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玉:弗洛姆论人的需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7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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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 (进入专栏)  


人的存在的矛盾性和历史的矛盾性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动力。当人面临矛盾时——不管是可以解决的还是不能解决的——总是有所反应,不可能无动于衷。人的存在的矛盾性是人的更深层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但人还是要去寻找出路。人的基本需要就是人对存在的矛盾性的处境的反应,而人的情感则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


弗洛姆认为,除了生理需要,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人必须去解决存在的矛盾性和历史的矛盾性,并克服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即使人的本能需要都满足了,也没有解决人的问题。弗洛姆针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说,不管性冲动极其派生物如何强大,它们决不是人身上最强大的力量。推动人的行为的基本需要起源于人的存在状况。


这些需要是:关联的需要(need for relatedness)、超越的需要(need for transcendence)、寻根的需要(need for rootedness)、同一感的需要(need for a sense of identity)、定向的需要(need for a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devotion) (Fromm, 1955/1965, pp.35-66)。每种需要都有积极和消极、健康和不健康两种满足方式。积极的、健康的满足方式是弗洛姆根据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提出的,是为了给消极的、不健康的满足方式提供一种标尺和参照系。


从弗洛姆的总的思路来看,现代人的需要是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由于现代人生活在自由与安全的两难处境中,生活在全面异化的社会里,所以现代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往往是消极的、不健康的。


1. 爱与自恋:关联的需要


人为了克服孤独,就要与他人建立联系。在一种分离和疏远的处境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找到与他人联结起来的纽带,即使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满足,他还是会感到自己的孤单的处境象一座监狱,人都有冲破这座监狱以与他人结合起来的需要。


婴儿能够体会到的唯一现实,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极其需要——生理的、温暖的和感情的需要。他没有把“我”与“你”分开来,他还处在与世界同一的状态中。在他眼里,外部世界不过是许多的食物和温暖,这些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他不能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中的某人或某物,不能把自己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弗洛伊德把婴儿的这种状态称为“原发性的自恋 (primary narcissism) ”。


在个体的正常发展中,通过逐渐地认识外部世界,逐渐意识到“我”与“你”的区别,这种自恋倾向逐渐被克服。最初是借助于感觉,发觉外部的人和物是不同的实体,这样就具备了说话的可能性;因为要叫出事物的名字,首先要把这些事物当作个别的、独立的、与自己不同的实体。


但真正在感情上克服这一自恋倾向,需要很长时间。就是在7、8岁孩子的眼里,周围的人主要还是满足他的需要的工具。只要这些人都能满足他的需要,这些人在他看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到8、9岁左右,孩子才开始感到别人的需要同自己的需要一样重要,即开始去爱别人。孩子的这种爱一般是对同龄人而不是对父母。人们以为小孩是先爱父母后爱别的人,这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对这种年龄的小孩,父母主要还是依赖和畏惧的对象,而不是爱的对象。因为爱要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这种爱要在儿童期以后才会出现,尽管他的萌芽如果幸运的话可能会早些。


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展,就能逐步建立起与他人的爱的联系,这就是从原发性自恋到爱的发展过程。所以原发性自恋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与儿童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相一致。


弗洛姆所描绘的理想的爱的关系是一种在保持个人独立和完整的同时又与他人结为一体的关系,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个人更坚强更幸福的境界。


如果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关系,总是按自己的主观臆断而不是根据现实本身去对待外部世界,把他人看成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而不是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人,弗洛姆沿用弗洛伊德的概念,称这种情况为“继发性自恋 (secondary narcissism) ”(以下简称“自恋”)。弗洛伊德所称的这种自恋,是一种心理疾病,病人似乎倒退到婴儿时期,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总是从我出发来看待他人。如一个极度单相思的男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一事实:他所爱的女人并不爱他。他的推理是:“我如此热烈地爱着她,她不可能不爱我。”或者说“如果她不爱我的话,我也不可能如此深地爱她。”然后,他通过这样的推测来解释那女人为什么对他的爱没有反应:“她是无意识地爱着我;而又害怕这种强烈的爱;她想要考验我,想要折磨我……”如此想入非非,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不能自拔。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对方是另一个独立的人,她有自己的情感,不是为他而存在的,很可能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在弗洛姆看来,自恋的实质是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他人和世界,表现为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容貌、身材、才智及自己的占有物等等,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对他人和外在世界则评价过低,甚至只将其视为自己的附属品和工具。每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恋倾向,只是到了极端的程度才是心理疾病。


