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8-01-10 12:13:00

进入专题: 恐怖主义   伊斯兰   极端主义   一带一路  

姜鹏  

  

   【内容提要】 自“阿拉伯之春”已降,伊斯兰极端主义日益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极端宗教思想对“一失败,即溃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之影响,但对于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根源、传播路径与扩散范围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区分与探讨。基于对伊斯兰文明圈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在宗教地位、部族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与区域权力结构四种因素的区分,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容易形成向外围单向辐射的跨国弥散型恐怖主义;而在伊斯兰文明边缘区域容易接受来自文明核心区域的影响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工具与动员手段。半边缘区域因地缘上的过渡性和宗教上的亚文明特征而介于两者之间。“一带一路”倡议途径广大的伊斯兰国家,为确保我国海外投资安全,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和半边缘区域应该注重发展同当地部族关系,而在边缘区则需要强化政府间官方合作。

  

   【关键词】 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国际反恐;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 姜鹏,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哈尔滨工程大学形势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  引言:问题的提出

  

   伊斯兰极端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新奇的政治现象,而是一种自伊斯兰诞生之日起就在历史上不断呈现波峰–波谷的周期性政治现象。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涌现的刺杀阿里的哈瓦利吉派,到中古时期活跃于波斯至叙利亚山区的什叶派极端组织阿萨辛——因该组织热衷于对阿巴斯王朝的精英统治集团大小首领和十字军进行恐怖暗杀且手段极端残忍,以至于成为今天英语中暗杀(assassin)一词的词源——再到一战前后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东地区反奥斯曼、反英法、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直至冷战结束已降国际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在全球无数地区类似于阿布沙耶夫武装、博科圣地等宣誓对其效忠的恐怖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影响当今国际社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

  

   虽然国际社会长期致力于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衍生出的恐怖组织进行防范与打击,但其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很难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单元进行框定。尤其自“阿拉伯之春”已降,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西亚与北非阿拉伯地区——内部的强人世俗政权出现了多米诺式的坍塌态势。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传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从马格里布到马来西亚、从逊尼派到什叶派、从世俗主义政权到原教旨主义政教集团,从阿拉伯半岛到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勾勒出的跨国恐怖主义集团愈发呈现出“基地”组织式的政治命运,即“一失败,即溃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已成气候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宗教集团“伊斯兰国”早已超越了它的前身“基地”组织并逐渐演变成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出口国,它几乎在除了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均建立了带有政治与宗教效忠色彩的恐怖分支机构。

  

   弥散型恐怖主义(Diffuse terrorism)[1] 这一概念是在2012年由内森·哈米尔特(Nathan Brant Hamilt)与戴维·格雷(David H. Gray)二人首先提出的。[2] 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在阿富汗战争后,“基地”组织的化整为零与“边区作战”模式导致了美国反恐战争陷入到无尽的战略泥沼。他们认为,美国的对手早已像癌细胞分裂一样从阿富汗地区扩散到中亚、西亚、北非、东南亚等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3月29日的公开讲话中也采用了“弥散型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并指出当前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出现了新的特征,即一旦像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一样的恐怖主义实体在正规战中被击溃,他们就会扩散并衍生出更多的恐怖主义分支机构。[3]

  

   与现代恐怖主义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恐怖组织大多都局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部,而彼此之间鲜有联系,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反恐的政治共识。而恐怖组织受到政府打击后很难将其影响力扩散到其他国家,并在其基层民众中建立分支效忠机构并发展成员。而随着跨国恐怖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战争后溃散,美国突然发现在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出现了更多的“基地”组织。这种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更是随着“伊斯兰国”的“建国”而达到了新的高度。[4]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恐怖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揭示伊斯兰世界内部因宗教地位、部族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与区域权力结构四种因素与弥散型恐怖主义产生与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由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穆斯林集中分布区域,通过对伊斯兰文明不同区域存在的“U型认同”的揭示,能够为中国在特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行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从而确保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最后,通过对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的政治条件进行研究,也能够为国际社会更为有效的反恐合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针对以“伊斯兰国”为特征的弥散型恐怖主义现象兴起与扩散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讨,并主要形成两种研究倾向。第一种倾向于对“伊斯兰国”“东突”或“基地”等恐怖组织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借此突出不同恐怖组织的差异性偏好与特征;[5] 第二种倾向于从“文明冲突”角度审视跨国恐怖主义传播,并认为整个世界都可能成为弥散型恐怖主义扩散的温床。[6] 本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并借鉴前期成果有益之处的同时,也将对前期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进行发掘与延伸。

  

