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周一良先生周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0 次 更新时间:2016-04-06 17: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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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 (进入专栏)  

   周一良先生辞世已经近一年了。我早要写点东西寄托哀思,几经动笔辍笔,现在重又开头。原来构思中想说的一些事,在周先生陆续出版的书中多有提及,这篇短文也许可以与之照应。《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这三部书,与此前汇集在《周一良集》中各种沉甸甸的历史论著虽说是两类不同作品,但同样是历史。有人评说周先生随笔性的作品都有很高的学术含量,都是名家史笔,我是很同意的。这三部自传性的书以叙事为主,间有议论,寓论于史。他取《毕竟是书生》为头一部自传体著作的书名,凝重中隐含沉痛,表明了他的史法特点。

   顺便提及,“毕竟是书生”是我与周先生在魏建功先生悼念会场中参读众多挽联时发现的辞句,当时我们同时称好,还议论了一阵。他大概从那时就萌生了取此定位的想法。

   《毕竟是书生》写得较早,其中除了个人学案部分以外,最具特色的是记下了自己的坎坷,在反思中抒发了久积的郁闷。以后周先生得病,行动不便,不能自由阅读,似乎增添了寂寞感,沉思更多,不断酝酿出深带感情的文章。《郊叟曝言》和《钻石婚杂忆》所思所录,转向怀念青年时期的师友和追忆建德周氏自周馥以来的家世。其中除了表露最为深切的对邓懿先生的鹣鲽情深之外,最突出的感情迸发是《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稿,人们从行文的痛切处可以感觉到,周先生是和着泪写成的。《追忆胡适之先生》同样是“表达自己诚恳的请罪心情”。

   只是在对胡适、傅斯年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再评价时,我觉得有过头之处。例如傅的“史料即史学”之说过去被不切实际地批判过,现在与其无条件对此说加以颂扬,毋宁从傅文写作时古史新资料大量涌现亟待整理的需要,或者从传统的中国史学与欧洲史学(特别是傅所提倡的兰克史学)接轨的需要来理解傅的用意,说服力可能要强一些。

   这个意思我在探视周先生时当面说过。那次探视谈及对陈、胡请罪之文,我脱口说出周先生的心情很像是古时道家上章首过,他浅笑点头。事后我深悔失言,但怎么也没想到一语成谶,周先生竟在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

   《毕竟是书生》一书很受社会重视,反应各不一样。曾有人说,在那个年代,政治找上了书生,谁轮着谁倒霉,没什么说头。我则认为,作为自传的重要资料,冷静地记录下来也好,但可能还有认识不到之处,有因违碍而无法说透之处,最好不忙发表,等等再说。但是周先生很认真,自信襟怀坦荡,还是先在日本发表了。这倒真使他在相当程度上驱散了心头阴影。

   随后在周先生思想感情上泛起的师友情结,其点睛之笔《向陈先生请罪》一文,理当入《郊叟曝言》怀念师友的一组文章中,只是由于周先生记起此事较晚,所以不得不收入《钻石婚杂忆》。

   向陈、胡请罪,是书生自我调适的有效办法,对周先生的心境很有好处,等于又卸下一个包袱。关于家世,过去周先生做过太多的过头批判,晚年还是有所回归,使人感到书生对家世门第毕竟刻骨铭心,不曾忘怀。周先生辞世前以族中长者身份,邀约在京三十余族人子弟餐叙留影,事后只有几天,周先生就仙逝了。这真像是周先生自知来日苦少而做出的急切安排,使他在家世门第情结方面获得一次最后的慰藉。周先生秉性书生,终于历尽劫数,抖落灰尘,回复书生本色,是他的“塞翁”之福。周先生为人极有修养,慎言而又含蓄,陆续刊出的三部沉思之作,于叙事中表达了感情,不过多也不过分,符合他的文风,也符合他的性格。看来还是周先生自我定位准确,他“毕竟是书生”。我个人和周先生接触和交往,经历了半个世纪。周先生战后刚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兼过课,名气很大,听说他学识渊博,兼具世家公子和洋博士风范,只是我一直无缘见到他。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后我是他所领导的教研室成员。学校里风风火火学苏联,搞教学改革,搞思想改造,说是中心工作,实际上是瞎折腾。

   在那种政治气氛中,学校领导和系里干部对周先生的认识主要不在于他的学问,而在于他诚心诚意靠拢党组织,是贯彻各项工作的“依靠对象”。当时他只有四十来岁,但却是有身份的老教授。他在三校历史系合并后颇为复杂的人事情况下,处事公道,看问题顾大局,责任心强,办事讲求效率。他对同辈能忍让,人缘好,威望高,很受师生敬重。周先生学风务实,不唱高调。我记得他到我的课堂上作过检查性听课,事后说意见,主要的一条是我念错了一个字。我当时认了错,可是并不理解这有多么要紧。周先生治史重视小学功底,讲究正字审音,有家学传承,也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后来他在《说宛》一文中说到“读书必先识字,遗训秉诸先生”。这使我一下子联想到几十年前对我一字误读的意见,是一个关乎国学修养的指点,只是他当时并未明说。

   院系调整后,虽经过“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大家都还是尊重传统史学的。对传统史学的否定,是稍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周先生曾自告奋勇给系内青年教师教日文,我也参加学习。他教学极认真,进度抓得紧,我没有时间预习,当了逃兵,给周先生留下一个坏印象。

   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记下了他离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创建亚非史教研室的具体情节,并且说:“巧的是当时奉支部之命来动员我改行的书记田余庆教授,后来也专治这段历史……”

