、扩张军备之时期，故我外交政策不可不取最圆满之方针，数年间惟汲汲整理财产[政]、扩充军备是务，避免与外国开衅。
山县有朋的第一条分析称，俄国将利用海牙和平会议，采取西守东攻的战略，“尽全力于东洋”；第二条分析称，清朝很可能被瓜分，日本要乘机“尽量扩充利益线”；第三条分析称，日本目前军备与财政皆不足，应“避免与外国开衅”，这显然是吸取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教训。根据以上分析，山县继续提出：
以如右之观察，对此次清国特使，当努力不妨害其感情，以保与清国之亲密交际。对于清国，若有扩充我利益线之机会，当注意不可使其逸之。然清国与我国交际亲密逾恒，故欧洲列强常抱有日清会盟以当欧洲之疑。如此非但导致人种之争，亦难保不在目下于海牙府开设之和平会议上产生不利我国之结果。且假令为我国财政兵力之三点所许，亦信提携清国以图东洋之独立最为拙策。何故？清国如前所述，如犹太人种，人种虽能永存，而不能维持一国，此在识者之间早成定论。假令得以维持，亦不能持续现在之版图，仅可保其一部，其余则为列强所蚕食。于东洋真能保其独立者，惟我帝国而已。我对欧洲及清国之外交政策，不可不慎之又慎，以期免于国步之蹉跌。
山县有朋认为：清朝将“不能维持一国”，若能维持“也仅可保其一部”，由此，日本即便军力、财力充足，也不要“提携”清朝，建立“会盟”之类的紧密关系，避免引起欧洲列强疑虑。日本应当采用的态度是“保与清国之亲密交际”(可离间清朝与俄国的同盟关系)，若有“扩充利益线”的机会，决不可“逸去”(错过)。山县由此提出：
依如上所述之理由，我国对清国特使之政策望请决定如左：
第一，接受清国皇帝之特使。
第二，避免一切诸如缔结日清会盟之事。致令欧洲列强抱有如此嫌疑之事，亦当充分注意。
第三，充分注意勿害清国之感情。若有扩充我国利益线之机会，不应逸之，以预固他日之地步。
此后，山县有朋还将其《意见书》放到内阁会议上讨论，成为接待刘学询、庆宽的基本方针。实际上，山县有朋意见书体现出来的思想——一面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国与俄国(或他国)的同盟(或紧密)关系；一面扩充其在华利益，并避免与欧洲列强开战——是日本长期的对华战略，一直延伸到1937年。清朝的一项荒谬决策，给了日本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机会。
得到日本政府许可后，刘学询、庆宽一行于1899年7月8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从上海出发赴日本，由此到9月6日(八月初二日)回到上海，总时间为两个月。
刘学询、庆宽一行作为派到日本奉有国书的清朝特使，受到了最高等级的接待：日本明治天皇接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外务次官高平小五郎接见。此外，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农商大臣曾祢荒助、陆军大臣桂太郎、参谋次长大迫尚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等人予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子爵长冈护美、枢密院顾问官子爵榎本武扬、宫中顾问官陆军少将佐藤政、贵族院议员岸田吟香等重要政治家或名流也分别会见。山县有朋首相还在东京目白的私邸设午宴招待，青木外相亦设晚宴招待。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此专门回到日本，周密安排一切。然而，就刘学询、庆宽的使命而言：建立最高一级的电报热线，被日本政府拒绝(后将详述)；建立中日更加紧密的关系，日本政府没有给予明确的回音。
刘学询、庆宽最初的使命是在“考察商务”的名义下，捉拿或刺杀康有为、梁启超。当刘、庆到达日本时，康有为已由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日本还有梁启超、王照等人。现有的资料可以证明，刘学询在东京时与其香山同乡孙中山有过三次见面。三次会面的内容，两人事后都没有说。也有人猜测很可能与捉拿或刺杀梁、王有关，否则不会有后来康、梁一派欲刺杀刘学询之情事。然而，不管真相如何，刘学询作为清朝的特使，与清朝最大的敌人孙中山秘密会面，肯定有着特殊目的。
