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战争的另一种想象

——《战争的面目》书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9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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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战争的面目》作为基根的成名作,写作时间应该在《战争史》之前。但《战争史》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版,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写了一篇长文,即《人为什么打仗》,将基根关于战争的思想进行了归纳。


《战争史》从思想史角度,讲述了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战争,也包括军事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当然,其视角是西方式的,作者基根对蒙古征服的评价,大概也代表了今天西方对东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在他们看来,整个东方完全是蒙古征服的产物,专制是根深蒂固的。


相比《战争史》,《战争的面目》完全着眼于西方世界,准确的说,是以英国为中心。全书由五篇长文构成,第一篇是对一般军事史和战争史著作的对比解读,最后一篇是战争发展演变和未来的各种可能,另外三篇分别是关于阿金库尔战争、滑铁卢战争和索姆河战争的军事专业讲述。



美国军事史学家汉森曾经写过一部《杀戮与文化》,他认为从马其顿方阵到罗马军团。从中世纪骑士到西班牙火绳枪,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嗜血好战,但他不认为这是坏事,他称之为“杀戮的艺术”、“文明的暴徒”——


相比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中,乃是唯一能够在纪律、土气方面达到如此高度,同时在技术上取得高深造诣的文明体系,也只有这样的文明会在凡尔登会战里将杀戮的艺术推向疯狂的极致一一工业文明下永无止境的杀戮远比部落时代最血腥的屠场来得可怕。无论是来自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武士,还是祖鲁族的军人,在组织、后勤与武备方面都无法达到现代西方军队的水准一一他们也无法杀死或者替代一一数以十万计的西方士兵,这些人花费数年时间浴血奋战,只为了民族国家所秉持的一条抽象的政治路线而已。


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和西班牙内战的一个简练总结。


关于西班牙内战,这两年国内已经翻译引进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著作。这场战争也为许多文学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作源泉,而经历过战争的西班牙人则希望忘却它。


如果说大多数战争都是内战,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都是西方人的内战,当然,在西方人看来,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东方人内战,甚至在战争爆发很久之后,西方国家都作壁上观。


关于战争的起源,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认为,战争是经济社会出现以后一种长久的建制,他说:


战争建制,就像王国与官僚政治一样,是人类的新发明,约产生于公元前30年左右。那时和现在一样,战争的起源并不是人类的心理因素(如人类的侵犯性),而是外在处境使战争变得有用。当然,这里面夹杂着国王和官僚们的权势欲与荣耀心,战争的产生则激发并扩张了人类的破坏性与残忍行为。


对于大众而言,关于战争的理解,主要是来自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前者包括小说、电影、诗歌,此外,现代纪录片出现以后,也有一些战争参与者个人的回忆录或访谈。相比之下,来自军事学家的作品并不多见。


基根在本书中,并没有将自己完全局限在一个专业军事学者的位置上,他采用了不同视角和不同层面的记录和观察,并以三场战争来解读战争的发生过程,试图最大可能的进入战争现场。当然,对于战争,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普通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但基根在此为我们提供了更可靠更清晰也更全面更真实的想象空间。


人们常常以为参与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争的人可能更了解战争,尤其是那些指挥或发动战争的将军、国家元首,更是如此。但基根在这本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战争中,作为个体的人往往渺小到虚无,即使指挥战争的将军们,也往往只能看到战争的一部分,而作为战争的参与者和牺牲者的士兵,他们更是只能看到战争的一个小小细节罢了。即使对于同一场战争,每个人的观察和了解都是不同的,不仅是敌对双方,即使同处一方的人也是如此。


基根的写作方法如同电影摄像所采用的多镜头拍摄,既有远景的大场面,也有近拍的特写。概括起来,战争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分析,比如军队、武器、战场(地貌与天气)、兵种(军官与士兵)、战术(指挥策略)、士气(意志)、个人视角、后勤供应、俘虏伤员处理、后果影响等。


