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卫国 贾宇 尚进:恐怖主义定义相关分歧之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9-01-31 0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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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卫国   贾宇 (进入专栏)   尚进  

   【摘要】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未能就恐怖主义定义形成一致认识,严重阻碍了全球反恐进程。目前分歧主要聚焦在恐怖主义是否具有正义性、是犯罪行为还是战争行为、是否必须具有政治目的、是否必须以平民为袭击对象、国家能否作为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等方面。只有对这几个主要分歧进行辨析,把握恐怖主义定义的核心要素,才能推动形成反恐怖主义共识,促进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形成。

   【中文关键词】 恐怖主义;定义分歧;认识辨析

  

   正确认识恐怖主义,是反恐怖主义的前提。自“恐怖主义”一词出现以来,人们就尝试给它作一个确切定义。1990年,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指出:自1972年联合国首次研究恐怖主义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所必需采取的措施“达成充分的一般意见”。[1]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达200余种之多。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代表历时10余年磋商,至今未能完成全球反恐公约的起草,甚至难以确切地界定何谓恐怖主义。美国对恐怖主义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然而其《对外事务法律机制》写到900页之多,仍未能厘清恐怖主义的某些基本问题。[2]由于对恐怖主义内涵及其要素的认识各方差别较大,甚至相互抵啎,以致国际层面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由此,国际社会只能依据“约定俗成”的通常认识来界定恐怖主义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都宣传极端主义主张,惟一区别在于是否实施暴力恐怖行动。实际防范、调查工作中,执法部门很难清晰区分谁是恐怖分子(terrorist),谁是极端分子(extremist)。为此,理论研究机构和职能实务部门常常为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一些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

  

一、恐怖主义是否具有正义性

  

   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是对恐怖主义进行定性的前提与基础。恐怖主义是否具有正义性,直接关系到反恐战争的合法性。由于政治立场差异,不同人群对“政治暴力”的理解可能完全相反。有的认为,无论怎样,滥杀无辜的暴力行为都是无法原谅的,是可耻、卑鄙的“邪恶行径”;而对恐怖主义持同情立场的人则认为,某些暴力行为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甚至是“完全正当”的。有的认为,那些为追求“神圣”事业而献身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英雄壮举”。长期以来,因为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大分歧,以致联合国提出的恐怖主义定义难以在国际社会达成一致。主要原因在于,有些阿拉伯国家提出,那种“被迫使用的暴力”不是恐怖主义。因为,其目的是为反对外国占领和争取民族解放,而“目的的正义性”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3]而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义,应当从行为自身出发。任何外在的因素或是“正当的动机”,都无助于使“恐怖主义行为合法化”。[4]

   对恐怖主义是否存在正义,一些西方学者倾向认为应把“结果的道德准则”和“方式的道德准则”两者都作为评判标准。如果恐怖主义者是为了争取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斗争,或者是为了谋求一个群体的生存而斗争,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就可能“更有正义性”;相反,如果他们的目标是“非民主的”,或者“不是为了基本的人权而斗争”,那么相较而言就缺乏正义性。甚至有学者建议,将恐怖主义行为划分为“非正义的恐怖行为”和“正义的恐怖行为”两种,而后者则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为反抗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或“起义”。为把恐怖主义行为与合法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相区别,2002年阿拉伯成员国曾正式签署一份协议提出,反对任何“把恐怖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民为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建立自己独立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到一起”的企图。[5]2013年,美国知名智库皮尤中心针对39个国家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回答“用自杀式炸弹袭击平民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时,有42%的法国穆斯林、35%的英国穆斯林和26%的美国穆斯林认为是“可以”的。[6]不惟如此,一些秉持“人权至上”观念的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绝对真理”与“绝对善恶”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真理”和“正义”取决于人们各自所站的立场,所谓“绝对的正义”根本就不存在。针对一个主体的正义,对另一个主体而言可能是邪恶的。一些恐怖分子认为,他们采取自杀式袭击行为,正是在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真理和正道”。甚至有学者称,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并非他们缺乏正义感;相反,是由于其正义感“相较一般人更强烈”。也正因此,1993年第一次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主犯拉姆齐·优素福在纽约法庭接受审判时,曾不无挑衅地说道:“是的,我是恐怖分子,但是我很自豪”。[7]由于对正义的评判标准存有不同理解,在过去的19世纪,一些激进主义者并不拒绝被冠以“恐怖主义”之名,甚至还有不少人津津乐道地自称“恐怖主义者”。这种现象,直到20世纪初恐怖主义这一术语被广泛认为“具有贬低之义”才得以改观。“9·11”事件后,本·拉登曾多次对恐怖袭击的正义性、合理性进行辩解。他认为,针对所有美国人的暴力行为,是对美国政府、军队和公众直接或间接地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犯罪行的报复。并称“我们为什么反对你们并与你们斗争?”是因为“你们攻击了我们并且还在继续”。[8]

   总之,无论恐怖主义是否真正具有正义性,至少在恐怖主义者看来其行为是正义的。然而,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何为自己进行辩解,暴力杀戮行为在道德上的瑕疵都是显而易见、难以涂抹的。恐怖主义者漠视人道主义原则,危害不特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应有尊重;践踏公平正义原则,使一些无辜受害者承受无缘由的惩罚,遭受不该受的伤害;违背道德评判标准,把个人或某个团体的私欲与追求绝对化,置于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之上。因而有学者称,无论恐怖主义基于何种“正当缘由”,其在道德上的“邪恶性”都是难以否定的。[9]

