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焱 杨沈龙 郭永玉:阴谋论为什么如此流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63 次 更新时间:2022-05-05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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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家焱   杨沈龙   郭永玉 (进入专栏)  


1、阴谋论与阴谋论信念

近年来,媒体关于重大社会事件背后阴谋论的“报道”层出不穷,而“阴谋论”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常见现象。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是一种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归因为由强大且恶意的群体或组织密谋实施的说法。同时,“阴谋论”不同于已经被证实的“阴谋”,它所涉及的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阴谋,但这些阴谋至今未被证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阴谋论”是对有可能发生但尚未被证实的“阴谋”的一种解释或说法。

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定义,阴谋论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阴谋论信念(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它是指人们将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归因为有权力的群体或个人暗中预谋以达成其目的的解释倾向。纵观古今富有争议的国内外重大事件,虽然人们对具体事件背后所缠绕的每种具体阴谋论说法的相信程度各不相同,但持有阴谋论信念的个体更容易相信这些阴谋论,或者以阴谋论的眼光和视角来解释事件。

1.1  为什么要从信念的角度探讨阴谋论

将阴谋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信念进行探讨,不仅仅是为了将它作为一种心理变量服务于实验研究,更重要的是持有阴谋论信念者往往不只相信某一种具体的阴谋论,而是对几乎所有阴谋论都抱着普遍相信的态度。以往研究中至少有两点发现足以证明。

首先,关于不同事件背后阴谋论的说法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研究者认为这是阴谋论信念成为一种独立信念系统的证据。在该系统中,各种信念相互支持并发展出一种封闭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对一种阴谋论的相信也会强化对另一种阴谋论的相信,如此不断循环。正是由于该信念系统的封闭性,人们如果相信一条阴谋论是真实的,那么所有的阴谋论都有可能是真的。

其次,人们可能会对同一事件持有多种阴谋论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围绕着戴安娜王妃之死产生了大量的阴谋论,有的声称她是被英国王室谋杀的,有的则认为她在别人的帮助下伪造了自己的死亡,以便远离狗仔队的镜头,过上另一种生活,这两种阴谋论观点显然相互矛盾,但民众却可能同时相信这两种观点,这似乎能更直观地说明持有阴谋论信念区别于只相信某一具体阴谋论观点。因为作为一个上位的信念系统具有指导个体情绪和行为反应的功能,它的“格式塔”或整体一致性可能比处于系统中核心外围的信念之间的一致性更重要。研究者通过实验也验证了,同时相信两个相互矛盾的阴谋论(外围信念)可以通过相信“官方掩盖了真相”这一上位信念来解释。因此,阴谋论信念作为一种上位信念不会拘泥于某一特定的阴谋论说法,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解释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人对权威产生怀疑、对官方解释产生排斥等。

正是由于对不同事件阴谋论观点的信奉之间的强相关性,和对同一事件相互矛盾的阴谋论观点的同时信奉,才使得阴谋论信念独立于只相信某一具体的阴谋论观点,成为一种整体的、连贯的心理结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可以纳入心理学研究范畴的变量,这一发现也支撑起了关于阴谋论的整个心理学研究。

1.2  阴谋论信念的特点

基于人们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源自相似的心理过程,以及阴谋论极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两点,研究者提炼出关于阴谋论信念的四个基本原则:普遍性(universal)、情绪性(emotional)、社会性(social)、后果性(consequential)。

普遍性是指阴谋论信念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情绪性是指阴谋论信念往往与焦虑、不确定感、缺乏控制感等消极情绪紧密相关;社会性是指阴谋论信念通常被认为是群体间的信念,即假设一个强大且有敌意的群体正在密谋与自己所归属的内群体发生冲突,因此,强烈的内群体认同和外群体威胁会共同激发人们的阴谋论信念;后果性是指阴谋论信念会对个人的健康、人际关系和安全等重要的生活领域以及政治参与、环保态度和社会运动等社会发展领域产生消极影响。

阴谋论信念的这四个基本原则逐渐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们的重视,特别是其消极性后果这一方面。哪怕是出于内群体认同而做出的维护群体不受威胁的行为,也并非总是产生亲社会的结果。因此,阴谋论信念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的观点已经成为了研究者们的共识,而想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必须先厘清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

2、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

以往的研究试图从不同视角阐释人们为什么会信奉阴谋论,主要关注人格或个体差异,如从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这五个方面探究“大五人格”与阴谋论信念之间的关系,但相关的研究结果往往难以重复。也有研究发现,阴谋论信念与不信任感、无能为力感,甚至是偏执型人格、非临床性妄想思维和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有关。但近来阴谋论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逐渐减少了对人格因素的关注,甚至对将阴谋论信念与近似病态的人格特质相联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2.1  来自动机视角的解释