刘学询、庆宽“考察商务”的名义，也使他们受到了日本商界的热烈欢迎。从他们的行程来看，是由三井物产负责全程接待的，社长益田孝亲自为此作出许多安排。刘、庆会见的工商界人士，为三井物产、三井银行、东洋汽船会社、三菱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日本银行、上海邮船会社等重要企业的顶层或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有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弥之助等人。日本商界重要人物涩泽荣一还专门为刘、庆的来访举行了大型欢迎宴会。
日本政界、商界的欢迎动作，自然是山县有朋设计的“扩充利益线”的表现。就政界而言，甲午战争刚结束四年，清朝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已付清，日本需要修复与清朝的敌对关系，离间清朝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并在政治与外交上引领之。就财界而言，日本工商业与金融业将在战后大举进入中国，他们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联络方式与人脉关系，制造出热烈的气氛。日本的这些努力，虽然未必通过清朝特使的访问而一举成功，但从此后的延伸线来看，都是没有白费的。他们的目标，后来一一实现。
四、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
刘学询、庆宽回到上海后，并没有及时返京复命。直到9月20日(八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发电催促，他们才于10月9日回到北京。
1899年10月11日，刘学询、庆宽向总理衙门递交了《问答各词》《商务日记》各一件，庆宽还单独递交了《说折》。15日，总理衙门将之上奏给慈禧太后。这些访日报告连同总理衙门的奏折现都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于他们的《商务日记》，刘学询后来还以个人的名义在上海刊刻了。
刘学询、庆宽递交的这些访日报告，充分反映了他们一行在日本受到的超规格的热情接待，他们由此感受到了日本的亲善与友好，支持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关系。他们并不知道山县有朋在《意见书》中提出的基本方针，甚至也未觉察。他们看不清日本亲善态度下实施攻击的目标与方向。因为教学的需要，我多次阅读刘、庆的访日报告，那种不安的感受一次次在重复：他们不太像是清朝派往日本的高规格的特使，有点像是山县有朋、伊藤博文、青木周藏派回清朝的鹦鹉学舌般的说客。
以下选录几段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看看他们对于日本、近代国际关系甚至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的知识水准。刘学询、庆宽的《问答各词》，上报了他们与日本天皇、前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青木周藏、陆相桂太郎、外务次官高平小五郎觐见或会见时的谈话记录。在这些谈话记录中，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与伊藤博文谈话的记录，他以在野的身份，意思可以讲得很清楚，且可不担负具体的政府责任。以下引用该记录的前三段，也是伊藤谈话记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第一段记录言及戊戌变法：
伊藤曰：维新殊不易言，敝国未变政之初，我等先游历外洋，逐细考查，取其良法善意，归而互相比较，始议改革旧政。而守旧者未明时局，阻挠尚多，我等随时劝导，告以法久必敝，政贵因时，非改变不能自强，非自强不能保国。若斤斤然徒事成法，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殊非忠臣谋国之道。久之，此理渐明，上下一心，始有今日。闻贵国上年有意维新，而守旧者不愿，确否。
答曰：我朝定鼎二百余年，海疆无事，从无敌国外患之虞。道光以还，乃有发、捻之乱，英法之偪，大局遂为一变。同治光绪两朝，天子冲龄，皇太后垂帘听政，削平六难，和辑邦交，海内殷殷望治，实为中兴圣母者。论讲求新法，施诸实政，尚在贵国明治以前。如用戈登，任赫德，设译署，遣使臣，置船政，选学生出洋肄业，开江南军械制造局，立海军，筑船坞，以及商轮、商电、纺纱、绩布、开矿、铁路等事，未尝不取法泰西。无如风气初开，任事者未尽得人，利少弊多，致为人所借口。原其故，多由事前未尽考查，故事后难收实效。非我国家无心求治，臣工有意阻挠，现在皇太后、皇上蒿目时艰，深维大局，以贵国本有辅车之谊，特遣通聘联好，与寻常遣使不同。此望两国共泯猜嫌，互求裨益，诚亚洲大幸。至上年八月以后日报谣传康、梁两逆系因维新获罪，此皆乱党捏造，欲以掩盖逆迹，攘窃美名，其实朝廷诛殛乱臣，并非仇视新法。贵大臣为当代贤豪，必能察其是非，辨其奸伪。