弗洛姆似乎更关心多数人(而不是临床上的心理疾病患者)特别是现代人身上的自恋倾向。比如种族主义情绪,自己所属的人种(如白人)或民族(如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不能平等地对待其他人种(有色人种)或民族(如希特勒眼里的犹太人)。现代人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奇迹中,看不到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在弗洛姆看来也是一种自恋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人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产品,沉溺于技术万能的幻想中,不能理性地看待技术与人、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爱和自恋都出于与他人、世界建立联系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爱是在保持自我独立又尊重他人独立的同时与世界建立联系,自恋则以自我为中心来建立与世界的联系。所以二者的起源相同,方向相反。


2. 创造与毁灭:超越的需要


人都是身不由己地被抛入这个世界,与其他生物一样。只是人能意识到在一点,不甘心安于生物的被动状态,这就是人作为一种生物又要超越生物的被动状态的需要。


人不能接受以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因而产生一种推动力,以求超越其生物的被动性,超越其生存的偶然性。


一切生物都能创造生命,但只有人才知道他同时是被创造者和创造者。人能创造生命,男女相爱,由女人生下孩子,一起养育孩子长大成为自立的人。人们还去种植东西、生产物品、创造艺术作品、形成各种观点。在创造这一切的过程中,人超越了其他一切生物而进入一个自由和自觉的王国。人对超越的追求,正是物质生产、艺术、爱、宗教的源泉之一。


实现超越还有另一条途径:既然我不能或不愿去创造,那我就去毁灭去破坏。毁灭生命同样也使我超越了生命,人能破坏,正如他能够创造一样,这的确是人的一种神奇的本领。生命就是奇迹,无法解释。在破坏的行动中,人似乎使自己立于生命之上,实现了某种主动性,从而超越了生物的被动性。生物任凭命运摆布,任人宰割,人即使也逃不脱这种命运,但他不可能心甘情愿,无觉无识,毫无反抗。


因而毁灭、破坏是超越需要的变态满足,它是创造意志得不到实现的表现,是受挫以后的反应,是人对不利于成长的处境的反应。当创造意志得不到实现时,毁灭意志就会抬头。创造是生命成长的表现,毁灭是生命退化的表现。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看到破坏和毁灭所造成的惨不忍睹的场景,历史的每一页都充满了暴力和鲜血,但弗洛姆还是认为,毁灭不是人的一种本能,而是在特定的生存状况下产生的。相对于创造,它是派生的,是对创造需要受挫后的补偿。创造在人性中是一种更优先更深刻的力量。所以创造与毁灭不是两种独立的力量相当的东西。创造与爱相联系,毁灭与恨相联系。创造需要的满足产生幸福,毁灭需要的满足尽管能导致片刻的快感,但在深层和长远的意义上,毁灭导致的是痛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弗洛姆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修正和发展。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二者相互独立,力量相当,前者倾向于爱和建设,后者倾向于恨和破坏。两种本能都是生命能量,必须寻找实现的途径。如果死之本能向外实现,就表现为攻击、破坏、暴力;如果不能或没有向外实现,就表现为自我虐待等心理疾病,自己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遭受痛苦,以使死之本能这种能量得到释放。战争就是死的本能向外释放的一种途径。弗洛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修正了弗洛伊德的上述观点:第一,弗洛姆不是从人的本能而是从人的处境出发来研究人的破坏倾向;第二,因为毁灭、攻击等等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可以克服的。创造是人性中更深刻的东西。显然这是一种对待人性的更积极的态度。弗洛伊德对人性则持一种悲观的无能为力的态度。


3. 母爱与乱伦:寻根的需要


人类的诞生,意味着脱离自然的襁褓,脱离自然的束缚。然而,脱离自然又是可怕的。如果人失去了自然的根基,他将向何处去呢?那将是孤立无依的。没有自然这个“家”作为依托,就没有生存的基础,那将是无法忍受的。只有找到了新的生存根基,人才会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踏实、有所依托。所以人在与自然分离的同时,又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大地的需要,即寻根的需要。文明越发展,人的这种需要就越强烈。正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要离开母亲但同时又深深地依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人越是远离母亲,越强烈地思念母亲。自然、大地、母亲是人的根。