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有时甚至是在不确定的证据面前。这和普遍的观点“人们的信念是由于或多或少地合理使用了证据”相违背,因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信念和观点往往来自于有偏向的、选择性的和带有动机的信息处理。

认知动机

人们想要理解世界,往往始于认知上产生一种努力以减少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动机。这种认知动机引发人们信奉阴谋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当人们感到不确定时,阴谋论信念会更加强烈;当个体认知闭合的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高时,即个体在认知上想要快速及时地获得一种解释时,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这是因为,阴谋论提供了一种广泛而一致的解释,让人们能够在不确定和矛盾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信念,或者通过阴谋论的简单解释来帮助自己理解外部世界,减少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在感到不确定时,甚至会将一些科学发现也当做一种阴谋,从而保护自己更为重视的信念。例如:认为全球变暖不是一个严重问题的人,当接收到关于全球变暖的信息时会感到不确定,在认知动机的影响下会更倾向于把“全球变暖”当作是科学家为了骗取政府的科研经费的阴谋。

研究者通过实验操纵被试认知上的不确定性,结果发现,当被试接收到关于石油公司的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信息后,只有显著感知到不确定性的个体,其认为石油公司推动引发了伊拉克战争的阴谋论信念会更高。同样,无论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道德水平高还是低,只有在认知上被操纵经历了不确定性的被试才更倾向于将这个国家中一位预计将赢得选举的领导人的车祸归因为阴谋论。这都说明,简单的道德水平判断不足以令民众信奉阴谋论,而对外部世界感到不确定时,在认知动机的作用下,民众才会相信阴谋论。也有不少研究探究了认知闭合需求和阴谋论之间的联系。在实验操纵下,认知闭合需求水平高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虚构的“某国总统在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这一事件归因为阴谋论,这说明认知闭合的需求会影响个体对外部事件的认知,并使个体主动忽视寻求证据,而采用阴谋论来满足认知上的确定性。

存在动机

存在动机源于人们努力避免外部世界存在的威胁,并且感知一种安全、安心和可控的环境。基于这种存在动机,人们选择信奉阴谋论,主要表现在:当个体感觉自身受到威胁,无法控制结果,以及感到焦虑和感到无能为力时,信奉阴谋论有助于个体减少感知到的威胁,提升控制感和安全感,建立外部世界的秩序。

研究发现,有过被排斥经历的人们,因为收入而产生客观上较低(相比于较高)地位的群体成员以及在政治进程上失败(相比于成功)的一方更倾向于相信和支持阴谋论。这是因为他们都感知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借助阴谋论来解释这种威胁,从而感到更安心。实验表明,由于外部威胁会使人丧失控制感,而当被试的控制感降低时,他们的阴谋论信念就会升高。这是因为当个体丧失控制感后,会为了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而选择笃信阴谋论的说法,作为一种信念层面的补偿控制途径,重获控制感,避免外部威胁。虽然阴谋论不一定是对外部事件真实的解释,但阴谋论却能及时满足个体建立秩序的需求,而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将个体这种寻求建立外部世界秩序的需求解释为结构需求(need for structure)。当个体的结构需求被满足时,其控制感也会上升,感知到外部世界的威胁会被削弱或消除,从而感到外部环境有序、安全。因此,越是想建立秩序的个体,越支持阴谋论的观点。

此外,人们在感到焦虑和不安全时会信奉阴谋论。研究者报告了不安全依恋和阴谋论信念之间存在正相关。还有研究者通过实验,在考虑到其他的预测因素,并对比了安全依恋(secure attachment)和回避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后明确指出,焦虑依恋(anxious attachment)是预测阴谋论信念的关键因素。具体地说,当个体的安全感受到威胁(例如恐怖主义袭击)时,个体就会产生上述的存在动机,高焦虑的个体更倾向于夸大自己面临的威胁,通过表达自己的弱点来吸引他人的注意,从而获得帮助,缓解自身的焦虑,而此时,阴谋论恰恰成为了夸大威胁的一种策略。

总之,当人们受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威胁时,将阴谋论作为一种因果解释有助于人们在环境中感到安全,同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获得一种控制感与安全感。因此,阴谋论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尝试性的防御机制来满足心理上对安全和控制的存在需求。

