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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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  

   内容提要: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关 键 词:安全  国际安全  不确定  确定性  战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安全是人、国家与国际社会永恒的话题,甚至有时也是最重要的话题。①而根据《韦氏国际大词典》的解释,实现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安全的状态或特征。从主客观上讲,是指主观上没有恐惧、疑虑和担心,客观上免于危险;从程度上讲,从没有恐惧和疑虑到坚定、自信,有保证。②从这个意义来看,实现安全就意味着主客观上满足“有保证”的条件,而实际上,这也即是所谓的“确定性”条件。二是国际安全虽然有别于个人与国家的安全,强调的是人、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③,但在根源上,其实现的条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主要国家行为体确信自身处于一个相对确定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之中,绝大多数个人行为体免受恐惧与危险而感到自信和有保证。

   但是,与人和国家对“确定性”的诉求相比,地区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则是常态,这种常态性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有规律、可掌控的演化与调整,同时也可能蕴涵着不确定、难以捉摸的变动、变革乃至震荡。因此,人、国家与国际社会对“确定性”的诉求时常面临不确定与难以捉摸的冲击。受此影响,国际安全常因“确定性”难以得到保障而无法实现。因而,从理论上来讲,如何保障“确定性”而避免“不确定性”成为实现国际安全的核心问题。

   然而,无论从理论抑或现实层面来看,“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或能够得以全然避开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它植根于不断演化与挑战的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格局中。作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化的最新里程碑,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等多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之呈现出“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和格局大调整”的新局面。④如今,尽管全球经济形势趋向好转与稳定,但仍然增长乏力,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依然在持续演进,主要大国基于国际形势的日益变化也相继进行深度的战略调整。由此看来,国际体系大变革、国际格局大调整依旧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无疑,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仅如此,作为国际体系单元行为体的国家抑或重要的个人,也能够给国际形势的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例如,特朗普及其治下的美国。根据观察家的看法,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三重:其一是特朗普政策主张在多大程度能得到落实的不确定性;其二是特朗普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三是特朗普能否顺利完成第一届任期的不确定性。⑤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头羊”位置,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在作用于美国国内发展与对外战略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全球形势,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对此,郑永年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⑥由此看来,国际社会实际上迎来了“不确定”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的大环境。

   如何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的“确定性”则成为一个极具紧迫性和战略性的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每个单元行为体均应付诸思考的重要话题。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在评述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尝试剖析“不确定”时代对国际安全的深刻影响,进而在探讨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及其内涵之后,就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战略基础展开分析,并以南海安全“确定性”的重塑为案例对相关战略基础条件进行验证。

  

二、核心概念、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及其评述

  

   在国际体系大变革、国际格局大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形势下,特朗普及其治下的美国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虽然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呈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状态,但由于国际安全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国际形势变化具有明显的常态性,“不确定性”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及国际社会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则是一个永恒的老话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缓解“不确定性”构成了实现国际安全的关键与核心。在这一核心问题中,“不确定性”则是关键的核心概念。就此,国内外众多学者给予了关注与研究。

   “不确定性”显然并非是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有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形,也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家庭、国家或国际社会等)进行行为决策与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问题。⑦因而,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多个领域的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国际社会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个人等多类行为体,但在根本上,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而社会心理因素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因素⑧,“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属于心理、哲学层面的概念。在这里,“不确定性”是一个涉及“后常态”的概念,意指世界不再是稳定、固定不变的,一切不再是“常态”。⑨通俗而言,“不确定性”是一种有疑问、知识不完备乃至无知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或其某些方面处于不完全认知状态,进而导致了认知和所形成知识的不确定。⑩从哲学层面来看,“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是一对同时存在的概念,它与“确定性”同样,是一种局面或者状态。而这种状态有可能是主观的,它取决于行为体本身对这种状态的认知与把握;也有可能是客观的,正如郑永年所主张的,它是时势变化所致,也即各种客观力量变化与相互作用的结果。(11)