伊藤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是劝导变法，但刘学询、庆宽的答词却是让人怀疑的，如此不惜言词地为慈禧太后辩护，大肆评功摆好，似无此必要。从整个《问答各词》来看，是刘、庆最长的一段答词。以我个人读后的感觉，这些话似乎不是向伊藤说的，而是向慈禧太后表白：我们在日本是帮着太后说话的。
接下来的对话是：
伊藤曰：去年在我北京，曾晤康、梁一面，后逃至敝国，我贻书贵国政府，告以限于公法，非故意容留。旋获复书，以康久留，终碍睦谊，我遂设法遣去，今在英京。贵国现在皇太后、皇上既深明联好之道，共筹御侮之方，可为两国臣民欣幸。第中国势处危急，情形与从前不同。欧洲群雄曩因有事于非洲，未遑他顾。近日俄有东下之势，机牙全露，局外寒心。而当局者尚执而不悟，各国不得不自为计，瓜分之议由此而起。上年英提督贝斯福之来，本有深意。出北京遍谒疆吏，屡进忠告，卒无成说。归途东来，就我论贵国事，爱莫能助，相与咨嗟太息。贝斯福属我寄书英政府，英政府屡言瓜分中国为非计，尽力助中国自强，庶不失为自主之国。此则我区区之心。
答曰：贵大臣顾全大局，笃念邻封，令人钦佩。不识力助中国自强，策将奚先。
伊藤接过康、梁的话头，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随即便攻击俄国。他即以“瓜分”为由头，离间中俄同盟关系，尽管日本已经做好了随时参与瓜分的准备。“欧洲群雄曩因有事于非洲，未遑他顾”一句，说的是1885—1900年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等国在非洲的扩张，非洲此时已大体瓜分完毕。英国和日本对华抱有更大的野心，不希望俄、德、法(尤其是俄)在华获得太多。贝斯福(LordCharlesBeresford，1846—1919)，时为英国海军少将、国会议员。1898年，他曾到中国访问三个多月，“考察商务”，并与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高层官员多有交谈；此后他到达日本，与伊藤博文政界人士也有交谈。1英、日双方对俄国等国在华的扩张表示担心。刘、庆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是向伊藤讨教“自强”的方法。
双方的对话继续：
伊藤曰：一急治兵。贵国兵额虽多，殊不足恃。其故因于人各一军，军各一法，学制训练新旧参半，而老成宿将泥守陈道，不知改步，只能御内匪，不能敌外人。宜分南北练两大军，而派大臣节制之。京师设武备大学堂，仿我国陆军士官学校章程，教战士官，分等管带，黜陟调遣，权自上操，乃能号令整齐，呼应灵捷，是无外重内轻之患。一急理财。贵国物产富饶，本非贫瘠，版图户口比我国数逾十倍。而户部进款近竟不及我国，大抵官失其信，民恤其私，故不肯输诚以顾国家之急，宜整顿商务，收回人心，照我国设一总银行于京师，经理国中存储，出纳一切财政，俟上下官商联为一气，遇有军务公债、营业公债，可不必借资外人，免授外人以柄。有日本银行办法章程可以查考。惟二者虽有成法，无人则不行，又宜仿我国明治初年任用客卿之例，各置顾问官，相与讲求部置，而大权仍归自主，便无喧宾夺主之嫌。
答曰：学询管见亦以练兵宜先筹饷，上年条陈当道，请行保商之政，而推本于立商部、置商官，定商律，使官商共守，庶可以收实效。就我国厘税而论，一转移间可得巨款，前者李合肥相国议加税，而英以厘金辞。诚使官商一气，裁厘金改为落地捐，归各业各属商会总缴，既杜中饱，又省虚糜，国家岁入必陡增七八千万，改厘捐而加关税，英必无词。照值百抽十之数，又可岁增二千余万，以此筹款，上下交益，决其不难。而我国库储不足之故，一则轻徭薄赋，不忍苛敛民间，二则度支浩繁，而岁入止有此数，三则官商隔绝，每遇公债，不得不称贷外人，而利权因之坐失。如贵大臣言，当照条陈以备政府采择。
伊藤直接说出了日本的要求：一是整顿陆军，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建立军校；二是整顿财政，按照日本银行的章程设立清朝的国家银行。最关键的是，这两项改革应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即“各置顾问官”。除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之外，我还看不到日本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内部预案；但我似乎感觉到，伊藤的这两项要求很可能是日方内部商定的“扩充利益线”的具体内容。在刘学询、庆宽访日之前，即1898年，日本已在谋求“日清提携”下的清朝陆军改革，伊藤博文和前任驻华陆军武官神尾光臣、参谋本部部员宇都宫太郎等人都到中国进行游说活动。
