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记何龄修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19-02-06 22: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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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 (进入专栏)  

  

   何龄修先生欣开九秩。他身体虽时有小恙,却并无大碍。我受何先生提携关照,也转瞬近二十年了。

  

   我1994年毕业分配入历史所时,历史所是在日坛路;不久,就又重新搬回院部大楼后面的小楼,我们社会史研究室是在二层右拐的第一间。一天,何先生来室,说,这是何公馆。见我不知,才细细讲解;原来,这是当年何先生住过的房间。社会史研究室是何先生的老友郭松义先生提议设立的。设立之初,只有主任郭先生和副主任商传先生。此后又陆续从本所及外单位调来了吴玉贵先生、定宜庄先生,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分配来所的张印栋兄;我则是第六个进室的。这些先生中,郭先生、定先生治清史,且定先生又是何先生所格外敬重的王钟翰先生的学生;治明史的商传先生的父亲商鸿逵先生是何先生的老师,商传先生称何先生为老师,何先生则称商传先生为学弟——有了这样的关系,何先生常常是一上楼,便顺道转入“何公馆”。

  

   那时的何先生,六十初度,似乎是刚刚退休,抑或尚未退休,精神极好,毫无老态。对年轻人,毫无前辈学者的“老师架”,极为平易。再加上何先生对学术界的掌故知道的极多,记忆又格外的好,所以听他聊起来,真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像我这样喜欢听掌故、探八卦的人,非常喜欢何先生来聊天。

  

   何先生是1958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来所的,其时历史所也刚刚成立不久,所以,有关历史所的事,他知道得很多。比如,翁独健先生对学界争论异常热闹的几朵金花,告诫年轻人,“要观战不要参战”(我读大学时,就曾听我的老师沙知先生说过,对所谓理论与考证,翁先生曾有“画鬼容易画人难”的妙喻)。王毓铨先生从历史博物馆来历史所,被领导安排由秦汉史转治明史;他极重视《明实录》和明人别集,认为是基本史料,而对《国榷》等书则较为轻视,更无论《明史》了,但在审读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明史》后,说书中有不少好材料。这类掌故,何先生知道得很多,因为记性特好,所述极为可靠。如果他能在得暇时,将这些掌故一条条写出来,那真是一部极有意思的所史。

  

   在我看来,何先生对历史所是非常有感情的。

  

   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历史所度过的。他退休以后,还经常返所,对年轻人的学业非常关心。杨海英兄就是一例。她比我晚两年入所,2001年申报研究所的重点课题“洪承畴的后半生”,正出自何先生的鼓励;2006年以《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为题出版,她在《后记》中满怀深情地说,“在我入所伊始,(张捷夫)就指定何龄修先生任业务指导”,对洪承畴的研究,“(何先生)从思想、观点材料乃至行文遣句各方面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指导。如果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导并一再督促,本书如期完成是不可想象的。他还是本书各章节初稿的第一读者。得不到他的首肯,自己甚至没有信心往下写”。他对研究室的建设非常关心。退休多年,仍为清史室所主办的《清史论丛》审读稿件。我也不止一次听他谈起杨向奎先生“分兵把守”的治室经验——一个研究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重要方面的研究不能有缺环,研究室人员要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定一个主攻方面,以求对一个断代能有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个意见,对现在研究室的学术建设都是极有启发的。中国古代史是以断代史研究为基础来展开的。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所,在研究人员编制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如果某个断代的研究都集中在思想、学术、文化,而很少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他也很关心历史所的建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历史所拟办《中国史研究》时,他就反对;他主张办一份能反映历史所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水平的专业刊物。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终于开始出版,这跟他多年的呼吁是分不开的。时任所长的陈祖武先生曾约请他担任即将面世的所刊的编委,但事实是他“名在孙山外”。这件事,何先生大概是不太愉快的,他在给某同事的公开信中提及此事:“我为即将有所刊而高兴,出一本就有本所的一本成绩,将来有五本、十本就很可观了。至于当编委,我没有表态,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说天经地义),我不拒绝就够了。又不是征求我的意见,也不是什么天降大任,用得着我欣然接受,深表谢意吗?结果名单公布,贱名在孙山之外。我当然不能说是祖武耍弄我,我只能认为林甘泉不喜欢我列名其中,或认为我不够格。我深幸自己在陈祖武约请我时没有表示受宠若惊,只当它反映一种事实,否则就表现太浅薄太丢脸了。”即使如此,我从没有听到过他的负气乃至怨怼之语。作为个案, 这件事的真实原因已无必要深究,但以他的动辄提建议、提意见,好发议论、打抱不平的个性,我想他实在是应该属于不大受执事者待见的那类人吧。

  

   当然,历史所的历史,毕竟是整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更何况改革开放前的“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即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密切。他给我讲过当年所科研秘书对学术研究的控制,讲过实际长期主持所务的尹达先生“鱼贯而入文坛”的名言……因此,将历史所的所史概括为“求真务实”,我想他是有微词的。对“所史”的认识,他是既不菲薄,也不美化,更不歪曲。在我所接触的历史所前辈学者中,我认为他是最为客观的一位。

  

   何先生对老师极为尊重,且勤于拜谒。常常听他讲起有关他老师,如邓广铭先生、张政烺先生、商鸿逵先生、袁良义先生等的轶事。他到历史所工作后,又长期追随杨向奎先生,在学术研究组织工作如办室办刊等方面的认识都深受杨先生的影响。他先后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来纪念自己的老师。他对前辈学者也极为尊重,如再三表彰孟森先生在清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充分肯定陈寅恪先生对反清复明运动的研究。最令人感动的,我想就是他花大气力,对《柳如是别传》的校订。

