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岑仲勉进出史语所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 次 更新时间:2019-02-08 2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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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但我们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岑在古文、古史、古音研究方面,并未采纳傅斯年的意见,终因学术理念不同离开史语所。

  

   2016年是岑仲勉(1886-1961)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论,纪念这位为中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人。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特别是从1933年到1937年,主要是通过《圣心》上发表的文字,与陈垣建立了学术联系,并由陈垣的延誉,渐为学界所知。第二阶段,是1937-1948年在史语所工作的十年。这是他治学最勤奋、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最有成就的黄金十年。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果,都是在这期间取得的,而且都是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元和姓纂四校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以及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的主要论著。这都是傅斯年所着意表彰岑氏的“史籍碑版”之学。第三阶段,是1950年至去世,是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最后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出版了此前就已一直在从事的《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也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同时,开始接受新理论,编撰《隋唐史》教科书。这部教科书的贡献,是对许多具体史事的考订,而不在于跟陈寅恪的商榷。

  

   岑仲勉有关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成果,为中古史,特别是为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学界即已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1946年,顾颉刚先生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中谈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即说“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创获亦多,陈先生而外,当推岑氏。著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足与劳格、徐松的书并驾”。1939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傅斯年遗札》,史语所,2011年。以下傅致函均出此书):

  

   全唐诗文札记三册,弟读毕叹服之至。如是读书,方可谓善读书,方不负所读书,此应为一组助理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窃以为史学工夫,端在校勘史料,先生目下所校,虽限于全唐诗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义,虽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何以异焉。况其精辟细密,触类旁通,后来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诚不易事,谨当编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宠也。……日后《姓纂》校成,必为一时之伟著,无疑也。

  

   顾颉刚将他的工作,与清代著名学者劳格、徐松并列;傅斯年则将他与司马光、钱大昕并举;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此外,岑先生一直醉心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最初在《圣心》发表、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文字,正是中西交通史的作品。这始终是岑先生的研究课题之一,作品大多收入《中外史地考证》。这些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引顾颉刚等《当代中国史学》,谈到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将岑与向达并列,称“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所举岑先生文,多是发表于《圣心》上的文字。岑氏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古史研究。代表作,大概就是后来收在《两周文史论丛》(商务,1958)中的文字,主要集中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这是傅斯年下决心要解聘岑仲勉的直接原因。

  

   与岑先生一生学术最为密切相关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陈垣,一位是傅斯年。陈垣对岑仲勉,有援引(主要是延誉),有帮助(主要是借书),但对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并未发挥大的作用和影响。还有一位,就是陈寅恪,于岑先生的生平出处,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就隋唐史研究而言,他们二位却是同行。

  

傅斯年把岑仲勉聘入史语所


   对岑仲勉的学术人生发挥重大影响的,是傅斯年。岑先生的学术黄金期的十年,是在史语所;奠定岑学术地位的学术成果,是在史语所进行的中古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岑仲勉自己也说:“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52岁到62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转引自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卷五,书目文献,1983)。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如前引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称“他是在1937年初得到陈垣先生的推荐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但我们现在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傅斯年曾劝陈垣想办法将岑聘入学术机构,最终未果。陈垣将启功从中学聘入辅仁,传为学界佳话,但在岑仲勉的去处上,却未能有所举动。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陈垣函:“岑君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版,三联,2010)1935年1月9日,傅斯年致陈垣函:“岑仲勉先生想无法安居此百二秦关,弟时时思欲为之效劳,终想不出办法来,未知先生近接其来信否?”

