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德国“法治国”的历史由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5 次 更新时间:2015-03-14 23: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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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摘要】法治国(Rechtsstaat)原则是德国的特色。其特别之处在于,德国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区分了政体原则和国家目的两个范畴。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是政体原则;法治国则属于国家目的范畴。国家目的可以与任何一种政体原则结合。基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德国历史展示出开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宪政民主制的不同结合样态。在每一种样态中,法治国原则均有其特定的体现形式德国的法治国历史给世人的警示是,法治追求和政体变革不但在理论上处于不同层面,在实践中也可分离处理。

   【关键词】法治国;政体;国家目的;开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宪政民主制

  

   中文“法治国”一词,若对应外文,应是德语的“Rechtsstaat”。而英语的“Rule of Law”,译成中文则是“法治”。德语和英语世界的学人都熟知二者有别。但是在中文语境中,由于两个译名当中均有“治”字,由此引发理解困难,且需费力区辨。[1]虽然从历史和观念的角度进行区辨非常重要,但若能调整译名的用词,其实就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两词的重点,显明二者的区别。具体来说,德语的“Rechtsstaat”若能译作“法制国”,英语的“Rule of Law”译成“法治国”,则二者区别立现。“法制国”(Rechtsstaat)中的“制”是“制约、限制”,“法治国”(Rule of Law)中的“治”是“统治、高于”。不过,为避免因译名混乱引发理解困难,本文仍使用通行的译法,即“Rechtsstaat”译作“法治国”, “Rule of Law”译作“法治”。既然二者有别,就应该从质上加以界定和区分。因此,下文的第一部分将在国家法理论的框架中,结合“制约”之义进一步厘定德语“Rechtsstaat”原则的性质。

   谈及某物的历史由来,人们常会把它想成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进程。例如在描述德国的“法治国”的历史由来时,论者的描述常展示给人们一幅观念萌芽—制度初创—中途遭挫—终成正果的图景。[2]本文并不认同这种历史观。究其实质,这种历史观的形成是因为没有真正认清法治国原则在国家法理论框架中的地位和性质。因此,本文第二部分在描述德国“法治国”的历史由来时,并不坚持历史进化论或进步论的预设,而是主张“法治国”原则具有确定不变的内涵,只是在不同时代与不同政体原则结合时,产生出不同的效果。

   秉持历史进化论立场的学者会认为,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吸纳了形式法治国的教训,填补进实质法治国的要素,最终修成正果。从政治效果来看,德国二战后取得的成就无人能够否认。但是,若从国家法理论审视,绝不能说二战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立国原则之间就融洽得天衣无缝,尤其是法治国原则与社会国原则之间实际存在高度紧张。虽然德国人常把二者捏合在一起,造出一个“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新词,但这仅仅掩盖了问题而已。因此,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对这种紧张关系略作提示。这种紧张关系对应到生活现实中就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现实问题在我国同样存在。只是由于我国采行不同的宪法制度,因此同样的现实问题在宪法理论上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形貌。尽管如此,德国围绕此问题在宪法理论层面展开的讨论对我国仍有借鉴意义。

  

   一、“法治国”原则的性质

   德国的“法治国”原则重在“制约”,即以“法”制约“国”。就此而言,“国”仍是主导,“法”并未获得高于“国”的地位。相反,普通法传统下的“法治”原则强调“统治”,即以“法”统治“国”。就此而言,“法”已经是主导因素,“国”处于“法”之下。通过这样的描述,二者各自的侧重点以及区别已经自然显现。[3]但是,为了对这种描述意义上的区别做出质的界定,仍需引入一对国家法理论上的概念。在德语中,对应这两个概念的词分别是“Staatsform”和“Staatsgattung”。[4]这两个词直译成中文分别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属性”,其实,用中文读者更加熟悉的术语来说,它们分别对应“政体”和“国家目的”。

   德国的“法治国”原则不属于政体的范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认识到“法治国”原则的这种性质都至关重要。依经典的政体分类,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是三种典型的政体类型。共和、民主等概念才属于政体范畴。政体范畴的概念涉及政治共同体的主权归属、主权代表的资格、对共同体命运的决断等问题。在和平时期,这些问题牵涉到政治共同体运转的动力机制;在动荡时期,这些问题则引起政权的更迭。纵观历史,民主、代表、主权等概念通常也是政治革命时期的关键词。

   “法治国”原则属于国家目的的范畴。所谓国家目的,就是指特定政体所要追求的目标、保护的价值、前进的方向。具体来说,法治国的目的就是以“法”为目标和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究其观念根源,这里的“法”是指德国启蒙哲学传统下的“理性法”。因此,理性是法治国原则中“法”的本质规定。与法治国并列的概念是神权国(Theokratie)和专制国(Despotie)。[5]神权国追求的目标是神的秩序、彼岸福祉等,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是信仰和启示;专制国则完全受当权者专断意志的左右,它并非没有目标,只是游移不定。以理性为指针的法治国观念在肇始之初就旨在为国家提供一个新的航向。它以启蒙哲学的智识成果为依托,首先反对的是神权国的狂热和由此造成的压制。从对人本身的认识出发,法治国视野下的人的规定性不再是对上帝的信仰,而是人的理性本身,换言之,不再是对彼岸的向往,而是在此世的成就。进而,国家的任务也不再是提升人的道德,照顾人的幸福,而变为维护公共的秩序,保障财产的安全。法治国的这种诉求最终凝练成国家法层面的两种制度机制:一是基本权利,二是分权。[6]基本权利被施密特称为“分配原则”,它实际上指明了国家行为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换言之,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然而,国家本质上是一股强大的能量,为了确保这股能量不偏离轨道,法治国理念又提出分权原则,其目的是为了驯化和规束国家权力。基本权利和分权可视作法治国原则的两项核心内容,无论在其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法治国的制度诉求均是这两项。只是在面对不同的政体,也即不同的政治力量格局时,这两项诉求发挥的效果和实现的程度不一样。下文在描述法治国的历史发展时,将结合具体的政治格局来阐释这一点。