  

   陈寅恪先生哲嗣陈氏姊妹在三联版《陈寅恪集后记》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陈寅恪文集》中所收各种,在收入新版时所做的工作,作过一个异常简略的交代:“1980年出版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诸集,此次出版时作了校对。”承担校对工作的是哪些学者、作了哪些校对,不得而知。《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目盲后的巨著,而此前陈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主要是在中古史;主持上海古籍版《陈寅恪集》的蒋天枢先生亦不以治明清史名家,所以这部书在材料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先生曾写过《〈柳如是别传〉读后》,对陈先生晚年花极大精力撰著的这部难读的专著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既揭示了该书的巨大学术贡献,也指出了在史料收集、解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实在可以作为这部书的导读来看。也许正由于此吧,三联书店在重新出版《陈寅恪集》时,何先生又将这部巨著细细校阅一过,订正了不少失误。也正因为何先生所做的这一工作,我虽早已购得上海古籍版的《柳如是别传》,仍然重购了三联版的这部《别传》。陈氏姊妹对校订者的态度,实在与其父陈寅恪先生相差甚远;陈先生在编订其《金明馆丛编初编》、再版《元白诗笺证稿》时,都特作“附记”以鸣谢助其校补者。

  

   也许正是因为对受业老师、前辈学者所作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尊重,何先生对整个清史研究史十分重视。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从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多个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清史研究的演变发展。比如,他认为孟森、朱希祖、萧一山、邓之诚等是第一代清史学家,商鸿逵、王钟翰、莫东寅等是第二代,郑天挺、谢国桢等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承前启后的一代;研究清史的方法或传统也不尽相同,孟森等重视正史,朱希祖等重视野史笔记稗乘,李光涛等则重视档案契约等(《悼念谢国桢先生》,《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这样的归纳和总结,真可谓提领振裘,画龙点睛。对清史研究史的梳理,成为他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何先生称自己“好发议论”。比如,高校如火如荼展开学术量化管理之时,他就不无嘲讽地转述某先生的妙语,“中国人就喜欢多”。学术方面的议论,正可提高年轻人的学术鉴别力。对人事,也直言不讳。他曾言及八十年代的一起抄袭案。他说,只要是某人说的话,他就不信。但一旦涉及时政,则三缄其口,绝不乱说。一次,他戏谓我:“你小子要活在五七年,早被批判不知道多少回了。”其实,倘若我生活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也早就闭嘴了。在胡说与生存之间,我当然是会选择默而生的。他见我总是给领导提建议(不是意见),就劝我要少说;我说,我没恶意啊;他说,领导干部,就是喜欢听话的,老提建议,不行。他还常说,尹达老夫子说过,可以犯思想错误,绝不能犯组织错误。我觉得,何先生是真正了解“政治”的。

  

   何先生很热心。中华书局在上世纪组织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也包括了名列二十五史的《清史稿》,但与廿四史的处理略有不同,只标点而无校勘记。据当年参加工作的王钟翰先生说,原本是有校勘记的。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后,何先生就热心地帮助中华书局推荐、联系点校者。我曾听所内其他前辈学者说,何先生很愿意替人看文章、修改文章,甚至热心地替人借书找材料。

  

   何先生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即反清复明运动。清王朝得天下后,对这段史事颇多禁忌,相关史料有意无意多所湮灭,资料极少且极零散,即使在今天,许多书能够电子检索了,这个题目的相关材料也不是靠检索能收集来的。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史料的收集颇难,辨别真伪、考证可信度则更难,不是简单抄录,将同类史料略加排比即可集事的。何先生长期致力于此,掌握的材料即使不是独步天下,恐怕也是最多者之一吧。也许正因为此,东北某高校的研究生作学位论文时,即公然抄袭他的论著。即使如此,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时,他也无保留地想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贡献出来。他跟我谈及此事,我倒是劝他不必和盘托出,因为他正在撰写的一部相关专著,史料的排比、鉴别、考订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听后,略顿了顿,说,一个学者的水平,不仅仅在于收集史料的功夫,还在于分析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自秘材料,不是好学风。

  

   我喜欢购书,更喜欢配书。一位朋友曾玩笑说,丛书内所收各书,原本多是并无关联的,何必非配齐呢。我却乐此不疲。在学术杂志或期刊中,我对有连续期刊号的杂志,基本不购置,因在图书馆极易找寻;我所措意的,是所谓“以书代刊”的重要杂志,如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中华文史论丛》等。各断代史学会或一些研究单位所主持编辑出版的不少“论丛”,自不比出版社的实力,往往印数不多,配齐不易。我进历史工作后,很想配置清史室主办的《清史论丛》,但此时距第一辑出版的1979年,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我跟何先生说起此事时,他马上将我久觅不得的第一辑赐赠。为此,我在1995年3月得到该辑后,写了题记:“本论丛第一辑蒙何先生惠赠,第四、六、七购于西直门中国书店,第二、三、五、八及九二、九三年各本购于本所清史室,故幸而成全帙。”此后各辑,则蒙实际主持《论丛》编辑出版工作的李世愉先生惠赠。这部论丛,即使在历史所,除老辈学者外,拥有全份者,大概不会太多吧。

  

《五代会要》,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重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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