此次刘、庆访日期间，不仅伊藤提出过，外务大臣青木周藏、陆军大臣桂太郎谈话中都有相关的内容，并邀请刘、庆参观了陆军东京兵工厂和陆军士官学校。我不太清楚在刘、庆访日之前，日本有没有提出过“日清提携”下的清朝金融改革的设想，但从刘、庆访问活动安排中可见，银行是一大考察项目。除了三井银行、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以总裁山本达雄亲自出面接见，并让他们参观该行各部门及金库。更具目标性的活动安排是，让刘、庆参观了日本政府的印钞厂和三井下属的印钞纸造纸厂。对于伊藤博文的两项要求，刘学询、庆宽的回复是完全不得要领。他们所谈的改厘金、增关税和发行国内债券等内容，很可能没有与总理衙门商量过。
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1899年7月20日，伊藤博文与刘、庆在居住的酒店楼上会面，从下午三点开始，至七点一刻结束；8月29日，刘、庆谒伊藤话别，“约钟许，始出”。据此，他们的谈话时间超过五小时，但刘、庆的《问答节略》对此仅有约2200字记录，不是那么详细的。
再来看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的谈话记录，其言辞更加明确地直指俄国：
青木曰：......昨北京密报，君等此行，大臣中亦多不合，纠众弹劾，其势汹汹，事为外闻，颇触俄忌。□两国聘问，事所恒有，本不能干预，然为将来合力御侮计，一有猜忌，虑多棘手。此时不得不密与图维。
答曰：某等力小任重，易招谤忌，且事机既密，形迹深秘，更足动局外之疑。此幸遭际圣明，此事上赖皇太后、皇上主持，下仗庆王擘画，乃不为群议所沮。
青木曰：贵国大臣中如李中堂深知中外，更事亦多。本大臣前任德使时相遇于柏灵，与谈时局，极承推许。
答曰：李中堂老成谋国，闻于此举极以为然。
青木曰：此番联好，出自宸断，可为大局庆贺。但以今日时局危迫，至于此极。贵国始翻然变计，本大臣转为惋惜，恨其太迟。
答曰：从前彼此失好，多误于浮言，海外情形我政府又未尽悉。甲午之役，三国出面干预，胶州一让，要索更多。推原祸本，未尝不由阋墙而召外侮。中国安危，关系亚洲全局，贵国亦当同于休戚。
青木曰：本大臣关怀中国已数十年，前宦德京，后归我国，每遇贵国公使，无不以永坚和好，合力共守，勿以朝鲜小故酿成大祸，贻东亚忧，开诚相告，属其上陈久之。贵国似仍无所闻，卒至决裂。今闻君言，海外情形，政府未悉，诚非虚语。俄自辽东执言阻我防守，势遂张于北方，哥萨克士兵纵横满洲，西伯利之路思接北京，至旅大事起，兴船坞，运兵械，舁置炮火，添备战船，聚众已八万余人，其意将欲何为，贵国亦应省觉。况辽沈乃龙兴土地，岂容沦陷外人。我非筮仕贵国，然闻外人要割中国土地，则如剥肤之痛，寝食不安，实由利害所关，故亦情不自禁。我国君臣无日不以亚洲大局为念，年来水陆兵备并加整顿，设遇敌兵二三十万尚不足惧。倘敌至吾境，则民尽为兵，亦不能长驱直入，是我国自守之计已属完密。再与贵国一气相联，全力共守，则亚东之局自保。论中国边防，俄在北，法在南，然法尚不足忧，俄则实为可虑。中国宜赶练陆师三十万，以二十万扼守北方，驻十万于扬子江，策应南北，乃能自立。本大臣办外交二十余年，深知其情。当此之时，贵国或以百万之俸聘我为总署客卿，我不敢往。倘贵国练有三十万精兵，能战能守，即以我国半俸相召，我亦乐从。盖办外交而无兵力济之，公法亦属空言，断难据此争胜。
答曰：我国亦知俄居心叵测，辽沈宜防，故荣相主练兵，刚相主筹饷，朝廷必极倚赖。
青木曰：练兵、筹款章程，我国按西法，亦有损益。宜细查考今日西国，既联交好，不同恒泛，若有借助，必能代劳。昨奉我国大皇帝面谕，贵国来电改由外务大臣转呈，归国之日望为奏明。
答曰：一一如命。语毕遂出。
刘学询、庆宽的访日，当时已遭到御史张荀鹤、胡孚宸的非议，其中胡孚宸的奏折中确有“臣又闻，十八日(7月25日)俄公使对总署大臣言及此事，颇为不平，愤愤之心，形于词色”一句。胡折上于7月29日，青木8月5日就能收到情报，可见日本情报工作之彻底(刘、庆此时肯定对此不知情)。最新的研究显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在清朝军机处或方略馆收买了内奸，定期提供军机处最高等级的内部奏报。