人类最基本的自然关系就是母子关系。在母亲的子宫里,孩子就开始了生命的过程,他在子宫里发育的时间比大多数动物的胚胎期要长。出生以后,依靠母亲照料的时间也比其他任何动物的抚育期要长。母亲不仅生下孩子,还要继续给孩子以生命力。母亲的关怀是无条件的,她不在乎孩子能为她做些什么,不在乎孩子对她履行什么义务。母亲关怀这个新生命,只因为这是她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母亲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庇护力量。母亲就是食物、就是爱、就是温暖。母亲是生命的源泉。有了母亲的爱,就有了生命力,有了生存的根基,就使人感到安全。


出生,意味着失去了子宫的庇护;成长,意味着逐渐走出母亲的保护范围。成年人要依靠自己、照顾自己、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然而世界变化无常,生活日益艰难,所学的知识支离破碎,错误无法避免……这一切使成人的处境同小孩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当一个人孤弱无助的时候,他多么渴望回到孩童时代以便得到母亲的保护! 其实,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帮助,需要温暖和庇护,在这些方面跟小孩一样,只是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同而已。


成年人往往对母亲曾经给予的一切还怀着深切的渴望,并寻找满足这种渴望的途径。表现为:一、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一发病生活就不能自理,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被动地吸收着一切,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病人完全被回到子宫的欲望所控制。二、睡梦中,留在母亲子宫里的欲望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梦见自己在一个黑洞里,梦见自己在一艘潜入深水中的单人潜艇里等等。心理疾病症状和梦往往象征着人对生命的恐惧和对死亡的迷恋。死就是回到大地,“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死也是回到子宫,回到降生之前。从象征意义上讲,子宫和大地是同一的。三、害怕独立,害怕离家,就象婴儿害怕断奶、害怕离开母亲的乳房一样。出生是第一次诞生,断奶是第二次诞生。既然第一次已无法挽回,就力图避免第二次。这样的人滞留于孩童时期不愿意接受已经长大的事实,离不开慈母的抚爱、照顾和庇护。他总是需要依靠别人。如果失去了母亲,也要依赖母亲的替代者,如慈爱的长者、宽厚的朋友、以及亲属、教会、同乡会等等。只有在这种依赖中才感到踏实。一旦失去这种依赖,就惶恐不安。


在人与母亲的关系问题上,弗洛伊德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或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认为小孩对母亲有性兴趣,小孩在吮吸母亲的乳头时能得到一种性的快感,直到成年仍存留着对母亲的潜意识的性的渴望,这种乱伦欲望是人性中固有的。由于在这种竞争中父亲具有强大的力量,儿子只好压抑自己的欲望,但在内心是与父亲敌对的。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把人与母亲的关系问题看成人的心理生活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但弗洛伊德的解释削弱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这种解释的错误在于:一、把成年人才有的性感受置于孩子的心理中;二、用父亲的存在来解释孩子压抑乱伦欲望的原因。在弗洛姆看来,人压抑乱伦欲望,是由于它与成人生活的客观需要相对立。现实要求成年人独立,不能依靠母亲,而要依靠自己。


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乱伦禁忌。乱伦禁忌的普遍性说明它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因为它的性欲方面,而是因为人要成长,必须割断脐带,必须克服再与母亲合为一体的强烈渴望。


这样,乱伦的概念在弗洛姆的思想中就主要不是性意义上的,而是指人对母亲的渴望,渴望留在或回到无所不包的安全的子宫,回到提供一切营养的甜蜜而温暖的乳房。这种渴望起源于成人的生存处境,即分离、疏远、孤独和不安全的处境。


弗洛姆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巴考芬(J. J. Bachofen)对母系社会的研究。巴考芬认为,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母系社会阶段: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母亲是家庭、社会生活和宗教的中心人物。巴考芬分析了母系社会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在于,母系社会普遍存在着对生命、自由和平等的确认。因为人是自然和母亲的孩子,他们都是平等的,有着同样的权利,其唯一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换言之,母亲爱她的孩子,并不因为这个孩子比那个孩子聪明,或这个孩子比那个孩子更能实现她的夙愿,只因为他们都是她的孩子,他们都有得到爱和关怀的同样权利。巴考芬也指出了母系社会的消极方面:人由于依赖母亲和土地,妨碍了个性和理性的发展。


