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师友信札日记中所见的周一良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 次 更新时间:2019-02-08 20: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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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 (进入专栏)  

  

   最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周一良全集》收入了《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这是第一次发表。这个访谈是在1989年夏《毕竟是书生》完稿两年后的1991年秋天开始进行的,比《毕竟是书生》有更多的细节,也更为生动。出版座谈会上,一良先生的公子周启锐先生发言,说他父亲的际遇是一类知识分子中很具有代表性的。近翻阅《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社,2007年)、《夏鼐日记》(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傅斯年遗札》(“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等,发现有不少内容正可印证这一点。

  

   周一良先生出生于1913年,1935年燕大毕业后,入中研院史语所,很快便在1938年刊出的《史语所集刊》7本4分上同时发表了两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和《论宇文周之种族》。数年后的1941年7月26日,金毓黻先生在其《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中记道,读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余以为周氏之断语仍有慎重检讨之必要”。他虽然对周文的结论不尽以为然,但这篇论文显然是引起了他足够的关注。周一良1939年赴美留学,1946年返国。

  

   其时正值抗战胜利,各校复员,都在挖人。傅斯年1945年10月17日致函胡适,为复员后的北大规划各系的教员,说到史学系,“非大充实不可”,“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 (《傅斯年遗札》,1642页);另一处又写道:“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同上,1648页)1947年,夏鼐曾受傅斯年委派,任史语所的代理所长。夏鼐曾提出由周一良代理。夏鼐日记1947年1月3日:“上午向傅所长请假返里,傅又提出代理一事,余仍拒绝。……请其与周一良先生商量,由周先生代理,傅仍不许。”可见周一良学成归国前后,即受到各方的重视。

  

   周一良出国留学是洪业为他争取到的哈佛燕京的资助,他必须回燕京服务,于是他如约于1947年入燕大。因房子和职称(副教授)都不能令他满意,于是次年接受清华外文系之聘,任教授。但胡适仍希望他到北大任教。1948年8月7日,胡适在收到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之后,覆函:“八月五日的信与《理惑论时代考》都读过了。北京终以房荒之故使你们不能早来,真使人十分失望。我甚盼望你能给我们几个星期的宽限,因为,我们正在买成一所新宿舍的过程中!”(《胡适书信集》,1175页)但周一良并没有到北大任教。1960年,胡适改定《从〈牟子理惑篇〉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原稿即1948年致周一良的长函)时,跟胡颂平说,周一良是燕京出身研究文史最有希望的人。他少年就请老师在家(天津)学日文,又懂英、德、法、梵、藏的语文,很有天才的人。那时他在北大教书,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他的没有出来,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社,1984年,3162页)。“在北大教书”,是胡适误记。1949年他最终决定转任清华历史系。不久任系主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大。

  

   1945-1946年,顾颉刚先生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2卷,中华书局,2011年),在下编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中,谈及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说“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周一良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所举论文是《北魏镇戍制度考》《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和《论宇文周之种族》(399页)。1947年年末,顾颉刚在日记中列出了他的五年学术研究计划,其中一项是“当代考证文选拟目”,其中也有周一良。

  

   即使如此,他们这辈四十岁上下的人,还没有到国共双方着力争夺的程度。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说:“国民党专机‘抢运’知名教授,其中当然没有我。进步同学暗地工作进行挽留的,我也不在内。”(45页)他虽然不在抢运之列,但他出身于华北大资本家,想走,是能走的。他写信问父亲周叔弢;父亲建议他不要考虑离开,并寄来了一笔应变费。于是,他留了下来。解放伊始的1950年,他到四川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土改”,“回来以后学校就开始‘三反运动’,学校思想改造。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我那时候还是比较年轻,解放的时候我才37岁的样子,没有作为重点,重点还是冯友兰他们,岁数比较大的人,我还轮不上。所以,也做了检查,检查思想,从家庭出身这些方面来检查的,触动也不是很大,也没有怎么太感觉到震动,就是这么个情形。”(《访谈录》,147页)对国共之争,周一良说:“解决前夕,我的思想状况还是一种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思想,对国民党是不满,对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种各打五十板的想法。”(同上,145页)因此他作诗称“独裁民主两悠悠”,“就是说国民党人说他独裁,共产党说民主,‘两悠悠”,两个都恐怕是空的。”(同上,167页)这种“各打五十板”的思想,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也是当时民主党派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大部分人是中间派。即使有能力选择去留的人,去与留,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随后到来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

  

   周叔弢在迎接解放、稳定天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久即参加了刘少奇与天津工商业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发言时说“剥削有罪”。1950年当选天津副市长,不久又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上海书评》2016年5月22日第381期有孟繁之整理的周叔弢函。1952年5月19号致周一良函:“我九号赴唐山,十三号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澈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我现决定将全部藏书(善本与普通本、外文书籍)捐献政府,拟指定交北京图也。”整理者引其日记,“有人告诉我,我过关是中央指示”。在捐出善本书后,又在随后的公私合营中,主动放弃定息不取。 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新政权中,周叔弢是统战对象,是红色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夏鼐日记1951年7月28日:“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北大有向达、罗常培、汤用彤、唐兰,而无郑天挺(系主任);清华有邵循正、吴晗,而无雷海宗、周一良。其他如顾颉刚、柳诒徴等人亦皆除外。” 夏鼐特别括注的这些人,在他心目中,是应有而没有的。但院系调整后,周一良渐被倚重,直到“文革”爆发。