   首先,受西方国际政治传统影响而过分依赖“国家主义研究范式”将恐怖组织嵌入到民族国家之中,并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穆贾西丁(Mujahideen)即圣战士希望推翻世俗政权并建立沙里亚(Sharia)法治下的原教旨主义国家。[7] 但是,这种将伊斯兰极端主义仅仅看成是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观点对于新近出现的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缺乏应有的重视。运用国家主义视角研究当今恐怖主义的不足在于,它只能解释一部分去部族长老权威的伊斯兰地区——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经过苏联强制改造后的高加索和中亚——存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传播路径问题,却不能解释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仍保留强大酋长势力的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跨境传播的问题。这种认知方式令国际反恐合作难以大范围协调,因为它对于当今恐怖主义问题在“病情”诊断上就是非系统性的。在应对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威胁时,很可能导致国际社会难以形成广泛一致、协调高效的反恐联盟。

  

   其次,受整体主义研究视角的影响则倾向于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文明圈等同,从而忽视了在伊斯兰文明圈边缘地区民族国家认同对跨国恐怖主义内在的抑制作用。这种研究方式往往从“文明的冲突”视角将整个伊斯兰世界等同于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与传播的对象。[8] 虽然该视角认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打击不能以国家边界作为参考,但是却矫枉过正地将整个伊斯兰世界作为潜在的斗争对象,不仅不利于联合具有民族国家认同的边缘区伊斯兰世俗政权一并参与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反而可能建构出自我实现的群体认同与冲突寓言。如果泛泛地将信仰伊斯兰教的恐怖组织等同于伊斯兰教组织,就如同说由于打着基督教旗号滥杀无辜的三K党——他们的秘密聚会永远是高举十字架,并号称以基督之名伸张正义——是与基督教组织一样,其在逻辑上并无二致。虽然可能存在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但这种观点在出版相对宽松的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政治市场和舆论空间。同时,缺乏对伊斯兰文明中不同区域进行具体研究,就很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方案。虽然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间存在着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地位和历史文化等差异。如果不能将这些差异化的问题进行有效区分,那么就很难对矛盾的特殊性给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答案。当前国内学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研究不论是“选题太大”导致的针对性不强,还是“选题太小”难以在形而上的中观理论上形成解释力,都不利于我们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与传播路径进行认知。

  

   通过对学界研究倾向的概括可以发现:用“国家主义范式”的标尺研究恐怖组织,无法对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背后长期发挥作用的政治文化与权力结构变量形成科学有效的认知。这种局部化的研究视角会陷入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误区——这就像如果要彻底打击渗透到越南南部地区的越共,就不能单纯地依靠在越南领土范围内打击越共,而要对越南旁边的柬埔寨补给路线进行连带打击一样——从而难以整体上把握跨国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当今国际关系产生的系统效应;而西方以“文明划分范式”的整体主义研究视角过于偏重于矛盾的普遍性观点,因而丧失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针对性。就像是坐在不断升高的热气球上,虽然能够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无限抽象的结果就是最终什么都看不清楚。

  

   本项研究采用折中主义研究方式,通过三个层次的划分,将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穆斯林差异性的U型认同曲线同弥散型恐怖主义传播路径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个体与整体是辩证的统一关系。本项研究既要揭示出哪些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更倾向于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又要揭示出哪些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更倾向于建立哈里发治下的乌玛世界。探讨产生于伊斯兰文明圈内不同区域——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极端组织之间的认同与忠诚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其背后深刻而持久发生作用的文化内因常量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稳定、精确而有效的阐释。

  

   通过对上述问题脉络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没有经历过去部族长老权威化社会结构改造的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认同呈现出“两高一低”的U型特征,即对于安拉至上的神权信仰与部族身份的利益判断处于身份认同与政治忠诚曲线的两个顶点,而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则明显低于前面两个变量;而对于经历过强制去宗教权威化和现代政治彻底洗礼的伊斯兰文明圈外围区域——例如苏联统辖过的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或中国新疆等地区——穆斯林社会政治忠诚的U型曲线则表现为“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处于U型曲线的两个高点,而“部族认同”则由于上述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政治强制手段废除部族长老权威化而被民族认同或民族主义所取代。因此,不论是处于伊斯兰文明圈核心的阿拉伯地区,还是处于伊斯兰文明圈半边缘或边缘区的其他伊斯兰社会,都存在着“大信仰”与“小集团”的共同属性——阿拉伯地区的“小集团”忠诚更倾向于部族忠诚,而经历过废除宗教权威地区的“小集团”忠诚则倾向于主权独立与民族国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忠于部族利益的伊斯兰核心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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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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