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6 次 更新时间:2018-03-07 19:51:40

进入专题: 太空战争   国际安全   航天技术   太空军事化  

冯昭奎  

  

   内容提要: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关键词:航天技术/导弹与反导弹系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太空军事化/太空战争

  

   “空间”或“太空”技术(Space Technology)又称航天技术,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利用经过改装的两级液体洲际导弹“P-7”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标志着人类跨入了航天时代。

   火箭、卫星等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得以挣脱地球引力的羁绊而进入广袤无垠的外层空间对太空进行探索和利用,既为民用(包括科学探索)目的利用太空,也为军用目的利用太空。随着军事太空技术迅速发展,太空日益成为大国乃至少数中小国家军事博弈的制高点,太空军事化已形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美国军方人士一再宣扬“中俄太空军事威胁论”,为其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准备所谓“太空战争”大造舆论。2017年初,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General John E.Hyten)称:“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和北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能力威胁我们部署在太空的任何航天器。”“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防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们将让所有人知道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①还有专家指出“特朗普可能开足油门重启‘星球大战’,推动外空军事化”。②近年来,美国研制“绝密级”的“X-37B”轨道无人机,招募和训练在太空作战的飞行员等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正在以俄、中“威胁”为借口,进行“太空战争”的备战活动。

   众所周知,带有制导装置的大型火箭(可用作航天器运载火箭或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卫星技术是军事航天技术的两大要素,是推进太空军事化、备战“空间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有矛必有盾”,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大“矛与盾的较量”:其一是导弹和反导弹的矛盾较量,其二是卫星与反卫星的矛盾较量。当然,这两对矛盾是相互交错的,例如导弹可以用来打击卫星,卫星则可为导弹提供定位导航。

   事实上,从1957年人类跨入航天时代之际,太空军事化就与航天技术发展相伴而行。本文主要探讨60年来导弹与反导弹、卫星与反卫星这两大矛盾斗争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战争”所引发的国际安全新视角和新思维。

  

   一、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矛与盾的较量”

   弹道导弹(ballistic missile)的运行模式是在火箭发动机推力作用下进入上升(助推)段,按预定制导程序飞行,在发动机关机后,弹头独自依靠惯性进入中段轨道飞行,直到目标区进入末端飞行,最后利用所携带的一个或多个弹头打击预定目标。其中洲际弹道导弹(ICBMs)的中段轨道进入没有空气阻力的太空,在末端阶段还需再入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的问世使任何“距离”不再成为问题,美苏作为冷战对立双方都暴露在敌方的核打击阴云之下。

   为了对付弹道导弹,对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ABM)的研制很快提到美苏战略武器发展议程上来。反弹道导弹技术最早脱胎于防空系统,是为防御弹道导弹攻击而发展的探测与拦截系统,更具体地说,它是在敌方来袭导弹弹道的助推段、或中段、或末段对敌方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的导弹系统。广义的“反弹道导弹”可用于拦截任何类型的弹道导弹,但人们通常提及“反弹道导弹”时,往往专指用来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与进攻性弹道导弹相比,防御性反弹道导弹更昂贵复杂、更强调“系统”,它包括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目标识别系统、反弹道导弹系统、引导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

   导弹与反导弹的矛盾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早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和近期(20世纪80-90年代至今)。

   (一)20世纪50-70年代导弹与反导弹的较量:“矛长盾短”与“攻易守难”

   1944年投入实战的纳粹德国“V2”火箭是世界最早的远程弹道导弹,在“V2”基础上德国进一步研制可从欧洲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A10”,但尚未研制成功战争就结束了。③“V2”被誉为火箭工程学上“伟大的原型”,二战后,美苏利用其所获取的德国“V2”技术(包括专家、资料及零部件)④,“以V2研制过程中积累的火箭助推器等技术为基础进行宇宙开发,取得了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卫星乃至载人宇宙飞行器等珍贵成果。”⑤其中苏联由于在战略轰炸机领域比较落后,因而对研制远程弹道导弹尤为热心,1957年8月,苏联首次试射成功世界最初的洲际弹道导弹“SS-6”。⑥