   把政体范畴和国家目的范畴区分开,并指明法治国原则属于国家目的范畴,从理论上能够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法治国原则与任何一种政体都没有内在的必然关联,进而,法治国原则与任何一种政体都可以结合。在惯常用语中,人们多把君主和专制连在一起,把民主、法治和自由连在一起。历史发展和政治现实的确展示出这样的组合,但是,这仍然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而非内在的逻辑连接。基于前述的范畴区分,从逻辑上可以得出三种组合形式:(1)法治君主制,实际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君主立宪制;(2)法治贵族制,实际就是一种受到分权制约的议会制;(3)法治民主制,实际就是当下西方的宪政民主制。这些形式并非纯粹逻辑演绎,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们都曾真实存在。这就表明,君主制并非必然就是专制,如果有某种动力机制和制度机制,它照样可以走上法治的轨道。同理,民主制并非天然就符合法治,它照样有脱轨走向专制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在民主理念已经获得无可置疑的道德正当性地位的今天,法治的必要性显得更加紧迫,因为民主制比君主制更容易沦为专制。

   理论上的范畴区分有助于提出实践诉求时保持清醒头脑。人们之所以容易把民主和法治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在历史的同一时刻诞生。这个时刻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既是民主制取代君主制的政体原则变革的时刻,也是基本权利和分权[7]这两个法治国原则的内核确立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迅速传遍欧洲,德国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历史的发展机缘巧合,恰恰因为德国的君主力量仍然强大,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未能彻底在德国实现。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彻底性,反倒让人们看清民主和法治原来并非必然结合。当政体变革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或者通过主权代表主动改革,或者通过进步力量的推动,都有可能在现有体制内首先实现法治的诉求。如果认识不到二者的可分离性,在现实政治中始终把二者绑在一起,那就意味着关闭了政治妥协的空间。追求原则彻底性固然勇气可嘉,但若必须以玉石俱焚为代价,则仍让人扼腕叹息。

   在我国,认清法治国原则的性质更具有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主动宣布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这就相当于在不触动政体原则的情况下首先落实法治国的理念。此时,如果学界不能在理论上认清法治国原则与政体原则的可分离性,生硬地把政体变革的诉求或期望解读进依法治国的内涵当中,就有可能不但无法实现政体变革的诉求,甚至连指日可待的法治方案都一并断送。若真发生这样的情况,真正该怪罪的并不是当政者的保守,而是学界的幼稚和无知。

  

   二、“法治国”的历史由来

   本文坚持的理论预设是,法治国原则自始便有确定的内涵,即基本权利和分权。这个基本的诉求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体结构相结合,便展现出不同的制度形貌。因此,下文在描述德国法治国的历史由来时,在理论上坚持区分法治国与政体范畴的同时,再次把二者历史地、具体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自觉地介绍每个时期的政体结构,最终展示完整制度面貌。就此而言,下文展示的并不是一种历史进化论或进步论的图景,而是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型。

   根据这样的理论预设,德国法治国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作三个时期:(1)开明君主制时期;(2)君主立宪制时期;(3)宪政民主制时期。在这三个概念中,“开明”“立宪”“宪政”代表的是法治国的要素;“君主”“民主”代表的是政体要素。这三个时段的划分代表一种理论上的类型化处理,至于每个时段的精确时点之确定,并不是本文的核心关注。

   (一)开明君主制

   德国历史学家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曾根据君主制国家追求的目的,按照历史顺序把君主制划分为三种类型。 (1)最初的神权君主制(konfessioneller Absolutismus),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7-1598)为代表;(2)之后的仁慈君主制(hofischer Absolutismus),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为代表;(3)最终的开明君主制(aufgeklarter Absolutismus),以德国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为代表。[8]神权君主制以实现神权秩序为宗旨,现实中的君主甚至因此要服从教皇的指令。仁慈君主制并未否定神权秩序本身,但却否定教皇或教会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而宣称君主才是正当的代表者。二者在权力结构上虽有差别,但在国家目的上却无分歧,均否定人的独立和主体地位,而以信仰和启示为旨归。只有第三阶段的开明君主制才开始承认和接受人的独立地位。所谓“开明”,即指通过启蒙打开理性的灵光,使其明亮起来。法治国的法即以理性为准则,由此,君主一旦成为开明君主,国家目的便发生根本转向,由神权的君主国变为理性的法治国。

开明君主制是德国法治国的第一种存在形式,以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为代表,即18世纪中后期。此时的法治国原则尚未获得制度形式,即基本权利和分权并未在制度上确立下来,而是停留在理念层面。不过,这种以启蒙哲学高扬的人的理性为旨归的理念获得了君主的共鸣,君主愿意自觉地接受并遵守理性准则。法治国原则在此阶段的最大政治功效就是促成国家目的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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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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