  

   院系调整后,周一良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分立,他是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4年学习苏联,实行专门化,他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入党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是翦伯赞),管研究生、进修教师、研究工作。

  

   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内部印刷品),“文革”前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周一良参加了1955年于荷兰莱登举行的第八届、1956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1964年赴加纳讲中国历史,1965年参加坦桑尼亚史学会等。在夏鼐日记中,也多处见到周一良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的身影。如1956年5月17日:“晚间赴翦伯赞教授家,以其宴请费克理教授,邀余作陪,在座者有周一良、齐思和、杨人楩、邵循正、宿白、王逊等诸位,十时许始散。”1956年的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夏鼐也参加。途经苏联,在莫斯科遇周一良。

  

   在8月22日“周一良同志赴东方学研究所”后,有一个很长的注,“这是我第一次与周一良一起工作。他是民族资本家周叔弢的儿子,安徽旌德人,胡适的同乡”,云云,又引用了《胡适年谱长编初稿》,显然是他去世前不久整理日记时补加的。以下几日详细记录了汉学家会议事(返国后,周一良于《文汇报》发表《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收入《郊叟曝言》,但远不如夏鼐日记详尽和有趣)。9月3日,由荷兰何四维谈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任主席。9月4日,罗香林作报告,谈历史分期,周一良发言,“特别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谈得颇久。贺光中起来拟加中止,以为讨论发言应限于对报告人论文的批评,并责周一良同志发言过长。翦老即跟起来应战”,云云。阻止未果,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退席。下午,周一良报告中国史学界一般情况。9月7日,各国代表报告本国关于汉语及文学的工作情况,由周一良介绍中国情况,并分发汉字改革方案等小册子。“香港方面,由贺光中报告,总述汉学研究情况,包括台湾,称之为‘in China’,欲争正统,我们置之不理。”1957年7月19日:“中午偕秀君赴中埃友好协会为埃米尔教授饯别,周一良同志夫妇及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夫妇在座。”1957年7月26日:“晨间赴车站送埃米尔教授离京返国,周一良、宿白诸同志都来送行。”1958年6月6日:“周一良同志来,为北大约邀科学院历史科学四所座谈跃进。”1959年8月12日:“安志敏同志来谈赴英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事,谓今日上午已开会谈过一次,决定由侯外庐同志任团长,周一良、冯至、傅懋勣、安志敏四人为团员。”9月30日:“中午参加对外文协主持的招待外宾酒会,……又遇及周一良同志。”1961年9月29日:“上午偕尹达、侯外庐二同志赴新侨饭店,参加史学座谈会。以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三岛一及高桥磌一,皆系历史教学者,故经过教育工会邀约座谈。到席者尚有翦伯赞、周一良、刘大年三同志。”1962年11月16日:“下午赴历史所,参加拟译国外重要史学著作目录的会议,由周一良同志主持。”1964年8月21日,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8月27日,“本来历史组是刘大年、周一良二位,因为周一良同志送古巴团长历史学家胡利奥·勒·里维兰上飞机,所以由我来代替”;8月28日,“上午继续讨论‘哲学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下午继续讨论这题目,发言者有朝鲜(金木乙)、中国(刘大年)、印尼(阿威)、中国(周一良)等发言……散会后,与刘大年、周一良同志同车赴北京饭店,参加越南大使馆的招待会”。8月29日,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史学座谈会,由尹达同志主持,到会者有范文澜、刘大年、周一良、白寿彝、吴晗、严中平、何干之、刘桂五等史学界人物。9月3日,“午后,开哲学社会科学组论文编辑委员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至五时半始散。周一良同志陪伴越南代表团长陈辉燎同志赴西安,匆匆返京,闻明日又将伴之南下”。1964年10月13日,“上午陪小野胜年赴北大参观,苏秉琦同志同行。抵临湖轩,由周一良、俞伟超及校长办公室一同志招待,周一良同志介绍学校及历史系情况,苏秉琦同志介绍考古专业情况,然后参观考古专业标本室”。1965年2月15日:“上午赴历史所开会,由侯外庐所长召集,金灿然、周一良、姚家积三同志参加,讨论东北史地问题。下午翦伯赞、周一良、侯外庐、姚家积同志来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展览。”7月1日:“傍晚赴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周扬同志接见韩顿夫妇,并共进晚餐,在座者有张友渔、刘思慕、周一良、侯外庐、陈丹南、吴学谦、傅懋勣等。”7月3日:“张友渔为韩顿夫妇饯行也。在座者有张铁生、陈丹南、周一良、刘思慕夫妇、宋守礼及翻译。”12月16日:“上午赴历史所开会讨论东北民族史诸问题稿,由侯外庐同志主持,金灿然、周一良、姚家积同志参加。对于审阅结果提了一些意见,高句丽及渤海部分只有一些小的修改。”

  

顾颉刚日记中也有周一良的学术活动,如1955年1月11日,“到科学院,开考据在历史学及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会”;1955年2月17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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