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延伸,也是关于死亡的一种社会文化。政治与死亡,都是最令人兴奋的话题,再深一步,必然进入人性探讨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回顾战术与武器的配置,就会发现战争其实并不像许多军事家和将军所标榜的,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或者科学。基根的价值就在于对战争进行兼顾广度和深度的复原,以揭开战争的面纱,让战争在我们面前露出它真正的面目,用他的话说,就是看到“战争的本质”。


战争的本质是意志的较量。基根用登山这种“勇敢者的游戏”对战争进行了类比,他说:登山运动一直是对胆量和体能的考验,但是极限登山者的疯狂已经将其变成一种消耗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志力和耐力。在此过程中的伤亡人数也能和消耗战相提并论。从1935年至1958年,共有70位登山者挑战艾格峰,其中17人遇难在1941年德军入侵克里特的战斗中,800名士兵伤亡了150人,伤亡率为18%,而对艾格峰最早的13次挑战中,伤亡率为24%。可见,最危险的战争也不见得比那些勇敢的人进行的消遣更危险。


对战争的研究总是对恐惧的研究,通常是对勇气的研究;总是对领导艺术的研究,通常是对服从的研究;总是对强迫的研究,有时是对反抗的研究;总是对焦虑的研究,有时是对欢欣或宣泄的研究:总是对动摇和怀疑、误报和误解的研究,通常是对信仰的研究,有时是对远见的研究;总是对暴力的研究,有时是对残忍、自我牺牲和仁慈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它总是对团结一致的研究,通常也是对分崩离析的研究,因为战争的目标就是使团体瓦解。


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军一共损失了6万人、其中2.1万人阵亡,大部分是在发起攻击后的第一个小时,可能是最初的几分钟。基根引用了一句话,“战壕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


那些温顺的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穿着粗制滥造的军服,背着沉重的负担脖子上挂着身份脾,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毫无特色的地形,走进铁丝网内部,走向自己的灭亡。对于读者和听众来说,对索姆河战役的讲述所引发的情感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描述差不多,有内疚,有着迷,有难以置信,有惊恐,有厌恶,还有怜悯和愤怒,不仅性情温和者和慈悲心肠者如此,军事史学家也如此。


战争是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战争电影有两种,一种是美化战争的,让人觉得战争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尤其是让敌人家破人亡地惨死。一种是反战的,展现战争中人性的扭曲和丑恶,以及血肉横飞下各种恐怖和死亡。


实际上,战争最恐怖不是死亡,而是对身体的各种损毁。虽然现代战争让战争医疗技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相比冷兵器时代,现代战争对人的身体的伤害程度也更加可怕。滑铁卢战争中,隆隆的炮声让很多士兵失去听觉,索姆河战争时,毒气弹和泥泞让长期匍匐在战壕里的士兵精神崩溃。从古代到现代,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漫长,空间也被无数倍的拉大,身处战争中无可逃避的战士,其命运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无论随军牧师还是战地医生,都不是无所不能的拯救,一个士兵的灵魂和身体,最后变成战争的纪念碑。


基根从身体杀伤角度描述战争的一个演变:


滑铁卢战役留下的伤口虽然不会马上致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极其不愉快的后果,其中最明显的是致命的败血症和腹膜炎。但是,总体说来,滑铁卢战役的伤口(除了炮火伤口之后)很单一,只有长矛或低速子弹造成的穿透伤和刀剑造成的切割伤。如果它们造成的出血不太严重,如果泥土没有进人伤口,没有伤害到内脏,伤员的生存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索姆河战役留下的伤口更加多样得多,也更加严重得多,是滑铁卢战役中的医生所没有见过的。尖利武器造成的伤口已经几乎消失,因为虽然在一些尸体上发现了刺刀留下的痕迹,通常被认为是在受害者死亡之后留下的。现有的最佳数据显示,尖利武器留下的伤口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伤口的1%。子弹伤口要多很多,占所有新伤口的30%左右,但是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其比例可能更高,因为士兵们成为机枪手的活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炮弹和炸弹所造成的伤口的比例可能被降低,但是通常占到所有伤口的70%左右。炮弹导致的伤口最可怕,因为炮弹爆炸会对人体造成多种伤害。最糟糕的情况是将人炸得粉身碎骨,什么都无法辨别出来,有时什么都不会留下。


