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君权变化的政治含义

——英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观念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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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  

   内容提要:审判查理一世意味着英国君权观念发生了变化,标志着英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史上弑君事件虽多,但英国正式通过法律审判形式处死国王的事件却是首次。它表明当事者认为国王有罪,国王的身体具有双重性(半人半神的属性,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各司其职),虽然保王派和革命派对双重身体或一身二体的解释不同,但革命派坚持可以通过法律审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处死国王,但依然保留君主制,是英国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立宪君主制使英国能够充分利用原有的政治和法律资源,并在无意中给英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制衡方式,遏制了政治精英的野心,保证了英国式变革的成功。

   关 键 词:英国政治  君主立宪制  国王  光荣革命

  

   君主制在中国并不陌生。近代以来,君主制在中国的变革中所起的阻碍作用,使君主制的名声一直不佳。尽管近来有学者指出立宪君主制或许对推动中国不那么激进的变革有合理的成分,但依然很难扭转大众对君主制的负面看法——也许一些人心里还在暗恋君主制,不时品尝电视剧中的帝王梦,但至少也还不至于公开宣扬君主制的长处。君主制不合历史的潮流,几乎是不用讨论的——在当今以平等作为人类价值基础的世界里,这种不平等的制度设计只能使人愤懑。然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并非生而平等,作为人类生活第一驱动力的大自然从未以平等为基石。人们的特征、能力和个性来自基因,而基因的分配却近乎于博彩,因而,总有一些人的禀赋要优于他人。①这种禀赋的不均等,使其在人类生存的竞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最有能力和号召力的人,会自然地成为头领,并带领部落的人们获取生存的资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弗雷泽指出:“君主制的崛起似乎是人类脱离蒙昧状态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得到至高权力,便得以在短短一生中成就以往许多代人都不能实现的变革。而如果正如通常的情况,一个拥有超常智商和能量的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机会。即便一个暴君的胡作非为、专横任性,都可能打破、挣脱这种将人们牢牢地锁在蒙昧之中的锁链。而且,只要一个部落……服从于一个强大而坚决的意志,它就在邻近部落中变得令人生畏,走上扩张之路,而这在人类历史早期往往对社会、工业和智力发展极有益处。”②

   最终,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素全部归于国王。也就是说,君主制无论在哪一个人类社会,都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当然,与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君主制不同,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制在强调君权神授之时,在法理上已经使其与真正的神区别开来。君主是上帝委任的人,只对上帝负责。因此,他只是上帝意志在尘世的代理人,并非神本身。而且,他还不能直接与上帝相通,两者之间还有“中介人”,比如中世纪的教皇与教廷。不过,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君主利用各种机会,尤其文艺复兴后人文精神的发展以及教廷的分裂,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使得绝对君主制诞生了。

   绝对君主制是现代国家的开门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但同时君主的权力过大也给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麻烦。如何使君主的权力避免其负面影响,而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发展,对每一个现代民族都是一个大问题。解决得好,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解决得不好,则可能使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内乱之中,甚至成为失败国家。因此,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君主制的情况下,如何既能有效地利用绝对君主的行政掌控能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又能适时地让其全身而退,不仅考验着各国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将自己的传统与发展有机对接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考察英国的君主立宪的历史脉络,当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在欧洲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处理君主制的经验常常为人称道。英国人用法治的方式与君主划清权限关系,找到了一个既保留君主又让君主服从于议会控制的巧妙方法,那就是君主立宪制。君主拥有头衔但不再拥有绝对君主的实权。于是,国家既未因为失去君主而产生混乱,又不致让君主为所欲为而出现官逼民反的暴政一如同很多封建国家那样。当然,英国的这一变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疾风骤雨的过程。其中,顽固坚持“君权神授”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证明任何一个社会的重大变化都不可能不付出代价——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

   不过这样一种变化并不仅仅是英国民众与精英的行动所致,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应急行为,它是一种从观念上开始的长期变化的结果。与历史上王朝国家的各类弑君事件不同,正如张凤阳教授所说,1649年处斩英王查理一世和1793年处斩法王路易十六因为经过了法庭审判而显得极其特殊。在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方面曾围绕主权归属问题跟国王展开激烈争夺,所以有了“议会主权”这样的情境性话语表达。然而,若是就政治正当性证明作深究,则“议会主权”不过是一种半吊子说法,因为,按王朝法统,议会只是国王召集的一个咨议机构;依民主原则,下院议员仅仅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在这两种正当性典范中,都谈不上什么议会的主权者身份。③而国王长期作为“国家”的象征,认为国王叛国,就如同其自己背叛自身一样,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因此,这一事件的政治倾向性压倒了法理的因素。蔺志强还专门讨论了著名的西欧“王在法下”的观点,他说,当时的法学家勃拉克顿一方面说,英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是至高无上的;另一方面又说,王不低于任何人,但低于上帝和法律,可是又引罗马法的说法,说君王所喜者即具有法律的效力。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非常符合英国中世纪的思想情况,当时人并不以为不可理解,正如圣母玛丽亚既是贞女又是母亲一样。所以总起来说,君主制是封建英国的既定的制度,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很多情况下是道德上的,并没有实际意义。就如阿奎那指出的那样,如果国王犯错误,没有人可以处罚他,只能向他请求改正,如果他不改正,那就只有等待上帝处理了。④然而,自中世纪开始,英国享有封建特权的阶层,就开始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不能让国王为所欲为,要求国王遵守起码的封建体系下的游戏规则,著名《大宪章》的产生,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英国大众对王权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从宗教改革开始,英国人在既认识到绝对君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开门人”作用,又逐步认清君主制的局限之后,意识到必须采取合理的行动来达成变革的目的了。换言之,在著名的审判查理一世事件之前,英国人民只有在对国王的身体和国王神圣的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君主权力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对国王的审判才能顺理成章。那么,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的君权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而导致了英国式变革的发生?

