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周叔弢、周一良的藏书、读书与著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16-09-06 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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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睿  

   最新出版的《周一良全集》(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全集》),是周一良先生学术成果最为全面的总结,此书不仅继承了先生自定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五卷本的体制,而且增补很多内容,篇幅较之旧本增加一倍有余。尤其是其中《自传与杂记编》四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藏书、读书生涯的新资料。小子不揣谫陋,参考其他周家相关资料,略谈周氏父子的藏书、读书、捐书及著书。


书林领袖:弢翁的藏书、校书

  

   周叔弢(1891-1984,名周暹,字明扬,中年之后,自号弢翁、老弢)出身晚清官宦之家,少年丧父,随侍祖父周馥(字玉山)居于芜湖、扬州、庐山、青岛。周馥曾经是李鸿章幕僚,助其办理洋务,创办北洋水师,眼界开阔,见识卓远,弢翁自幼受祖父言传身教,故能兼习中西之学。及至周叔弢同周氏族人投资其四叔周学熙在天津兴办的诸种实业后,经济独立,逐渐开始收藏善本古籍。1917年所得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寒山子集》,是他收藏宋本的开始。因得宋本《寒山子集》,弢翁取书斋名为“寒在堂”,此后因陆续收得两部宋本《南华真经注》,称“双南华馆”,又得元刻《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而称“东稼草堂”,获宋本《王摩诘文集》而号“半雨楼”,以获得元刻《孝经》而号“孝经一卷人家”,而最为常用的斋号则是“自庄严堪”,实以弢翁好读佛经,语出释典。

   关于弢翁藏书之富,标准之高,见于傅增湘先生《自庄严堪勘书图序》、谢国桢先生《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冀淑英《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序》,以及弢翁次子珏良先生《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我的父亲与书》等篇,不必赘述。今所谈者,重在弢翁的鉴书与校书。正如谢国桢先生所云:

   公之于学,精通目录,于校雠、赏鉴,兼而长之。夫目录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治版本亦当如是。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区域、时间,及其书籍最初之刻本;次当考察世间流传之名著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终当校勘刻本文字之异同。公于鉴定佳椠名钞,精细入微,吾友赵斐云(万里)兄曾云“公为正懂书者”,此非桢之阿誉,盖识家之公论也。(冀淑英纂《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古人的版本鉴定为观风望气之法,多是依靠经验,虽有鉴识,又往往据为不传之秘,外行多目之为神奇。近代周叔弢、傅增湘、赵万里诸先生则注意到刻工姓名,以断定版刻的时代和地域,多根据相同的刻工姓名,可以将无年代的古籍和有纪年的古籍联系起来,从而做出正确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版本鉴定方法。而诸位先生中尤其以弢翁贡献最大,他经眼的宋板书极多,随手记录刻工姓名,编辑了《宋刻工姓名录》(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作为版本鉴定的工具,也传为后人方便利用的科学方法。这正是弢翁鉴定佳椠能够精细入微的诀窍。弢翁关心刻工,所及还有中国刻工东渡日本的情形,以及雕版技艺的现代传承。上世纪70年代家书中,弢翁提及曾在和刻本上留下姓名的福建刻工俞良甫,并推测当时日本招致的福建刻工当不止俞氏一人。上海朵云轩翻刻弢翁捐赠的元本《稼轩长短句》,别有特色,故弢翁特向顾廷龙先生询问刻工姓名,并详列于观书小记之中,并云:

   昨见《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董康)刻之下也。(《弢翁遗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除了刻工,印刷古书所用纸张也是考订版本的重要依据,弢翁颇为留意,周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一文中有详述。上世纪80年代,弢翁曾命一良先生多次致信研究古纸的专家潘吉星(《全集》第十册),请教古籍用纸问题,可见此事弢翁用心之深。弢翁还注意到公文纸印书的问题,他在致一良家书中谈到:

   宋元本书用旧纸背面模印,黄荛圃(黄丕烈)跋宋本《芦川词》已注意及此。《书林清话》有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条,言之甚详。我藏书中,有宋本《三礼图》,是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公文纸印,元本《隋书》,是明嘉靖公文纸印。近世最知名者,宋本《王文公集》,不独较他本多出诗文若干篇,背面乃南宋名公笺翰简帖。我曾得照片十余纸,今已散失。此书已影印,前些时仍售旧价七十元,可谓价廉物美,惜无知音之人耳。(《弢翁遗札》)