索姆河战争是也是马克沁战争。基根在《战争史》中说,“马克沁机枪的枪手实质上不过是穿军装的工业流程操作工人,因为他做的事只限于扣动机关枪的扳机,再就是使用机械装置把枪口转来转去进行扫射。”在本书中,基根进一步强调了工业化对战争的介入和影响,他说:


机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部机器,一部相当先进的机器,它在有些方面类似于一台高精度机床,在其他的方面类似于一台自动印刷机。和机床一样,它需要设定,这样才能在期望的、预定的范围内工作。和自动印刷机一样,只要简单的触发,它就开始不断地执行其功能,只需要很少的注意力。它会自动提供动力,只需要持续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和一点常规的维护,它就能够在整个工作时间高效运转。总之,最好将机枪手看作一种照看机器的人,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机枪喂弹,而这是可以在机枪火力全开时进行的;为水冷套筒加水;在射击平台设定的范围之内左右来回移动机枪。机枪的出现,与其说对杀戮行为进行了管理,不如说使其变得机械化或者工业化。


虽然普通人厌恶战争,爱好和平。但对人类来说,战争并不太像是毒药,倒像是一种毒品。事实上,在战争中,毒品往往比食品更受欢迎。在战争时代,不仅需要大量的外科医生,也需要许多牧师和心理医生。战士作为一个人,他常常是勇敢的,但也是懦弱的,面对战争的焦虑和恐惧,会让人精神崩溃,失去四肢行动能力、语言能力或视力,军队方面称之为“炮弹休克症”。在一些战争中,最高会有30%的人精神崩溃。


战争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固然它会使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且要经受肉体上的许多痛苦,但它仍旧是兴奋刺激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般人的生活多么无聊,我们就不会惊奇干他们想投人战争了。投入战争,为的是结束那种无聊、厌和僵化的生活,去从事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他一生中所能昐望的唯一冒险机会。


弗洛姆说,人类的历史是残酷的破坏性与残忍的记录,而人类的侵犯性远远超过人类的动物祖先。人与绝大部分的动物都不一样,人是不折不扣的“杀人者”。只有人才会觉得毁坏生命是一种乐趣,只有人オ会去追求这种乐趣,会为了毁坏而毁坏。正如暴力和残忍是人性的一部分,战争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战争说白了就是杀人,尽管战争是反人性的,但人类仍然会发动战争,甚至以参与战争为荣,而这一切也是基于人性。由此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


基根一生致力于对战争的研究,其实他常常步入对人性的剖析,这种困惑也是战争必然结果。就战争本身而言,战争就是杀人,但人们发动战争,往往并不是为了战争本身。换句话说,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并不在乎战争的过程,他们只关注战争的结果。承受战争过程的是普通士兵和大众,他们遭受到杀人和被杀的双重恐惧。


在著名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


有一位迷路的法国士兵跳进了一个弹坑,而一个德国兵保罗正躲在里面。保罗出于本能刺杀了他。机枪扫射迫使活着的保罗只能和死掉的法国士兵呆在一起。保罗开始对自己的杀人行为懊悔起来,他翻检了法国人随身携带的信和照片,他是排字工人,家里有妻子和女儿。保罗难过起来:“如果你再次跳进这里,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原谅我吧,伙计,你怎么成了我的敌人呢?如果我们扔掉这些来复枪和这套军服,你本来可以做我的兄弟啊。”


