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 王炜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14: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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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潘祥辉  王炜艺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强调,人应当是传播活动乃至所有生命活动的中心,人类的一切造物都不应凌驾于人类自身之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弗洛姆将对人性的心理分析和对纳粹极权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有机结合,并在“诊断病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弗洛姆认为,在法西斯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能通过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来逃避孤独,个人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是扭曲的,“偶像崇拜”和“机械趋同”就是这种病症的典型表现。只有通过“爱”与“劳动”及对传播方式的改造,建立人和人、人与自然及世界的自发联系,实现“健康的传播”,才能真正克服孤独、焦虑和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针对当下中国的传播现状,20世纪弗洛姆的传播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珍视。从“人本主义”出发,最后回归到“人本主义”,即是弗洛姆传播思想对当下最大的启示。

   【关键词】人本主义;弗洛姆;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史

  

   【作者简介】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炜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一、引言:传播思想史上的“缺席者”

   “弗洛姆的观点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复杂的”,这是大卫·英格莱比在《健全的社会》一书1991年伦敦增订版的导言中对弗洛姆的评价。在他看来,弗洛姆是一个广博的、“跨学科”的思想家,“他最突出的特点即他的吸收和结合几个学科的能力,是使他与这些学科的专门从业者发生龃龉的原因所在。对于心理学分析学家来说,他过于‘社会学’;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又过于‘实在论者’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太‘唯意志主义’了;而对于神学家来说,他又太‘人文主义’了。恰恰因为他把如此之多的学说结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的剪裁,所以他的思想才具有多学科的边缘性的特点。”(弗洛姆,2007:327)作为一个综合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哲学家,弗洛姆确实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国犹太人,20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他1900年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精神的环境里。少年时,弗洛姆就对犹太教思想中的普世和平与救世主的形象非常着迷。后来又跻身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圈子里。和马丁·布伯一样,他认为人具有一个基本的“本质”(essence),这个本质不是由其生物本能决定,而是由他的存在状况决定的。弗洛姆先后在海德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大学广泛学习了心理学和社会学,后来又在柏林心理分析研究所得到了心理分析方面的训练。他的思想因此显得十分多元。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继承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精髓,同时却也十分注重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试图超越心理学领域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二元对立,发展出新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姆,1999:14)。弗洛姆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他对现存社会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弗洛姆,1988:6)。他既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社会批判者,更是一位富有建设性的“人本主义者”。

   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常被视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的一大思潮,尽管人本主义哲学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但这种哲学思潮普遍强调对人的关注,要求重视人的本性、尊重人的价值(李万军,2014)。人本主义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关心的问题,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没有忠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强调了人本主义的批判线索”(余晓敏、胡翼青,2017)。不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人本主义的一面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作为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弗洛姆,他的传播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和阐发。某种程度上这也使弗洛姆成为传播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值得纳入传播史的考察。

   弗洛姆著有《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等诸多作品,在各种著作中他对人际沟通、偶像崇拜以及大众传媒等问题有过诸多论述,其传播思想值得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与在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对弗洛姆的研究相比,在传播学领域,弗洛姆确实可以说是一个本应在场的“缺席者”。尽管在《传播学史》中,罗杰斯指出是弗洛姆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引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简单介绍了弗洛姆主持的有关权威主义的经验研究,但其传播思想却没有更多的笔墨描述(罗杰斯,2002)。国内学者的著述与此类似,只有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时才会顺带讲到弗洛姆。如许正林的《欧洲传播思想史》(许正林,2005)、李彬、曹书乐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李彬、曹书乐,2016)以及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等,对弗洛姆的介绍都较为简略。这些研究大都只谈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整体的特点,却较少关注弗洛姆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不同。这种忽视或许和弗洛姆的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关。1946年,阿多诺激烈地批评弗洛姆为“修正主义者”。1955年马尔库塞在《性爱与文明》一书中再次发起了对弗洛姆的攻击,这种批判最终导致弗洛姆脱离了法兰克福派。因此在法兰克福的学术史中,弗洛姆的分量似乎显得不够。表现在一些传播批判理论的专著中(如石义彬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等),弗洛姆则完全没有被提及。在传播学领域,真正对弗洛姆的传播思想进行过专门梳理的只有国内学者芮必峰2003年发表的《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一文。该文从“传播的根源”“传播的现状”以及“理想的传播”三个方面解读了弗洛姆的传播思想(芮必峰,2003),不过该文对弗洛姆“人本主义”传播思想的阐释还不够深入,也没有将弗洛姆置于传播思想史的框架中去讨论,尚缺乏与其他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和理论的比较与对话,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弗洛姆的传播思想进行一次再研究。

