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垂范岂限汉家——送别田余庆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3 次 更新时间:2019-02-08 2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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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 (进入专栏)  

  

   2014年12月25日一早,田门弟子陈爽兄来短信,告知田余庆先生凌晨去世。我有些发懵;上周五,刚随韩树峰、侯旭东二兄拜谒,从十点聊到十二点,老人精神极好。近午,陈爽又电告,教外弟子如吴玉贵、张国安、侯旭东等拟送花圈;不久即接旭东兄来电,要我拟一挽联。我于此完全外行,想到告别时大家不会留意花圈挽联,就想以“千古”一类俗语塞责。旭东兄很不以我如此苟且为然。我拗不过,苦思冥想,勉为其难,诌出半联:“探微索隐,循循善诱,受教何止及门。”后经旭东兄反复斟酌,修改为:


高明独断,循循善诱,受教何止门下;

探微索隐,矻矻覃思,垂范岂限汉家。

  

   初次拜见田先生,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二年级吧,我想考田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的博士研究生。沙知先生就让我读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论丛》及《续编》、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和刚刚出版的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恰逢人大图书馆门前有书展,九折优惠,课间去看,正有《东晋门阀政治》,于是急忙购下,题记:“九O、三、十二,购于人大校园,时值迎亚运书展。”沙先生与田先生在北大是前后届同学;50年代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办研究生班,他们又是同学,所以,沙先生便给田先生打了电话,命我趋府拜谒。

  

   我骑车到中关园田府,敲门;师母应门,让我进书房,田先生正坐在书桌后。他说听沙先生讲,我挺喜欢书,问我都买了和读过些什么书。我是喜欢买书,但读的书实在太少,支支吾吾,没能说出些什么。临别,我看他身后的书架有一套70年代中华地图学社印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显示自己于书较为熟悉,便说重印的绿皮本作过些什么订补之类。田先生没有说话。此后向田先生请益渐多,我想他是不 大喜欢这种小聪明式的炫耀的。

  

   1991年的考试,我虽名落孙山,但却与田门的几位师兄弟混得颇熟,特别是陈爽兄,在田先生主持读书班时,专程驰告,得以有幸随班在二院108室,读了一学期的《东晋门阀政治》。

  

   田先生的威严,在他的学生中是早著“声誉”的。他们说,田先生不说话,总盯着你,于是,发言者就不自觉地越说声最低,最后在声气几无中,细细地结束了。我随他读《东晋门阀政治》,也有同感。但那时他在大病之后,且已是古稀之年,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我所接触的,已经是“像变了一个人”的慈祥老者,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那时,田先生正在着手修订该书,拟出第二版。他的修订,是在用十六开稿纸手写的原稿上进行,而不是在初版的书上。稿子上的红笔密密麻麻。我将手稿借出,回家将其修订处一一誊录在我的初版书上。他在《再版序》中,说这些修订,“有的是更换原来不恰当的资料和完善不周全的论点,有的是修正原稿在抄、排、校中形成的漏误;有的改动只涉及词句,有的则是大段的增补。当然也有删削之处”。出版论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也是一改再改。第一版《前言》:“收入《探微》的文章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很大,甚至重写一过。”《修订本跋》交待的改动,其中一项是“增删和修改”,“这类变化比较多,有资料性的,有论证性的,也有文字表达方面的”;一项是“更换主题或设副题”,“这类改动都是为了与内容更贴合一些,一般是技术性的,无关文章主旨”。《拓跋史探》的《修订本后记》:“修订本对原书有较多改动,订正了一些使用史料和认知史料的不足之处,另外,也有若干见解上的变动。”我也在责编孙晓林先生处看到田先生的修改,简直可以说是“改花了”。即使是自序或前言,他也是一改再改。

  

   他的论著表达之善、文笔之好,学界是早有口碑的;他常说,“文章是改出来的。”他不厌其烦地仔细推敲,尽可能做到取材恰当,论证周延,表述简捷准确。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舍得割肉”,劝我们不要枝蔓,将与主题无关的部分尽予删落--被删的部分未必不好或没用,只是放在这里不合适;可以另写文章嘛。他解释道。

  

   2000年,罗新兄参加吴简整理,召集在京同好韩树峰、侯旭东兄等,隔一两周聚一次,以讨论新出的这批材料。第一次商议此事结束后,我提出往田府拜谒。罗新联系后,我们一同前往。其时,第三版的《东晋门阀政治》已出版有年,陈爽兄撺掇我向田先生讨要。我在此书写有题记:“田先生兴致颇高,从学问聊到时政,十分尽兴。在陈爽鼓励下,我向田先生索此书,先生欣然应允……其间田先生诵诗二句,言学问,可惜他正题字,忘了请他将此二句写下。”也就是这次聊天,我问田先生《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的题签,才知是出自师母之手。我也随手在该书扉页记道:“奇怪的是,罗、陈等门人亦竟不知。”

  