  

二、恐怖袭击是战争行为还是犯罪行为


   恐怖主义行为方式复杂多样,长期以来,对恐怖袭击是战争行为还是犯罪行为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战争与犯罪有着显见区别,恐怖主义的法律形态如何,直接对应着反恐对象、打击手段、运作机制差异。反恐到底反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采取何种应对手段,选择适用何种法律,甚至影响着国际反恐战争的正义性,所以多数国家对此持谨慎态度。

   作为一种多样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活动常常和犯罪、战争交织叠加,依据现有国际法规定,很难给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确切回答。从其使用暴力伤害手段的特征看,无疑是一种暴力犯罪形态。然而,从其组织化体系、军事化训练、使用杀伤性武器、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等危害程度和破坏烈度看,又与战争形态极为相似。正因如此,“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迅速宣布这是针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视为对美国国土的入侵。关于战争行为的法律界定,《日内瓦公约》规定,本公约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发生的战争或武装冲突。很明确,战争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政权,恐怖组织不具有国家政权这一主体性特征。依据传统认识,有权发动战争的应当是国家元首等政治家群体,而非作为恐怖组织的首领。战争作为一种极端对抗手段,应当由国家正规军队组织实施,打击目标为敌方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目的是迫使敌方服从己方意志。与此相反,恐怖袭击则往往由非正规武装力量甚至是普通平民实施,其袭击目标多针对平民、非军事人员或民用设施。这些表明,恐怖袭击与战争行为不相类同。尽管游击战有时也使用爆炸、绑架、暗杀等暴力手段,并造成一定社会恐慌。然而,恐怖组织毕竟不是“以一个公开的军事单位”与敌方军事力量较量。[10]因而,从法理上论证恐怖袭击为战争行为是勉为其难的。由此,“9·11”事件如果不能界定为军事入侵行为,那么,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抓捕本·拉登和惩罚塔利班为由,对阿富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为就面临正当性问题。依据国际法理论,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政权不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国家政权组织形态,其无权作为法定主体实施战争行为。那么,美国就不应采取战争方式迫使阿富汗承担相应国家责任。当然,阿富汗政府也没有理由为恐怖组织的非国家意志行为“买单”。

   为弥合该争议,西方法学界提出,恐怖主义是一种“高度危险的、特殊的、类似战争的”新现象。某种程度而言,是当代政治犯罪的升级和现代战争手段的替代,是二者相融的“混合版”。基于反恐已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政治共识,可以将恐怖袭击视为一种特殊战争形态对待。然而,针对国际反恐战争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这些说辞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总之,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行为已经超脱原有的刑事犯罪形态,往往介乎战争行为与刑事犯罪之间,兼具二者的双重特征。其实施的小型袭击表现为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征,其实施的大规模袭击则无异于战争形态。在依据现有国际、国内法规定,很难通过犯罪构成理论对其行为性质作出严谨、科学界定的情况下,对具体恐怖袭击行为进行具体分析,依据不同情形作出适当判断应是一种比较理性稳妥的选择。也正因此,在反恐工作中,区分国际恐怖主义与国内恐怖主义显得尤为必要。在目前法律条件下,基于不同政治考量,区别行为实施主体来自境外还是国内,有的国家称之为“反恐战争”,有的国家称之为“反恐斗争”,是适当合理的。

  

三、恐怖主义是否必须具有政治目的


   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将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作为定义恐怖活动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在犯罪构成上,将政治性犯罪动机作为区分恐怖犯罪与暴力犯罪的关键所在。

   恐怖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使用暴力手段,制造恐怖氛围。与之相类似,司法实践中的极端暴力犯罪同样使用暴力手段,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公私财产损失,客观上也起到了制造恐怖效应的结果。并且,二者都具有反社会性质,多数情况下作案目标相同,都针对普通平民百姓。也正因此,每当重大灾害性暴力案件发生后,执法部门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明案件性质,除非及时抓获涉案人员,或是有犯罪组织公开声明为案件负责。特别是,在受害人直观感受上,二者造成的伤害程度几乎完全相当,这也使得普通群众很容易将极端暴力犯罪与暴力恐怖犯罪相混洧。由此,二者都会客观上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目的政治性”被视为恐怖主义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的重要区别。[11]其主要观点是,犯罪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或摧毁行动目标,而是意图通过实施暴力活动,制造社会恐慌氛围,进而影响公众心理,对政府形成威慑和压力,迫使执政当局改变政治目标,以达到谋求民族独立、改变国家现行政策的政治目的。而一般刑事犯罪活动,如爆炸、杀人、放火、抢劫等,虽然同样使用暴力手段,但犯罪嫌疑人与犯罪对象多有利害关系,是为了攫取钱财或实施报复。显然,恐怖袭击活动同一般刑事犯罪的区别是明显的,二者在危害烈度上的表现差异比较直观。

事实上,与恐怖袭击活动较难区分的不是一般暴力犯罪,而是那种暴力犯罪的升级版——高烈度极端型暴力犯罪。随着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凸显,一种以报复社会、发泄不满为目的的极端暴力犯罪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2001年3月16日凌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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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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