在美国电影《锅盖头》中,士兵不是人,而是一种武器,而武器则是士兵的性器官。在许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专制国家,武器要比士兵更加受到重视,因为武器需要国家投入资本和技术来生产,而人则是自然生长的,所以人是低值易耗品。这样的理念必然不重视士兵的生命和后勤保障,导致军用品质量低劣。 苏联的AK47代表了一种文化,即粗糙但容易大规模生产武器才是最好的。


说一段题外话:阿富汗战争时,苏联的武器貌似非常先进,但后勤仍跟40年前的二战时期一样非常糟糕。药品总是不够用,缴获的药品都是进口药,其先进程度让苏军颇为惊讶。日本制造的一次性注射器很受救护兵的欢迎,他们尽量在药包里保持装满20支的状态,它们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苏联的国产注射器落后很多年,一旦包装的垫纸磨损后,便成为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也沦为废品。苏联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个重伤员需要2升即4瓶;而阿富汗抵抗组织则使用意大利产的1升装的聚乙烯代血浆袋,用皮鞋都踩不坏,使用便利、安全。苏联的消毒药布包装粗糙,包装的重量就超过布本身,布没有弹性;抵抗组织使用泰国、澳大利亚产的消毒药布,又薄又白,弹性很好。抢救骨折的夹板,苏军争抢着用缴获的外国产品,如英国、法国、德国产的,国产夹板被吐槽成犹如滑雪板一样笨重不便。这位军官对曾经使用过的英国夹板念念不忘,有拉链,可充气,运输伤员时能防震,设计非常人性化。抵抗组织使用美国的睡袋,用天鹅绒填充,非常轻便;苏军则使用重达7千克的棉袄。苏军还从被击毙的雇佣兵身上剥下上衣、长檐帽、袜子、旅游鞋、中国造的裤子,中国裤子尤其受苏军欢迎,因为它不勒股沟。苏军连尸体上的袜子和内裤都不放过,因为军队分发量严重不足,国内计划经济下的产能又无法满足苏军个人的购买需求。


战争的最初设计完全是为了结果,而过程必须服从于结果,为了结果,过程就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也就不重要了。虽然很多军事迷们津津乐道战争的技术性,其实从有权发动战争的人来看,这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战争就是罪恶这件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古代战争中,总会有很多士兵选择逃跑,但现代战争彻底堵死士兵的后路,当然他们可以选择投降,但仍然逃不过惩罚。从基根的最后悲叹来说,所有战争都是被强迫的,这是普通战士的无法逃避的命运。他们只是国家的奴隶。1891年德皇在波茨坦的征兵演讲中对新兵说:“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母开枪,你们必须一言不发地遵照我的命令。”


将军们要的不是战争,而是胜利,(“所谓胜利,就是使一个国家灭亡,使他的灵魂屈服”。)而胜利来自强迫和强制的成功,一旦这种强制遭到士兵的逃避和抵抗,战争必然会失败。现代社会的军装越来越漂亮,但其作用却是为了抹杀人的个性,以各种棱角和迷彩来使人更像一件物品或者机器。


在军队这个非凡的有机体里,一百万条腿步调一致。他们服从同一个命令、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严守时间。他们随着鼓点统一行动,他们说的是命令和服从的秘密语言,他们的忠诚不再仅限于家庭和地方。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决斗”。骑士时代的决斗有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而战争毫无公平可言。战争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不公平,当一个强者面对弱者时,或者当一方自以为自己强大到足以打败对方时,战争就爆发了。


机器的设计初衷是为人带来舒适和享受,但人们发明武器的原则却是尽最大可能来给人制造身体痛苦和死亡。战争的美德是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心狠手辣、残忍冷酷。在很多时候,战争的机制其实是如何对为数众多的士兵进行强制的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士兵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尤其是他们都非常年轻,没有家庭,也没有太多社会阅历,这样的孩子最喜欢暴力,也最容易服从。