   导弹或火箭的发动机既有使用液体燃料作推进剂的,也有使用固体燃料作推进剂的,由于作为弹道导弹先驱的德国“V2”火箭使用液体燃料等原因,美苏最初在“V2”基础上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如苏联的“SS-6”、美国的“宇宙神”、“泰坦1”等也都使用液体燃料。使用液体燃料只能在火箭发射前加注,因而不能立即发射(例如“泰坦1”从加注燃料到点火需20-30分钟),从而导致导弹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极低,不适合作为武器使用。有鉴于此,“SS-6”“宇宙神”和“泰坦1”都只进行了少量生产和部署,就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遭到退役的厄运。但液体燃料火箭推力大而且可调整的优点使其更适于用作航天器运载火箭,例如卸除导弹弹头的“SS-6”作为“东方号”运载火箭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使美国感到“惊讶”:其一,苏联抢先成功发射世界首颗卫星;其二,这颗卫星的重量达到83公斤,比美国准备在第二年年初发射的卫星重八倍。事实表明,至今世界各国用于探索太空的火箭几乎都使用推力强大、结构复杂、机体庞大的液体燃料火箭。

   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世界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和首颗人造卫星,使美国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导致美苏迅速展开了以洲际弹道核导弹为中心的核军备竞赛。截至1960年年底,美国担负战斗值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达到40枚。为了抗衡美国,苏联不惜经历损兵折将的严重事故,在1961年制造并部署能从苏联领土发射打击美国本土战略目标的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SS-7”。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确保相互摧毁”战略思想指导下,美苏将“如果其中一方首先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则双方同归于尽”原则作为遏制战争的手段,大踏步地走上了以核武器及洲际弹道导弹为中心的狂热军备竞赛。

   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SS-7”是第一枚采用可储存式液态燃料(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时间只需5-6分钟,由于当时尚未解决燃料储箱耐四氧化二氮腐蚀问题,加注液体燃料后只能在弹体内连续储存30天。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相继开发和部署的“SS-8”(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SS-9”(第三代)、“SS-11”(第三代)直至“SS-18”(第四代),均采用经过改进的可储存式液态燃料,其发展特点是升级换代加快,弹头当量增大,精度日益提高,枚数急速增多(如“SS-11”在1972年达到1 036枚,堪称“举世无双”),特别是“SS-18”开始装备分导式多弹头⑦,拥有极其强大的打击硬目标能力,被认为是“第一次打击”武器。⑧

   美国空军于1959年部署第一代液体燃料洲际导弹“宇宙神”以后,于1962年开发成功第二代战略导弹——使用三级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民兵1A/1B”,成为当时唯一研制成功并部署固体燃料导弹的国家。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相继开发成功两款射程更长、制导更精确、弹头当量更大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民兵Ⅱ”和“民兵Ⅲ”,后者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达到185-450米。

   与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相比,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结构简单,小型廉价,安全性较高,适于批量生产,可立即发射(如“民兵Ⅱ”接指令后1分钟即可发射),但核弹头当量较小(如“民兵Ⅱ”仅为120万吨),为此美国空军虽然确定以固体燃料导弹作为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主要武器,同时也大力发展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在1965年令所有已部署的、从接到指令至点火发射需20-30分钟的54枚液燃洲际弹道导弹“泰坦I”全部退役,代之以核弹头当量约相当于3 500万吨黄色炸药(为1945年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650倍)的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泰坦Ⅱ”,这是一种威慑型战略导弹,其核当量约占美国空军全部洲际弹道导弹总当量的30%,“一旦启动了发射按钮,就没有回头路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无可避免。”⑩

   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主流,也兼顾开发威力强大的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苏联则以可储存式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主流,也兼顾开发灵活机动的固体燃料导弹。在1970年前后,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仍超苏联,总体上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

   针对进攻性洲际弹道导弹的迅速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鉴于冷战初期美国在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苏联比美国更早把研制防空与反导系统作为当务之急,根据苏联国土辽阔、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的特殊国情,苏联的反导系统建设一直以保卫首都莫斯科为中心。为防止首都地区遭到洲际导弹攻击,苏联于1957年开始研制“A-35”反弹道导弹系统,至1964年正式服役(11),并准备好随时给“A-35”反导系统配备拦截核弹头。早期“A-35”的拦截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对付6-8枚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至少有60枚100万吨当量的弹头瞄准莫斯科,相当于“A-35”系统作战能力的近十倍,特别是作为“矛”的洲际弹道导弹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而作为“盾”的“A-35”系统却无法拦截多弹头导弹,迫使苏联在70年代中后期研制成功更先进的“A-35M”反导系统。

为了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美国也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但美国的反导技术发展并不顺利,其反导开发计划和导弹名称经历了多次变更:从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研制“奈基-宙斯”高空拦截导弹演变为“奈基-X”系统;1967年,又在“奈基-X”基础上发展“哨兵”系统。1975年10月,美国建成并部署了由低空拦截反导弹与高空拦截反导弹组成、具有“分层拦截”能力并采用拦截核弹头的“卫兵”战略反导系统,共部署了约100枚反导弹,但由于该系统难以拦截装有分导式多弹头和突防装置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不得不在1976年2月宣布关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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