   可知弢翁早已利用公文纸判断宋刻的年代和地域,自己所藏之外,上海图书馆所藏《王文公集》纸背名公尺牍也早已关注,曾请人拍摄照片。

   弢翁藏书不仅重宋元旧刻,而且必求足本,若有缺卷,则必有前贤据善本钞配方收;若是寻常明清刻本,必有名家校勘、批注才能入眼;若原书向无宋元旧刻,则求旧抄,故其所藏多有宋元抄本(如宋抄《宝刻丛编》、元抄《简斋诗外集》)、明清影宋元抄本(如明影宋抄本《龙龛手鉴》《新唐书纠谬》、席氏酿华草堂影宋抄本《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以及名家手抄(如明吴宽手抄《山海经》、清吴翌凤抄本《石刻铺叙》)。弢翁自幼爱好书法,终身临习不辍,方尔谦赠联云“略师蝯叟(何绍基)中年字,时得荛翁(黄丕烈)未见书”(周一良《再记联圣大方》,《全集》第9册),真是写实。深湛的书法造诣有助于弢翁判别名家抄本的书迹,故自庄严堪得何焯、黄丕烈、顾千里、劳格等名家批校本,以及旧抄精品甚多。弢翁不仅慧眼识书,而且善于读书、校书,善于考究版本流变,故一书求备诸本,如《东观余论》有宋刻本(明抄配补),又有明影抄宋嘉定三年刻本及项氏翻刻宋嘉定三年刻本,恰好涵盖传世两个版本系统;《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皆有宋本。据李国庆先生所编《弢翁藏书年谱》,现存最早的校本是1915年(弢翁时年25岁)所校陆氏云水渔屋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早于收藏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两年。今存弢翁批注海源阁杨绍和所著《楹书隅录》,纠正杨氏版本鉴定之误,考镜递藏源流,得到专门研究海源阁目录的王绍曾先生的推崇。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影印出版《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可见弢翁版本目录学的深厚功力。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云“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诚为笃论。

  

化私为公:弢翁、一良与国家图书馆

  

   弢翁中年时经乱世,上世纪40年代之后古书日少,书价日高,收藏善本渐成绝响。此时,弢翁对于自己精心收聚的珍藏日后的去向已有考虑,他在1942年所编善本书目的封面上写有如下嘱托: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直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周珏良《自庄严堪藏书综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年3期)

   弢翁将所藏珍贵版本平价售与公立藏书机构,宋刻本《群经音辨》中册,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二两册,均为故宫博物院藏本所缺,恰为延津之合,故托赵万里先生捐献给故宫,故宫则给予平价书款(《弢翁遗札》)。老人又曾以二两黄金的价钱收得宋刊本《经典释文》卷七,捐赠故宫博物馆,此书后来调拨国家图书馆。

   与弢翁过从甚密的藏书家、版本学家,有方尔谦、袁克文、李盛铎、杨敬夫、张元济、傅增湘、赵钫、朱文钧、赵万里、徐森玉、谢国桢、顾廷龙、王绍曾、王贵忱、黄裳等等,《自庄严堪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等书及往来书札可以考见。弢翁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赵万里先生交谊最厚,非常推重他的学问,曾说:

   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不为过誉。(《弢翁遗札》)

   正是由于弢翁推重赵先生的学问及搜访、保护善本之功,故愿意将所藏善本托付于他。他曾对家人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书到那里可谓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周珏良《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后记》)弢翁子女,尤其一良、珏良兄弟,深知两人五十年的交谊,对于托付藏书一事十分支持。

   弢翁何以在1952年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古籍,则另有原因。1952年5月13日,弢翁赴唐山启新水泥厂,在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工厂里参加“三反”、“五反”批斗会,“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彻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孟繁之《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弢翁有衷心钦服、拥护新中国之意,然而此次运动确实是触发弢翁捐书之意的重要事件。5月19日,弢翁即致信一良,下定决心捐赠全部藏书(善本與普通本、外文书籍),后经商议改为捐赠善本古籍给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获悉此事,亦大感意外。8月29日至31日,赵万里、张珩、高希曾清点并运走所捐善本古籍七百四十五种(周景良先生据目录和捐赠清单计算)。弢翁曾与天津市长黄敬谈及捐赠意向,黄氏非常敏锐地察觉到政治运动与捐书的联系,但弢翁只得加以隐瞒(周慰曾《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同年,藏书家赵元方、邢之襄、刘少山、潘世兹、翁之憙、瞿凤起等均先后向北京图书馆捐赠藏书,刘体智等向上海图书馆捐书,均有迫于形势之虞。

   弢翁所捐善本分为甲乙二等,赵万里先生校阅之后,认为乙等书有数十部可以提为甲等,可见弢翁藏书悬格之高,标准之严。此后,正值赵万里先生奋力编纂《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再版),书中所收诸书多是他以毕生精力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聚的善本,而其中弢翁所藏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弢翁所藏珍本不少,如宋刻本《周礼注》《新定三礼图集注》《新序》《南华真经注》《兰亭续考》《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王摩诘文集》《文选李善注》,金刻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元刻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梅花字字香》,明刻本《长安志》《西京杂记》《玉台新咏》等等。惜此书仅收刻本和活字本,稿本、抄本、校本不在其列,故弢翁所藏另一部分菁华不在其中。

   赵先生“在地下室,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弢翁)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弢翁遗札》)“文革”当中,赵万里先生因受宵小迫害而卧病在床,弢翁曾两番探望,前番见赵先生神志清醒,但口不能言,再次探访则至昏睡不醒,弢翁见之悲愤不能自己。赵先生终其一生守护善本书库,可谓以生命实践了壮言。有一件小事可见赵万里先生对弢翁藏书之爱,弢翁曾在上海购得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清波杂志》,此书曾经俗人之手,以粗劣书匣盛之,弢翁殊为不满,捐书时特地请北京图书馆另作书匣,后来赵先生果然照办。

弢翁曾经编过善本书目,名曰《自庄严堪书目》(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著录古籍三百三十多部,仅为所藏善本的少半,惜未完稿,捐书之后书目便再无由编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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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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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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