   再往后,随着田先生年事日高,我常随韩树峰、侯旭东二兄趋谒。我无知无畏,常常抢话,成为“主聊”。聊至高兴处,我有时竟会下意识地拍拍他的腿;出来,同往的韩、侯两位都批评我,太轻佻、太放肆了。我很喜欢去看望田先生,跟他聊天。聊学术、聊时政、聊掌故、聊八卦,无所不聊,都极有趣。无论为人作学问,他都有极富启发之言。他离开前的周五,我们仨又去拜访。树峰兄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依现在的考核标准,您就得降聘为副教授。老人听了,认真地点着头,连声说是,逗得我们大笑。随后,老人说,问题总得想通;想通了,写作也要讲章法。临别,站在门口,逐一问我们最近在思考、研究些什么问题。他不是把学问作饭碗、当工具,而是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着“一个从学的人对学术的一片崇敬之心”。

  

   聊学问,他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境界”。谈读书,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读书得间”。1991年博士生专业考题,他出了两道简述题,一是《说儒》,一是《甲申三百年祭》,二选一。我当然选的是后者,因为这文章被选入中学教科书,耳熟能详,再不济也能扯几句,而于《说儒》则一片茫然。事后,有学生说,凡选这个题的,分都不会高。田先生常举前辈学者的名篇名作为例,说他们一出手就是这样的境界,就是这样高水平的著作,告诫学生,起手要高,要高标准,不能把手 写滑了,低水平重复。一次,聊及占田课田制,他略一沉思,说这类问题,即使写文章,也无非是在现有的许多解释中,多一种猜测而已。他九十岁颂寿论文集征稿,我苦于一时无像样的文章,便呈一篇谈《水浒传》中某句话的理解的文字。论集出版后,一次又是随韩、侯二位到他家聊天,他突然问我,你写了篇《水浒传》 的文章;这个工作,你还会继续做下去吗?我以为他要鼓励我,于是说,我再继续读一读,看有没有可作的。他说,这种工作,还需要一个历史学者去做吗?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别人做不来的工作吧。

  

   他跟学生聊天,常常谈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想法。有学生问,您这么说出来,不怕别人听到后去写吗?他说,如果别人能写,我就不用写了;就要写那种别人写不了的文章。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自信,也是对学术高度、学术境界的追求。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前言里,特别拈出钱锺书“宁恨勿悔”一语,表达了他对学问境界的追求。这个态度,影响了不少学生。韩树峰兄就说,什么是好文章?就是你看了题目,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该写什么;倘若连题目都从没想到过,更无足论矣。

  

   他在《拓跋史探·前言》中,谈到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认为陈氏是“凭借精微思辨,推陈出新,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问题,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释”,并说“在古史研究方法上给了我极大的启示”。他的研究正是以对历 史问题的思考深度著称。他常说,不能仅仅是把某个问题考证清楚了,“砸死了”就行了;要基于乾嘉、又不止于乾嘉。周一良先生《我和魏晋南北朝史》特别谈到 田先生的研究特点:“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好学深思、苦心冥索,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概括。田先生自己也说“我的兴趣在钩沉发隐”——他是要在考订史实或勾勒现象的基础上,探微索隐,探究背后的东西,是要理解历史。同时,他又力求“理在事中”,不流于空泛甚至虚妄;很少作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式的纵论。他跟自己的一位老同学戏称自己只能说清五百年的历史。《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班,一次下课,我陪他从二院走回中关园寓所。途中闲聊,他告诉我50年代他与人民大学的一段因缘,这时,我向他请教,门阀政治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他看我一眼,说这样讨论问题,很容易“飘起来”。

  

   在《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他说唐先生的著作“有自己的巧思”,并引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解释《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以及陈寅恪的三篇论文来作比。有巧思,也正是他的追求。胡宝国先生评《东晋门阀政治》,举出他关于晋室渡江的看似相矛盾的材料的处理,即可说明。

  

   他主要是作政治史的研究。“文革”结束,他比别人晚解放两年;之后,才算真正能全力以赴进行研究。那时,他已是望六之人,不能再铺开,而只能就有心得的题目挖深挖透;这就是他常谦称的“守拙”。2011年他对自己的学术作了回顾:“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但他将研究比作钻探,常常告诫学生,要“多挖几口井”,不能只挖一口井,要注意研究的面。

  

   “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也是他渐入老境的三十年,但他却在迟暮之年,给我们留下了两部专著、一部论文集,总计文章三十多篇、近百万字的学术精品。学术贡献早已有学界共识,不劳我饶舌。我想说的是,他一些认识、理解或论证,也许在后学看来,有不尽妥当之处,但他沉潜深思、探微索隐的治学态度,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田先生久负盛名,但极为清醒。他常说,要爱惜羽毛。这是他律己甚严的代称。他在八十岁庆寿会上,赋诗明志。其三有句云“知足庶免辱”。2011年,《拓跋史探》修订本出版,承田先生赐赠;聊天中,他也数次聊及“知足免辱”。当日返家,我即写题记道:“田先生八十自寿诗有‘知足庶免辱’句,谈话中亦重申‘知足免辱’,此可谓智者之言也。”他有这样的名望,却很少担纲组织集体项目或大工程,也没有主编过皇皇巨帙。宝国先生说,他本可以活得很热闹的,但他却选择了低调。

  

田先生极会讲话。即使是一些仪式或场面上的发言,也总是既得体又有内涵、有闪光处,从他的《师友杂忆》可见一斑。祝总斌先生八十岁庆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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