   “不确定性”虽然源自社会、哲学层面的概念,但在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中,由于学科的属性及研究内容(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性,其呈现出与社会学、哲学层面显著的不同。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不同领域、不同范式下,“不确定性”概念既有共识性,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一般被视为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导致的结果(12),主要是用于描述国际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互动关系,也即国际关系互动行为体通常了解自己的意图、利益和权力,但对互动的他者则难以了解。对于这类“不确定性”,饭田敬辅(Keiuke Iida)认为这既是战略互动行为体间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由于主观认知不完全导致(国际)体系分析的“不确定”。(13)对“不确定性”的主客观的不同认知,恰恰促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范式对“不确定性”的认知产生了分歧与不同的看法。

   现实主义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长期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主流地位。在这一范式下,“权力”“意图”与“国家利益”向来被视为核心概念,而相关现实主义学者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如何产生与如何应对同样离不开这些核心概念。现实主义学者倾向于从客观角度来观察问题,因而现实主义范式之下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典型的战略互动不确定性或由于“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即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对国际关系互动中的其他行为体(“他者”)的行为意图、利益与权力缺乏完备的信息。简单地讲,国家现在与未来的意图均不可知,而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军事能力)也难以准确评估且变化不断,这两者综合导致了现实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14)为应对“不确定性”,现实主义学者大体持有两类不同的看法。一类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因永远无法把握“他者”的意图而处于“恐惧”状态中,因而国家必须把“他者”的意图做最坏的评估与假设,并在任何时候秉持“权力最大化”的行为准则。(15)另一类则是奉行“防御现实主义”的学者,他们将“不确定性”置于“安全困境”之下,认为国家对自身安全的相对诉求使“他者”处于不安全状态,并引发了由于“不确定”产生的不必要的冲突。鉴于此,他们认为军事技术、地理环境与“他者”的意图、动机的评估至关重要。(16)

   理性主义学派尽管同样从客观角度来审视“不确定性”,但与现实主义学派相比,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理性主义学者认为,国家由于自视为国际体系的“善意者”(不会去主动攻击或威胁他者),而“不确定性”则更多是由于自身对“他者”或这个世界的不完全认知造成的。因而在这一状态下,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所言,国家不应奉行“权力最大化”的原则,对“他者”的意图和动机做出最悲观的评估,而应在对其他国家信息保持敏感与进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去评估“他者”的意图与动机。(17)

   理想主义学者同样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互动的一个“善意者”,但不同的是,他们将“不确定性”归结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性,来自人为的设计,是一种国际体系分析的“不确定性”。(18)因此,在理想主义学者看来,应对“不确定性”的途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公共权威,来规范前述人为设计及确保国家间关系的确定性与实现长久和平。而在这个超越国家之上的公共权威建立之前,“集体安全”——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捍卫国家间关系的确定性则被视为缓解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路径。

   与前述不同,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则主张从主观角度来审视“不确定性”。认知主义下的“不确定性”近似于哲学概念中的“不可知性”,认为客观世界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独立性与含糊性,因而主观认知者或国家对外政策决策者很难完整地理解客观世界。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他者”或客观世界并非不能完全认知,而由于观念、认同与规范的作用,行为主体在认知客观世界和“他者”方面实际上是约定俗成的,因而在建构主义者视野中,“不确定”的客观世界或“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构想的。(19)不过,由于规范与认同存在变化与社会化的属性,由自我构想的客观世界与“他者”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是不确定的。

由此看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同范式虽然均认识到缓解“不确定”在实现国家间安全中处于核心位置,但由于对“不确定”的概念及其如何产生存在着差别性的理解,在如何缓解“不确定性”以实现国际安全方面自然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看法。从国际安全的现实与实践来看,前述主要范式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均在发挥着程度不一的作用,但都不能单独解释与应对国际安全中的“不确定性”。为此,笔者希望在进一步揭示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和剖析现今“不确定性”时代对国际安全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吸收前述主要理论范式对国际安全“不确定性”的有益见解,提出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路径,并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塑造南海安全的进程为例进行经验性验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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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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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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