青木周藏以“俄忌”为由头，称之“不能干预”，言辞中稍稍涉及当时亲俄的李鸿章，颇见心计。从整个记录来看，青木成了刘、庆的导师，耳提面命；刘、庆有如青木的私仆，唯唯诺诺。俄国本是日本的对手，青木将之称为清朝最大的威胁，让清朝练兵三十万，与日本“一气相联，全力共守”。尽管清朝内部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过以“百万之俸”聘青木为总理衙门的“客卿”，但他却自豪地宣称，若听从他的计谋，可以降到“半俸”。青木最后提到“练兵、筹款”两项，又称“若有借助，必能代劳”，与伊藤博文的劝词是相同的。至于日本天皇的“面谕”，则是直接否定了清朝建立最高一层热线的提议。
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7月18日，他们与清朝公使李盛铎往外务省拜会青木周藏外相，“谈论时局甚久”；29日下午六点，与李盛铎往“上二町十五番”赴青木之宴，“与论亚洲时局甚详，至十二点始归”；8月6日，由小田切万寿之助来约，刘、庆赴青木邸宅，从下午六点“夜谈至一钟始归”。三次谈话的时间，超过十三个小时，刘、庆《问答节略》只记录了第三次即8月6日的见面，且只有以上千余字的内容。
《问答各词》《商务日记》虽说是以刘学询、庆宽两人的名义上呈，但毕竟是刘学询主稿的，庆宽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自我表现，以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还单衔另上《说折》。与只是记录、不加评论的《问答各词》《商务日记》大不相同，《说折》更多是庆宽的建策。
庆宽《说折》的前半部分，是在《问答各词》之外，另外录下“所有日本大臣另行面告奴才之语，暨大臣遣友传告各语”，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以“伏乞慈鉴”。共有七条，第一条最为重要。庆宽称：
日本外部大臣青木周藏及侯爵伊藤博文面告云：敝国自强之法，在整顿财赋、学校、练兵、制造、商务各大端，皆由欧洲各国考查而得，二十余年心血，将弊病横行剔尽。今虽蒸蒸日上，然尚有未能尽善之处。从前曾向贵国钦使说过，贵国政事若不变通，目前虑有战事。该大臣置若罔闻，遂误事机。现在东方时局可畏至急，再不即时振作，诚恐大变猝来，讲求更不易也。况两国唇齿相依，非彼此富强，不能保全东方大局。理财、练兵各事，切不可再缓。此次二位既来考查，万不得敷衍塞责，切要回国请庆亲王切实奏明，将应办之法，实时仿照举行，力求自强。他国闻知，必能敛迹畏惧也。
奴才访得逋逆孙文，时于新、旧金山及南洋各处勾结匪党，煽惑人心，敛钱设会。近日时常盘聚日本，联络商民，与王照、梁启超等往来勾结，立会摇惑等事。并倚日本壮士党为声恃，大隈伯爵、犬养为护符。并闻伊藤虽不同党，于该匪等亦有羁縻之意。又传闻孙逆于春间改换西服，游历长江一带，并勾结山东、湖南、四川会匪谋为不宄。谣言之甚者，谓内外勾结不下四五十万人。传言虽无实据，然内而各省，外而各国皆有所闻，究亦不可不防。
谨案青木、伊藤告语谆谆，意殊迫切。熟察词气之间，冒昧揆度，若我国毫无举动，恐日本以我无自强之望，即当另谋他策，似有将用康、梁、孙文之意。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是引青木周藏和伊藤博文的说法，说明了“大变猝来”，也说明了“理财、练兵各事”，言词中颇有教训之意。第二段是庆宽的观察，说明了日本各界尤其是政界与孙中山、王照、梁启超的特殊关系，大隈重信、犬养毅、伊藤博文等人对这些反清分子“亦有羁縻之意”。第三段是庆宽的结论，即清朝若不及时改革，日本(尤其是伊藤、青木)将会换马，转向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庆宽不知是根据何种逻辑得出这一结论的。日本政界诸要人利用浪人或社会组织，联络或资助中国革命党人或反政府人士，是其插手清朝内政、操控东亚各国政治格局的一贯做法。若真要更换政府，日本当时根本还不具备这一能力，且须受到各国的制约。庆宽将伊藤等人奉为可以操纵中国政局的主人，如此“伏乞慈鉴”，还真不知道慈禧太后看到此语时又将作何感想！
庆宽《说折》的后半部分是《敬陈管见六端》，提出其改革方案六项：学校、财赋、军政、商务、农工、警察，大谈日本“经验”，要求派大员到日本考察“六大政”。我看了之后，感觉很可能是庆宽找人代笔的，所有的言论都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经常谈到的，不去日本也是可以随便谈谈的。我这里选第一项“学校”为例，看看庆宽的知识水准：
一、整顿学校。由家塾、党庠以至国学，此小、中、大学之阶级。由离经辨志以至大成，此限年卒业之课程。两国学堂之法，皆吾三代以来之学制，初非新政。近世教化不广，人才不盛，由于学臣失职，学非所用之故，广设学堂所以救学堂之弊也。