弗洛姆也很重视巴考芬对父系社会以及父亲作用的分析。因为男子不具备生孩子(怀孕和分娩)的条件,没有养育孩子的职责,所以他比女子更远离自然。他因为缺乏自然的根基而被迫发展自己的理性,被迫去创造物质的或观念的世界,这个世界取代自然而成为他生存和安全的基础。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没有孩子与母亲的关系那样牢固,因为父亲在孩子的早年生活中,从未起过与母亲那样包容一切、庇护一切和爱抚一切的作用。相反,在所有的父系在会中,孩子与父亲一方面是服从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弗洛姆批评说,弗洛伊德对恋母情结的解释正是他的父权观念在作怪。在巴考芬和弗洛姆看来,孩子对父亲的服从完全不同于对母亲的依恋。对母亲的依恋是自然关系的延续,对父亲的服从则是以权利和法律这些人为之物为基础的,所以孩子对父亲的服从就不像对母亲的依恋那样具有自然本性的强制力。母亲代表自然和无条件的爱,父亲则代表观念、良心、责任、法律以及等级制度。父亲对孩子的爱不同于母亲对孩子的爱,父亲最喜欢的是最能实现他的希望、最适合继承他的财产和事业的孩子。


由此可以得出母爱与父爱的重要区别。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孩子几乎不能调整和控制这种关系。母爱,如同一种恩典:如果得到了,就是一种幸福;如果失去了,就无法挽回,就是不幸。那些过于依恋母亲的人之所以通过患神经症来获取母爱,是因为他这样假设和幻想:如果我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弱可怜的孩子,母亲一定会来关心我。


而在与父亲的关系中,孩子能够支配这种关系。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父系社会是不重视女儿的)长大成人,负起责任,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未来;父亲也希望孩子服从和侍奉他,将来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不管父亲的期望是着重儿子的发展还是着重儿子的服从,儿子都可以做一些父亲所希望的事情,以博得父亲的欢心。总之,父系情结的积极方面在于理性、纪律、良心、个性;消极方面在于等级、压制、不平等、服从。


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态度不同,对孩子的要求甚至相反。父亲的声音是尽忠尽职,母亲的声音是去爱和饶恕别人以及我们自己。责任原则与爱的原则的矛盾,正是人类存在所固有的矛盾。一个健康的人必须敢于接受这个矛盾,即同时接受父母双方的原则,既要用理性和责任去批判,又要用爱心去宽恕。


因而满足寻根需要的健康方式是将母爱与父爱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既依恋母亲,以平等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又不让这种依恋阻碍了个性的发展,阻碍了理性和独立性的发展。满足寻根需要的不健康的方式是将父爱与母爱的消极方面结合起来,过于依恋母亲,受自然、土地和血缘的束缚,使自己退化到懦弱的婴儿状态,失去了爱和理性的能力,并求助于、屈服于权利和等级制度,陷于乱伦的心理病态。


家庭、氏族、民族、国家(祖国)、教会等等,都是母亲形象的组成部分,对这些组织的依恋,就是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当这种依恋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力量,将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现代人害怕使自己成为孤立的个人,就逃避到象征血缘和土地的偶像崇拜中。每个人都依附一个民族而不是首先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他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没有同样血缘土地关系的“外族人”(这一关系由共同的语言、风俗、饮食、歌曲等来表示), 用不公正的标准来批判他们,随时对他们产生猜疑和误解。这就妨碍了人用客观的态度去对待事物,妨碍人的爱和理性能力的发展。这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的心理基础。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爱国主义”,在弗洛姆看来,是一种把自己的民族凌驾于人类、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民族的爱护。因为要爱护自己民族的精神健康和物质繁荣,就决不会侵犯别的民族。正如对一个人的爱,如果排除了对其他人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一样,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就是本世纪出现的人类向乱伦依恋退化的表现形式。


