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宪:试论安置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18-05-10 01:53:42

进入专题: 安置教育   保安处分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陈泽宪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安置教育措施是我国大陆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基于制度化设计的保安处分措施。通过梳理保安处分的渊源和基础,比较观察德国保安监禁制度和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的有关判决,探讨我国的安置教育措施的法治化、制度化的路径,确保安置教育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特殊预防的制度宗旨。

   关键词:安置教育;保安处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刑罚;


一、安置教育措施的本质特征

  

   首先,安置教育是对特定罪犯刑满释放后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性措施。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安置教育措施的对象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即将刑满释放的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由于刑罚在和罪责相当的范围内已经完成其报应和预防的任务,对于那些服刑完毕本应释放但又明显存在社会危险性的人,可以使用安置教育这种特殊的强制性措施,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使社会公众免受其侵害。在国内法上,这种强制性措施不是刑罚,不属于刑法中的任何刑种,不受罪责原则的限制,被用以弥补刑罚功能的不足。安置教育措施与刑罚的互补性,决定了安置教育措施可以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科处。但在国际法上,尤其是在国际人权法上,任何与刑罚的严厉程度相当的剥夺人身自由或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都可能被认定为实质上的刑罚,而不论其术语名称以及在国内法上是否属于刑罚种类。下述欧洲人权法院在2009年的M诉德国案的判决,明显采纳了这一观点。

   其次,安置教育是基于特定罪犯之“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反恐怖主义法》第五条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防范为主、惩防结合和先发制敌、保持主动的原则”,在立法导向上坚持防范为主。《反恐怖主义法》中有关教育安置内容规定于第三章“安全防范”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恐就是防控”。[1]安置教育具有突出的特殊预防性,以罪犯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为依据。社会危险性,也称人身危险性或再犯可能性,即罪犯未来再次犯罪的高度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行为人人格的特殊状态,使其“缺少内在的心理克制力,不断地推动他去实施新的犯罪”。[2]为预防犯罪、保卫社会,在一些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了针对这部分人的保安处分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继续监禁———继续治疗的方式来消除其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如果矫治无效,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免受危险行为人的侵害,可以通过限制和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将其不定期地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从一些国家的治理经验看,运用保安处分措施来预防严重犯罪是一种有效手段,“只是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为这类措施设置了严格的实体和程序性的适用条件,以防止其滥用”。[3]

   再次,安置教育是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对特定罪犯作出的司法处分措施。安置教育措施在我国有其历史渊源,我国曾实行过强制留场就业制度。根据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七类人员,在刑满或劳教期满后,注销本人城市户口,强制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居住。这种留置于劳教场所就业的措施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保安手段。[4]《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安置教育措施与强制留场就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安置教育必须经过正当程序由人民法院决定。我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必须经过司法的正当程序,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合法性问题应提交给一个中立的法庭进行持续的审查。[5]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相关规定,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拥有科处安置教育以及解除安置教育的决定权;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综上可见,安置教育是依法对被判处徒刑以上的恐怖主义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在即将刑满释放时经评估确定仍具社会危险性的,经司法程序决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以预防再犯的保安处分措施。

  

二、安置教育措施与保安处分


   (一)保安处分的渊源

   法,历来随着社会与思想之变化而变化,保安处分的产生就是社会发展与刑法思想变动的结果。最早提出保安处分概念,主张保安处分必要性的是18世纪末的德国学者克莱因 (Ernst Ferdin and Klein,1743—1810),他认为,刑罚具有按现实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确定内容,而保安处分则具有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基准而科处的不定期的内容。[6]也有学者认为,处分制度,早在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1909年的德国刑法草案就有规定了。[7]而将保安处分作为具体制度提出来的,是瑞士的斯托斯 (Carl Stoos,1849—1934)。受新派学说与万国监狱会议的影响,斯托斯认为必须对报应主义的刑罚制度进行补充,于是在世界上首次起草了将保安处分和刑罚并列规定的1893年《瑞士刑法预备草案》 (即所谓“斯托斯草案”),这种立法原则既不脱离古典学派,又接近实证学派,后来也成为二元主义的基础。至1900年英国《少年法》出台,保安处分确立了其基础,开创了现代保安处分刑事立法的新纪元。[8]

   斯托斯草案对许多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影响。二元主义为1930年的意大利刑法、1932年的波兰刑法、1933年的德国修改刑法、1937年的瑞士刑法等所采用,并逐渐一般化,区分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双轨制成为当时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典的立法典范。此外,也有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定法有类似保安处分的规定,如英国1947年的《刑事裁判法》,以及英美两国都存在的针对因精神病障碍而不承担罪责的人的收容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典中也存在保安处分制度,例如1968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和1976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9]