日本凡国民年届六岁，应进寻常小学，凡四年毕业；再进高等小学，凡四年毕业；再进高等中学，凡五年毕业。勿论贫富贵贱子弟，必须进此小、中两学，所谓国民必须之学，又即所谓普通学也。普通学毕，则进高等学校，讲习专科。四年毕业后，进大学。又四年，毕业授为学士。其各学校教科之书，皆由文部核定。师所教，教是书，弟所读，读是书。故其国人无不学，学无异趋，上者政君泽民，下者亦必明忠孝之大义，有治生之学业。
中国仿设学堂，自天津始，由是而湖北、上海、江宁、浙江、安徽、京师继之。晨星落落，弦诵声稀，比之日本不啻沧海一粟。且人自为教，无一定之书，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弊在于致速。惟上海轮船、电报两局众商捐办之南洋公学，循序渐进，略具规模。乃自上年八月以后，中外官绅，妄测朝廷意旨，兴学一事，动色相戒。近来刚毅因撙节经费，奏撤江宁学堂，日本之人，群目为不祥。西人訾议，亦率如此。
环球各国，皆以教化为立国之根，自强之基础。波兰、印度之广土众民，以无教化而速亡；瑞士、瑞典之弹丸小国，以有教化而长存。有国有家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庆宽所论，就其大方向来说，是正确的，若细究其内容，却多有错误。第一段称“学堂办法”是中国“三代(夏、商、周)以来之学制”即大误。近代教育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教育，小、中、大学与三代的家塾、党庠、国学是不同的，且三代的教育制度多见于古文经，尤其是《周礼》，其真实情况是不太清楚的。中国(或日本)没有直接走向近代教育，非为“学臣失职”所致。第二段讲日本的国民教育与普通教育制度，强调其最终效果是培养出“政君泽民”的“上者”和“明忠孝大义”有“治生之业”的“下者”，这些虽然是明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目的，没有谈到“求知识于世界”的教学内容。“政君泽民”是志向，能否做到，则要靠其知识。第三段讲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这种从天津到湖北的传播路线不知庆宽得知于何方。“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实际上是讲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第四段说的是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波兰、印度并非因教育不良而亡国，瑞士、瑞典亦非因教育优良而长存。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他们并没有考察日本的教育，也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大、中、小学。若以庆宽的上述思想来兴办近代教育，与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发展经验，只有形似而不得其要领。
在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中，让我读之最为兴趣盎然的，是关于日本银行金库的描述，《商务日记》记曰：
......复引观地库。周围砌石，以石镶地，小铁轨使于运送，并设有发电机器，燃灯送风，皆由电机发动。
虽在地室中，无黑暗潮湿之虞。库凡十有三库。门置锁钥两重，外重有设一时表者，某时启库必用某钥乃能启之，易他钥不能启也。启时，内有监掣，外有护兵；启闭后，封志其上。防弊之法，至严密矣。是日，尽启其库，逐一引看。就金钱而论，库存六千七百余万，据云合分行库储，共存一万三千余万，钞票即依此数行用。旋出库外，查看四围，周以小渠，宽仅数尺，而深逾寻丈。遇不测，则开机器灌渠，使库宛在水中，莫之能为......
文词中可见其惊异的神态，有如儿童观看西洋景。时任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的刘学询，向日本银行总裁山本达雄询问该行的造价，答曰：“筑造银行工本约一百五十余万。”曾任内务府银库员外郎的庆宽，至此又会有什么想法？那座管着清朝皇室用度的库房，留下了种种“库丁谷道”的不洁传说。这位超期任职的银库官员，给自已挣下了宝禅寺胡同(今北京西城宝产胡同)一处严重逾制的“共计灰瓦房一百八十二间半”的大宅，也在民间留下了“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的看房经验。