战争也是属于年轻人的,种种不适、无法睡觉、忍饥挨饿和沉重的负担,这些折磨只有30岁以下的人才能受得了,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恐怖、焦虑、分离和剥夺来说,也是如此。此外,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容易被战争带来的道德抚慰所打动,虽然战争有种种残忍,但是否认其补偿会是愚蠢的,其中包括让人陶醉的战友情谊、追逐敌人时的刺激、突袭和欺骗性战术所带来的兴奋胜利的喜悦和不负责任的恶作剧带来的狂喜。


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虽然德国人民确实不希望发生战争,即使那些将军和士兵们也是如此,但后来他们都未加抗拒地走入了战场,并且勇敢地打到底。战争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因为谁也无法承担战败的后果。一旦走进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别无选择。


人们并没有预见到,像法国这样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那些来自完全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的品性,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田、作坊、政府、学校甚至王宫中宁静安逸的生活,迅速响应号召,投身于这场重大与非凡的冒险行动中,这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古斯塔夫·勒庞刚完成《战争心理学》。这位群众心理学大师试图揭开人类发动战争的心理成因。但他同时又宣称:


任何以理性和逻辑来解释连锁的历史事件的行为都是徒劳无功的,就像人们尝试用纯粹的理性角度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一无所获一样。其起源和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最理性、最睿智的人也不可能预见的。


基根说,和以前任何时代的人相比,20世纪的人更加具备成为好士兵的潜力。在现代社会,战争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在国家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国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也可以牺牲无数个人,因为现代人常常被灌输,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国家,杀人和被杀都是光荣的。对于战争,政客和将军都从内心深处充满种种禁忌,保持最远的距离,他们不承认杀人,更不承认屠杀,他们只说,杀人是“消灭敌人”,被杀是“光荣牺牲”。人类在战争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件物品或祭品。


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例子,拿破仑所打的战争都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他并不是为了法国,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大的权力。他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感叹:“我要是有屠云尼那样的助手,我早就是世界的主人了。”他依靠军队和战争偷窃了法国大革命的果实,无耻地为自己加冕,而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数人却将其视为英雄。这种政治悖论不仅嘲讽了道义,也是对人性最残酷的揭露。


在西方中世纪,战争的主力是雇佣军或骑士,国王的战争常常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钱很快就花完了。现代征兵制让战争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战争中损失的士兵可以迅速补充。


常备军的存在本身就剥夺了自由人抗议示威的权利、质问和竞争的权利、威胁和反叛的权利。可想而知,在国王拥有镇压这些权利的军队之前,这些权利都是可以自由行使的。拿破仑把军队据为己有,这标志着他完成了掌权,使他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政体,这个政体可以比任何国王统治之下的政体都更加有效地实施镇压。但是,拿破仑式的镇压实为背叛,看起来却不像是背叛,因为作为帝国最终的保障者,军队在情绪和精神上都依然是法国革命的产物。


单纯从战争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都是不世出的天才,人们对拿破仑的崇拜往往是出于对战争和权力的崇拜,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了解战争本身,对战争的过程和个体不感兴趣,这种思维也是拿破仑的思维。拿破仑最狂热的崇拜者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莫属,这两个法西斯主义者从拿破仑身上获得了无数灵感。对拿破仑来说,他是战争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但他并不参与战争本身。正如中国古诗中所写:“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或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对于战争,处于战争前线的普通士兵和指挥所里的将军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在后方,军人的家属和发动战争的政客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战争是暴力、死亡、恐惧和悲剧,后者则认为战争是权力、强大、荣光和功绩,是这让我想起人们常说的钓鱼比喻:同样是钓鱼,手持鱼竿的渔夫认为其乐无穷,而被挂在鱼钩上作饵的蚯蚓则痛苦不堪,但在现实中,并不乏这样的描述:一只蚯蚓兴高采烈地宣称,它跟渔夫共同从事了钓鱼这件伟大的壮举。


(本文发表于2019年1月14日《文汇报》读书周刊,发表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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