  

   终于到1937年,傅斯年得到了将岑聘入史语所的机会。是年4月2日,傅斯年致函岑仲勉:

  

   屡承惠赐大著,感佩之至。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兹敢陈其梗概。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二、薪俸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则之一。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任何有给职务。……数年积愿,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

  

   “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道出了傅多年的努力;“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说明是傅要聘岑,因岑与陈垣关系密切且傅由陈而得识岑,故傅将聘岑事知会陈垣,而非因陈垣的推荐——如果是陈垣推荐,傅还会说“得其同情许可”这样的话吗?1937年4月23日,陈垣致傅斯年函(《陈垣来往书信集》):

  

   接岑先生函,知我公爱才如渴,至佩至佩。

  

   可以说,岑之入史语所,不是陈垣的推荐,而是傅斯年“爱才如渴”,努力推动的结果。倘若要感谢,实在是应该感谢傅斯年才对吧。

  

   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傅对岑的古籍考订等工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这从1944年哈佛燕京的补贴事上,即可见一斑。1944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董作宾,谈哈佛燕京社补助费事,岑被袁守和漏去,傅斯年将他人换去,将岑补入到补贴三万的名单;后又补上一万。11月6日,傅又致董函,为补助费事,“乞兄与济之、仲勉两兄一商”。

  

各行其所是

  

   然而,到1948年,傅斯年却决意要解聘岑仲勉。《夏鼐日记》(华东师大,2011)中有岑离职并返粤事。1948年5月28日:

  

   下午接傅先生来信,关于加薪晋级事,及辞退岑仲勉先生事。

  

   5月29日,夏鼐日记:

  

   上午陈槃君来通知,谓岑仲勉君决定辞职,此事即可如此解决。

  

   6月20日,夏鼐日记:

  

   晚所有宴请向觉明、岑仲勉二先生,连主人共八人。

  

   7月11日,夏鼐日记:

  

   晚间与高晓梅君同至岑仲勉先生处送行,以岑先生明日一早即上船离京也。

  

   曾有学者认为,岑仲勉的离职,是因为他在1944年发表的有关《史记》中“不得”的记载,徐俊已发表《关于“不得”的后话》(《书品》2010年第3辑),详加辨正,指出此系误传。极是。傅、岑二人的分歧,措辞上看,是傅对岑的研究逸出约定范围表示不满;但究其实,则是傅对岑的古文、古史、古音的研究不以为然。

  

   上引1939年4月17日函,傅在大力表彰岑仲勉的文献学研究之后,谈到了对岑治古史的不以为然:

  

   古史一道,弟观感稍与先生不同……今日治此一事,弟以为应兼顾下列两事,一、乾嘉经学之最高成就(声韵、训诂之学),益以金文、甲骨为之材料。二、近代考古学之发明……寅恪先生言,‘书不读秦汉而上’,此或有激而作,然有至理存焉……夫古史材料,已成聚讼,若拉入后代中央亚细亚、印度各名词,似更如治丝而纷,恐此一路未能解决问题,徒引起无底之辩论,盖或出或入,皆无证据,故或如韩非所说后死者胜矣。然则第一组姑不治此一事,而以考古之学归之第三组,文字学归之经学家,可乎?此一大著疏通致远,弟所佩服。然其可能性究有多少,弟不能无疑。弟固不能断言周人不自于阗来,然其自于阗来说亦无证据。禹、于二字,古音绝不同,甸在金文即是田字;‘维禹甸之’,之田则动词也。故禹、甸决不能作为一名词。卤、周二字音形亦绝不相干。大凡声音字体,涉于语言学范围者,宜系统考定其相同违之处,若执一字辗转比之,三五转后,恐无不合者矣。”

  

   1945年2月2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

  

   顷看院报告稿,大著有《琱生簋释名》一文,此不在先生研究范围之内(在昆明时有此旧约也),故已代为删去。乞谅之。又,《元和姓纂注》、《突厥集史》两大书,可否今后集中精力,先成其一,其一既成,再成其一。如须同时办,可否先精力集中于此两书,姑舍其他。……古文古音古史,本所各自有专家,皆一时之俊,犹之先生擅长在中世史也。

  

   3月26日,傅又致函:

  

我辈既在第一组(史学),其所治之范围,自应以第一组为限,盖语言学者,自有其纪律,非自少专攻,精通各种文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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