尽管山本达雄总裁告知“一切度支，均归本银行司其出纳，大藏省专主会计而已”，庆宽的《敬陈管见六端》也说明了其财政改革的设计，有“钱币”“纸币”“银行”“租税”四项，但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中国若是按照西方的样式建立国家银行，发行其通货，设置其金库，原来庞大的由户部银库、内务府银库、各省藩库组成的用于纳入、保存和支放实银的库藏体系，将因丧失功能而会完全消失，变成户部、内务府、各省布政使司在国家银行上的一个个账户。
详细阅读山县有朋《意见书》，再详细阅读刘学询、庆宽访日报告，我个人突出的感受是，双方在国际关系观念、处理国际关系手段以及政治、经济诸多学识上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这些都是知识的差距。
也正是如此，刘学询、庆宽使日的第二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叛。民众的反抗自可视为利益上的以牙还牙，反抗方式的愚昧却是近代教育的欠账；颟顸的清朝王公们竟然相信能降妖伏魔的“神兵神将”，亲眼查验“刀枪不入”的神功。这些仍表现出知识的差距。从6月21日清朝发布宣战诏书，到8月15日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出北京城，时间仅仅是55天。8月28日，俄、日、英、美、法、德、意大利、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共计3170人在紫禁城举行阅兵式——从大清门进入，沿中轴线，入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出神武门，整个过程奏乐鸣炮，前后历时一个小时。1紫禁城的中轴线，仅供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而八国联军的铁蹄亵渎着大清帝国最神圣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及侵华列强，还真有本事可以决定慈禧太后的政治命运。
五、知识的吸取与生产
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历来就是知识的生产大国。中国不是没有知识人，中国历史上有不可计数的著述——思想、历史、地理、经济、政治、诗歌、艺术......乃至古代科技。对于境外的知识，中国史籍中亦有相当多的著述，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揭秘，仍须依赖着中文的记载。最为著名的事例是吴哥窟，曾被森林覆盖数百年，法国人考古发现的重要文献依据，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约1296年)。
自15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不再依赖传统的地中海航线，而是在大西洋分头向东、向西航行起，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全球化时代——随着投资的暴利和掠夺物的丰盈，关于海洋、地理、天文、生物、矿产等各方面知识急速增加；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加入全球扩张，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也由此建立起来；文艺复兴运动促发了人文精神的弘扬，教会与教士不再是主要的知识拥有者和生产者，诸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e Franc？aise)、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等各种科学机构与科研组织，也在英、法、俄等许多国家建立起来，传统的大学也开始向近代大学转型，知识的形式、内容与体系大为改观。