   在这方面,郭丰秋的专著《审判查理一世与英国君权观的变革》很值得一提,她从查理一世被审判的事件入手,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英国人对君权观念的变化,从而使人们对这一场英国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首先考察了审判查理一世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讨论英国内战前的绝对君权理论和异端君权理论。前者认为主权属于君主,强调“君权神授”“国王不会犯错”“不可反对暴君”等政治信条;后者则认为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具体表现为契约论、大众主权论和抵抗暴君论。她通过分析认为,后者在政治文化中虽然属于边缘理论,但为审判查理一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前提下,她分别考察了“王在议会”君权观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治实践。英国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王在议会”君权观要求君臣在政治实践中必须以和谐均衡为目标,而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逐步打破了君臣之间的平衡,臣民表达对君主不满的方式从最初的抗议或请愿转变为审判佞臣,这就为审判查理一世积累了政治和司法经验。

   然后她进一步考察了战争双方对“君主双重身体”的认识和对“杀人犯”的讨论。内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君主双重身体的认识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双方口诛笔伐的结果使查理一世间接蜕变为自然人,这为进一步谴责查理一世提供了理论契机。英国内战期间两大阵营对“杀人犯”和血罪的讨论使君主的神圣特质消失殆尽,“罪在国王”“血债血偿”的呼声使审判成了顺理成章之举。

   随后她考察了是否应该审判的争论、审判过程及其政治文化效应。审判查理一世实质上是新旧君权观之间的激烈碰撞和较量,前者表现为以大众主权和契约论为主体的君权人授观,后者体现为以命定论和父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君权神授观。审判的结束并非新旧君权观博弈的终结,而是进一步对抗。结果,新君权观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但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的决绝行为反倒激发了人们对君主及君主制的崇拜和向往。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头尾交织的历史现象,即便如此,君权观的变革仍旧在传统的复苏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通过详尽的资料分析,郭著最后对英国在审判查理一世过程中君权观的变化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审判查理一世前后,英国人的君权观经历了如下变化:英国君主形象经历了神圣到世俗的转变,虽然审判后,君主形象又复归神圣,但无法改变其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事实。君主权威也从神授和不可分割,彻底转变为“王在议会”的混合君权观和大众主权观,从而确保了英国人从中世纪就享有的“自由”。英国君权观的变化与审判查理一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君权观为审判查理一世提供了理论武器,并为之呐喊助威。反过来,审判查理一世实践了新君权观,提出了君主在英国得以合法的新的标准,巩固了后者在英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⑤

   正是经历了观念上的这一巨大变化,审判查理一世这样的事件才可能发生,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才有可能真正构建起来,英国也才能够利用历史遗留的政治资源,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样一种历史的分析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

   不过,围绕处死查理一世所引发的历史争议,比这样一种合理的论述依然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处死查理一世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一个新的事件的开始。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打破一个旧的偶像容易,但要取代这一偶像的位置,重新构造一个权威格局,却很难有一个现成的方案。于是,英国人在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之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痛苦的摸索阶段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机制,最后不得不重新请回国王来构建自己新的政治架构,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的确是很多人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很多颂扬革命或反对革命的人十分头痛的问题。

   本来在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议会立即宣布英国成为了一院制共和国,然而,当人民欢欣鼓舞之时,却逐渐发现这个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它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手中。随之,高级军官要求克伦威尔成为护国主,其专制程度比起国王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话就是法律。当1654年议会要求护国主不要干涉议会特权和自由时,克伦威尔马上训斥议员们:“你们是自由国会,但同时必须明确,我是护国主,是我召集你们前来开会的。”⑥1655年,克伦威尔将全国分为十一个军区,各军区的权力转归对克伦威尔个人负责的少将掌握,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管制,甚至把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都纳入严格的监督之下。结果,英国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几十年,处死了国王,废黜了君主制,但专制绳索并未斩断,甚至比过去勒得还紧,人们感觉到,这样的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相比之下,英国的专制君主都比这种政体要好。于是,当克伦威尔去世,让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就成为一种得民心的选择了。

对于这一历史转变的过程,各种学术著作,包括国内各位专家的相关著述,都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分析和总结,我无意重新归纳,在这里只是想补充一点,就是所谓软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一个社会,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是需要权威的。这种权威,既有统治者建功立业所形成的,也有根据血缘继承而来的。本质上,这种权威是一种软权力的集中体现,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软权力的形成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短期内根本无法形成,因为人们观念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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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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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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