   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同为保安处分渊源的万国监狱会议、国际刑罚会议和国际刑法学会议等。1930年,第十届万国监狱会议在捷克布拉格召开,并且更名为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简称国际刑罚会议。这次会议分立法、行政、预防及幼年人四项对保安处分的体系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标志着保安处分国际化的初步完成。1926年的国际刑法学年会上,学者们又以保安处分是否应当代替刑罚为主题进行了讨论,菲利 (Ferri)作为实证派代表,法国作为折衷派代表,最后的会议决议颇具折衷色彩,主张保安处分与刑罚并立,并且法官可根据实在情形和犯人人格自由裁量,准用刑罚或保安处分。[10]

   (二)保安处分的基础

   1. 刑法思想的变迁。

   刑法思想一直随时代潮流而变。原始时代,多主张复仇主义,及至中世纪,转入威吓主义,到近代自然法思想勃兴,又趋于报应主义、客观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刑法又演进于目的主义、主观主义、人格主义、特别预防及个别主义等,刑罚愈发轻缓。这种轻缓不光在刑之分量上实现,更在刑之性质上得以实现。近代以来,各国于刑罚之外又规定了保安处分。对保安处分在刑法中的体系性地位,历来有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这二者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对保安处分和刑罚关系的不同认识。“针对行为责任施加刑罚,针对行为人的危险性科处保安处分。对行为人的危险性自身不追究责任,这就是二元论的公式理解。”[11]教育刑主义认为刑罚与保安处分无不以防卫社会为最后的目的,故“刑罚即保安处分,保安处分亦即刑罚,此乃一元刑法本质论。”[12]

   总体上看,旧派主张,保安处分与刑罚具有本质区别,前者以预防犯罪为旨意,后者以镇压犯罪为己任,二者如刑事政策上之两个纲目,相互独立又缺一不可,可谓绝对二元论。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新派,认为保安处分也是刑事制裁的一种方法,故保安处分与刑罚只有形式和分量的差异,可谓相对二元论。到立布曼教授、牧野英一教授等极力主张的教育刑主义,则绝对否认保安处分和刑罚有区别,认为应清除刑罚的威吓成分,代之以教育,可谓一元论的代表。三者各持己见,到现在仍然聚讼不断。

   2. 人身危险性。

   保安处分的重要基础还在于行为人将来的犯罪之虞,即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二战后,出于保护人权的考虑,比起保安措施,各国更多采用了治疗和矫正手段。把被处分人当成“病人”,希望治疗处分可以药到病除。可是,即便被处分人是精神病人,有必要予以治疗,但只要行为人没有反复犯罪的危险,或者危险性消失,就不允许或者必须停止实施保安处分。相反,如果这种危险性继续存在,施以保安处分就有其必要性。人身危险性是保安处分的要件和基础,这也决定了保安处分的实施期限往往是不确定的。[13]因此,被处分者的人身危险性,或曰再犯可能性、社会危险性,是保安处分的正当化根据。

   3. 处分的法定。

   如前所述,人身危险性无疑是保安处分的基础,这种危险性的判断建立在对未来犯罪的预测之上,但预测的准确性十分可疑,以当前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想完全客观地判断几乎不可能。由于保安处分的内容是剥夺、限制被处分人的基本权利,用之不慎,侵害人权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刑罚的适用有罪刑均衡原则发挥限制作用,其自身就已经具有保障人权的意义。而保安处分尽管是以剥夺自由为内容的强制处分,但是,作为其基础的危险性要依靠对于将来的预测,而且在执行期限上是不定期的,在本质上就包含有侵犯人权的可能性。[14]因此,为了保护被处分人的人权,有必要将保安处分用法律加以规定,以和防卫社会的目的相调和。这就有必要将保安处分的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原则,明确规定与被处分人人权相关的再犯可能性评估、保安处分的种类、条件、程序等内容,而且宣告保安处分,也不应由行政机关而是应当由法院决定。

   (三)德国保安监禁制度改革的启示

   《德国刑法典》采用了双轨制的立法模式,且通说认为刑罚和保安处分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因此,保安处分并不适用禁止双重评价、禁止溯及既往等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德国刑法上规定了六种保安处分措施,三种非剥夺自由的措施,三种剥夺自由的措施,保安监禁是其中最为严厉的一种,也是德国刑法中最有争议的处分措施,长期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判。[15]这种批判在2009年达到了巅峰,欧洲人权法院在2009年M诉德国案的判决中指出,德国对可能具有危险性的犯罪人溯及既往地适用超过十年监禁上限的不定期保安监禁,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关于禁止溯及既往的规定和第5条第1款对自由权的规定。而且,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保安监禁具有刑罚的资格,而不只是一种矫正和预防措施。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该措施因一项“刑事犯罪”的定罪而被科处,在执行上与自由刑也没有什么显著差别;第二,判断一项制裁手段是否是一种刑罚,不能仅仅看法律术语的描述或是国内法上分类,更重要的考虑措施的实际内容,从保安监禁的现状来看,无法说明其只是一个纯粹预防性的措施而根本没有惩罚的目的;第三,从其严厉程度上看,似乎是德国法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而上诉人M被保安监禁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其有期徒刑的三倍。[16]

这一判决对传统的双轨制提出了挑战,并对刑罚概念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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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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