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曾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使得那里的人们到海上去讨生活，然而，明清两代政府并没有将海洋当作发展的方向。明清两代持续改进、止于至善的科举制度，又使得读书人关心的是传统学说(主要是儒学)及其在当时的运用。教育是为科举服务的，读书人所读之书是世代相传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要是儒学者)非常注意留下自己的著作，尤其是诗作，对于外部知识，属于“蛮夷”体系，他们是不那么关心的——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舰船一拨拨地到来，尽管耶稣会、方济格会、多明我会和新教的传教士一拨拨地到来......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数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主要差距在于知识。此后清朝虽然过了近半个世纪比较太平的日子，但知识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往后，清朝在军事上败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在外交上败于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牺牲了许多生命，损失了重大权益，付出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大片土地。如果细究其中多次失败原因，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知识的差距。这些都是血肉、利益、金钱、疆域换来的教训。
1899年刘学询、庆宽使日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三十二个年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军舰开到了东京湾。当时的日本，在知识上与清朝相差无多。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言”，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青木周藏于这一年到德国去留学)。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具视使团，访问十二个国家，历时一年又十个月(伊藤博文担任使团副使)。由此开始，日本与清朝在知识上拉开了差距。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刘学询、庆宽在知识上根本不是伊藤博文、青木周藏的对手。
情况又由此开始变化。
八国联军之役后，190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开始注意外部知识的学习，培养并招募职业外交官。再过十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这批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在国家实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进行着非常有活力的外交。当时的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在新的教育制度(包括留学制度)下，他们掌握的知识(尤其是外部知识)正在迅速扩充。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在知识上已经不输于列强，尽管在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是唐启华教授在《北洋修约史》和《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两部重要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让人激奋的进步。
外部知识的学习、掌握和生产，意义重大。尽管这类外交史、政治史的研究现在不那么被看好，也经常处于窘境，但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仍然是需要外部知识的。我们坚定地相信，做这一行是绝对有价值的。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说，有充足的理由：中华民族若要充满自信地巍然站立于世界列强之廷，即加入“大国俱乐部”，须得大量地吸取和生产各类知识，尤其是外部知识，不能也不该再有这般知识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