   弗洛姆是一名人本主义哲学家,人本主义的色彩贯穿他思想体系的始终,他关注人的境况与基本需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纳粹极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弗洛姆从人的需求和心理出发,分析了人之所以惧怕孤独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人只有同他人进行合作才能生存,这对儿童来说尤其生死攸关;第二是由于主观自觉意识的存在,人必须与他人产生联系才能不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感所压垮(弗洛姆,2000:13-14)。在弗洛姆看来,为了解决自由带来的孤独处境与逃避孤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人类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放弃个性、臣服权威,通过将自我消融在外部世界中的方式来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联系。不过,臣服于权威的人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与满足,但在潜意识里却会认识到其代价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结果既加剧了个人的不安全感,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的情绪,因此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使人摆脱孤独和焦虑;第二种选择是建立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并不毁灭其个性,这种联系的本质体现是爱与劳动,弗洛姆认为这才是唯一一种良性的、健康的克服孤独和焦虑、实现人的发展和价值的方式(弗洛姆,2000:20)。

   事实上,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就贯穿在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和社会文化批判的结合之中。在对纳粹极权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弗洛姆还提出了解决两种体制之下“社会病症”的文化方案,充分显示了其传播思想中的“建设性”的一面。本文就拟从弗洛姆对法西斯极权社会的反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解决方案三个方面,对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做较为系统的分析。

  

   二、“偶像崇拜”的病症:弗洛姆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20世纪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汉娜·阿伦特将极权主义视为一种全新的统治形态,认为极权主义与其他的政治压迫形式(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等)有着本质区别,极权主义将在它的崛起之地建立起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阿伦特,2008)。同阿伦特等许多20世纪的德国犹太裔学者一样,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犹太人在德国遭受的迫害也对弗洛姆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姆的传播思想首先就体现在他对纳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上,他将这种文化批判与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相结合,揭示了纳粹思想与纳粹宣传的本质,及其何以产生强大宣传效果的原因。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开篇便指出,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是人谋求自由以及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羁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相继推翻了自然、教会和专制国家的统治,自由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然而,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却证明,废除外在统治并不一定能实现个人自由,尽管加诸于个人身上的羁绊被逐个解除,但现代人却依然有臣服于权威、向极权者献出自由的倾向,这并非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着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危机(弗洛姆,2000:1-2)。弗洛姆深刻地意识到,在极权社会中,权威主义机制是人们逃避自由、逃避孤独的主要方式,弗洛姆将这种机制定义为:“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 (弗洛姆,2000:101)。弗洛姆对“权威主义性格”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阿多诺后来参与的一项追寻反犹主义的人格根源研究,甚至被认为是后者理论的直接来源(李彬、曹书乐,2016)。在弗洛姆看来,极权主义社会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受虐者”和“施虐者”相互合作的,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弗洛姆在不同著作中反复强调“受虐者”通过失去自我、将自己消解在一个外在权力中来摆脱孤独和焦虑,但他也指出,人们并不能通过这种逃避机制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而对于极权社会的“施虐者”,他通过扩大自我、使别人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来摆脱孤独和软弱,弗洛姆同样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弗洛姆,2000:112-113)。弗洛姆坚持认为,心理健康是一个政治问题。“施虐——受虐”的过程也可以用来描述纳粹体制下大众文化产品与其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法西斯极权主义者通过政治和文化操控,使人们臣服于领袖,并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给原子化的个人以新的避难所和安全感。这些制度是异化的极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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