4. 个体性与一致性:同一感的需要


人从自然和动物世界分离出来,具备了理性和想象力,也具备了把自己与世界、与他人区分开来的能力,能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我,将此地彼地的我,也就是将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自己看成同一个人,由此形成的主观感受叫做“同一性的感受”或“同一感(sense of identity)”。人需要获得这种感受,需要认识自己并接受自己、认同自己。人是唯一能说出“我”的动物。当然婴儿还处在自然状态,处在和母亲的原始关联中,还不能说出“我”,随着他的成长,逐渐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形成了认识自己的需要,并能将成人对他说的“你”这个词转化为“我”。


满足同一感需要的健康方式就是将自己看成不可替代的个人,是自己行动的主体,感受到自己身上有某种任何人都不具有的东西,并将其看成是最珍贵的。这就是一种“我就是我”  的感受。弗洛姆称之为“个体性(individuality)”。具有个体性的人,也就获得了明确的同一感,明确感受到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自己在安排、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别人在支配他的生活。


个体性是自我意识高度发展的表现,它取决于个人脱离家庭、氏族、民族的程度。在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同一感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从“群一致性(herd conformity)”逐步向个体性发展的。但即使到现代,仍然只有少数人达到了个体性的水平。


所谓“群一致性”也就是和所在的群体保持一致,“herd”用在这里带有明显的贬义,原意一般指牛群。弗洛姆的用意一是指每个人都和周围的缺乏个体性的人们保持一致,一是说这样一种水平离动物较近而有待发展到成熟的人的水平。


弗洛姆就人的同一感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原始氏族的成员若要表达他的同一感,可能就用“我就是我们”这样的表述,他还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氏族中的其他成员的“个体”。在封建社会(中世纪),个人与他在封建等级制度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相等的,他的同一感也就是他的身份意识。各得其位,各安其份。


封建制度瓦解以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人能提出“我是谁?”“我怎么知道我是我自己?”这样的问题。笛卡尔的著名哲学命题正是对人的同一感的寻求所做的回答:“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但笛卡尔的回答只是强调了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我”,而没有看到表现在情感过程中和创造性活动中的“我”。


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就是为人获得充分的个体性创造条件。通过使个人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使个人摆脱权威的控制并学会思考自身,使个人感到“我”是自己力量的中心和行动主体。但只有少数人获得了个体性的真正感受。在大多数人那里,个体性不过是徒有其表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我同一感。


对现代人来说,民族、宗教、阶级、职业等等,都可以提供自我同一感。如“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是一个商人”……现代人的这种一致性倾向比起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一致性倾向,有了新的形式。现代社会变化快,人的身份和角色也不断变化。现代社会名义上鼓励个性(即个体性),如果一个人被认为缺乏个性,就会影响他对自己的认同,于是他就会表现出“很有个性”,但这只是一种幻想的个性。我们时常碰到这样的年轻人,为了引人注目和讨人喜欢,而表现得与众不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他缺乏充实的内涵。


5. 理性与非理性:定向的需要


人有了理性和想象力,就需要为自己确立一个目标,从而赋予给生存一种意义或价值,这就是定向的需要。定向即对意义的追求。人不能过一种生物的自生自灭的无意义的生活。人必须寻找和确立某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否则就会感到生活没有方向,生命没有价值。弗洛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信仰问题。


健康的人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他人和自己,把自己的人生目的、价值和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因而能够为自己寻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人也往往非理性地解决这一人生的根本问题,如相信某种图腾动物的力量、某种神的启示、某种迷信、某种使人沉溺的诱惑等,甚至为之献身。


但对现实作出解释,这也是人的定向需要的表现。即使是不合理的目标或行为,也要将其解释为合理的。政治领袖往往把所发动的政治、军事行动解释为合理的、神圣的、崇高的。一个人,无论他的行为多么不合情理,多么不道德,他都会竭尽全力使这种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要向别人也向他自己证明,他的行为是受理智、常识,或至少受传统的道德观念所支配的。


弗洛姆认为人的生理需要以外的以上几种基本需要都是人对于生存处境的反应,实质上都是在疏远、分离、孤独的处境下人与自然、他人、自我建立联系的需要。这五种基本需要是在《健全的社会》(1955)中提出的,是弗洛姆关于人的需要的系统表述。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8-100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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