   这确是一种巧合。事情是由于余逊先生突发重病,很难恢复,系里临时决定先由借调在外的汪筏先生暂代,让我准备一年,接替余逊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课程。那时我只是一名讲师,接手系里的重头课,资格并不充足,最好是由周先生接手。只是让周先生“转业”的事,在当时以学苏联为国策的政治条件下,关系到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模式完成北大历史系三个“专业”、七个“专门化”建设的“大局”,上下都很关注。至于此事对周先生这位早已成名的中国史专家的个人损失,当时没有人考虑到。

   以后若干年在周先生困难的时候,有人向我打听他的思想状况。此时我已悟出一九五四年周先生“转业”毫无犹豫、毫不保留之不易,以此证明周先生思想中最本质之处就是听党的话,而周先生“文革”中的表现,其思想根源也在这里。周先生自己说过,解放以后有些政策他跟不上,但他认定政策来自党中央,所以他总是从自己的出身、教养进行反省,不是政策左了,是自己的认识右了,只有改造自己才能跟上。这就是说,他应是党驯服的工具,党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我相信周先生当时的信念是单纯而又真诚的。古人说“披心腹,见情愫”,周先生的这种情愫是他的可敬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其实知识分子好多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只是周先生更为显著而已。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课堂上也是政治挂帅,学校里完全没有学术气氛。这时周先生对我仍然关怀。他把他过去所有论文的抽印本都检送一份给我,这差不多就是他头一部论文集的全部文章,我才获得细读他全部文章的机会,这对我很有教益。可惜我那时没有搞科研的奢求,所以也没有产生向周先生多多请教专业问题的意愿。这个阶段,周先生入党,当系副主任,成为“当权派”了。我与周先生有关的两件事,令我铭感不已。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秋冬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网罗进所谓“党内专家”一案受到重点批评,大小批斗总有一二十次,持续一两个月。最后一次扫尾会上,系里有分量的人一一发言,预定主题是批世界观。周先生发言从自己出身富有家庭、一生顺利谈起,反衬我青少年时家境贫寒,个人奋斗求出路,后来不注意改造思想,忘了本,像刘裕幼时原是伐荻耕田的人,有了本事就当皇帝一样,等等。

   我当时感到这个发言构思煞费苦心,是批判我,又尽量不伤害我,客观上还似包庇我,以至于露出了把柄。周先生毕竟是书生,搞政治批判并不练达,露出把柄被人当场抓住,系里一个领导人指责周先生“严重丧失立场”,周先生只好低头不语。

   还有一件是借书的事。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政治运动的恶风停息了一阵,我处在被批斗之后的暂时“安全”期,虽然教书和编写教科书的任务重,但还有时间,能读点书。周先生知道我正在读一些丛书,主动对我说,他藏的丛书多年未动了,我可以拿来用。于是我雇三轮车搬回了十余种数十函,装了满满一车。

   “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处抄家毁书,我很为借自周先生的书担心。破四旧风潮过去后,我立刻把这批书运回周宅,函套上还留下一些红卫兵封书的封条残迹难于尽除。我还记得《墨海金壶》(或《岱南阁丛书》)中的一函,阅读时被桌上红墨水倾倒浸坏,我非常过意不去,周先生却连说没关系。我想,藏书人帮助缺书人,也算是一种功德,而留下红墨渍就当作是一点纪念吧。

   藏书人惜书,我轻易不开口借,而周先生却是如此慷慨豁达,实在令人难忘。周先生还送过我几种古籍复本,其中《封氏闻见记》二册是他亲手校勘过的,从书尾所记干支看,是他二十出头所读。这样的读书方法跟我们今天的“短平快”的读书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辈的人其国学根底的差异。

   周先生青年时已是魏晋史名家,在我与他交往中他却从不以师道自居,也不多谈论专业学术问题。他对我的影响毋宁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去年周先生曾让我用他准备的“色纸”写点什么,我写的话有两句是“蜗行龟步自成趣,为有前头引路人”。周先生实际上对我起着引路作用,但又没有多少言论可以记述。

   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历史系与祝总斌先生和我三人“形成系内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此事是我与祝先生出于对周先生的敬重,希望他能领着我们开展研究而向周先生提出的,多少有拜师的意味。周先生当时用“松散的联盟”五个字一锤定音。至于“亲密”一词,是他根据后来十余年中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联系而加上的,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荣幸。

   回顾半世纪以来,我真正认识周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是“文革”以后的事。个人学术接触加多是最主要的原因。周先生姓名常出现在四十年代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杨联陞等人的信札中,几乎都是对周先生的称赞。且举较早的赵元任致傅斯年函为例,赵提到战后招致人才之事,说:“史语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这样的舆论周先生自己是知道的,但从未听他说起过。

   八十年代后期的某年,周先生同我聊起台湾竞选院士的事,说到在美国的邓嗣禹教授曾致函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推荐周先生为院士。吴复邓函说,周先生是中研院旧人,大家对他的学问都很熟悉。只是碍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不便在台湾提出此事。邓把此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把材料交给北大党委,以示坦荡。

   周先生是极其珍惜时间,勤于著述的大史学家。五十年代以前是他的青年时期,以其后来辑成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为代表作,属于史学界同辈中最年轻的佼佼名家之一。“文革”结束之前的二十多年是周先生的壮年时期,这段时间有很多是糟蹋了,但还是有《世界通史》这样亮眼的成果。

   周先生毕竟底子深,潜力大,从七十年代中撰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到稍后刊出论文续集,以至到最近连出新作,内容精湛,数量也相当大。这已是周先生的老年时期。如果壮年时期的时间不被浪费,周先生总体学术成果就更辉煌了。周先生著作加起来看,从青年以至高龄,洋洋洒洒,中外古今,取精用宏,否泰不移其志,老病不辍其业,周先生可谓不朽矣!

   (本文原载《燕京学报》新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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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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