群体动机

人们在社交生活中会努力在思想层面上与他人保持一致的世界观,也会在自己所归属的内群体受到伤害时积极地去维护内群体的正面形象,这都源于一种群体动机。出于这种群体动机而选择信奉阴谋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更注重与群体中其他成员保持联系的人(如保守派或右翼)更倾向于支持和分享阴谋论,因为他们更渴望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享现实”,并且维持自己单一的社交关系网络;二是当人们发现自己所在群体的正面形象受到威胁时,更可能相信阴谋论,因为阴谋论可以通过将内群体的负面结果归咎于他人,从而维护内群体更有能力和更有道德的正面形象。

研究者在阐释阴谋论产生和传播的机制时提出,当一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某种阴谋论时,原本不相信该阴谋论的人迫于群体压力也会接受这个阴谋论。这是因为当信息有限时,人们出于群体动机会更倾向相信他人提供的信息,接受他人的想法。同时,当重要他人(如长辈、群体的领袖等)持有阴谋论时,来自他们声誉的压力会让人们保持沉默、压制怀疑甚至试图讨好、共享他们的观点,因为人们不想面对敌意或者失去好感。“群体极化”现象也反映了这种群体动机,例如那些反对美国的人,如果他们交换了观点,将会使他们更强烈地反对美国。

出于维护内群体正面形象的群体动机,自恋的个体或集体会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集体中的成员可能出于强烈的集体意识,并且受到偏执想法的影响,会将阴谋论作为一种防御手段让集体从不利的位置或责任中解脱出来。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集体自恋可以显著预测关于外群体成员(如外国政府)阴谋论的支持。例如,波兰民族的集体自恋预测了对“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的阴谋的刻板印象。

2.2  来自社会认知视角的解释

上述来自动机视角的解释似乎总是与特定情境联系在一起。而阴谋论信念更像是人们日常认知过程的产物,同时,相比于其他研究视角,社会认知视角似乎更能反映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形成的内在心理过程。近来的研究者也更多地从认知的角度来关注这些心理过程、认知偏差及思维方式可能是什么,并且,认知机制的揭示也可能帮助到普通民众如何抵制有害的阴谋论。因此,基于阴谋论信念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归因倾向,以下将从“强加因果”(错觉模式感知)、“归因偏差”(敏感性动因觉察)、“由己推因”(投射)这三种社会认知的归因角度来解释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

错觉模式感知

模式感知(pattern perception)是指识别一组刺激之间有意义的相互关系来理解世界的自动化倾向。通过模式感知,个体可以理解外部事件并对未来做出预测。然而,当个体缺乏控制感或感到不确定时,这一功能性过程会发生扭曲,因为人们会将实际上并不相关的刺激(事件)联系起来,导致错觉模式感知(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将一组实际上是随机的或无关的刺激识别为有意义的相互关系,并以此对未来刺激进行预测。

简而言之,模式感知是一种关于人和事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通过在人、事件和其他重要刺激之间确定因果关系来理解世界,有助于我们识别威胁和机会,预见行为的后果,并战略性地调整我们的行为以适应环境和形势的要求,这种能力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阴谋论往往是一种强加因果联系的错觉模式。有研究指出,错觉模式感知是人们持有包括阴谋论信念在内的许多非理性信念的核心。例如,持有阴谋论信念的个体会高估事件之间存在关联的概率;阴谋论信念也与在随机或混乱的刺激中感知到模式或规律的倾向有关,特别是在随机抛硬币的结果序列和无结构的现代艺术绘画中寻找并感知到模式或规律。

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当操纵被试丧失控制感时,其错觉模式感知会增加,阴谋论信念也随之增强。这从侧面表明“阴谋论信念根植于错觉模式感知这一认知过程”,因为阴谋论建立的相关模式使不可预测、不确定和具有潜在威胁的环境变得更加可预测和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个体所丧失的控制感。研究者不仅验证了错觉模式感知和阴谋论信念之间的相关关系,还通过实验操纵被试阅读一段支持(或不支持)阴谋论的文章,结果发现,与反阴谋论条件下的被试相比,支持阴谋论条件下的被试会赋予世界上的事件之间更强的因果联系(模式感知),这反过来又预测了被试一系列不相关的非理性信念。由此可见,错觉模式感知作为重要的认知基础,会影响人们认知上倾向于在无关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甚至强加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笃信阴谋论的解释,进而形成阴谋论信念。

敏感性动因觉察

研究者曾发现人们倾向于将抽象的几何图形的移动描述成有生命、有情感的动物和人类的行为,这种认知倾向类似于文学中的拟人化修辞手法。据此,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敏感性动因觉察的概念,即将不存在目的、动因的人或事物赋予目的、动因的倾向。

敏感性动因觉察一直被心理学研究者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超自然信念,同时,阴谋论信念与超自然信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敏感性动因觉察对这两种信念的作用机制相似,它会导致个体高估所谓阴谋者的权力、恶意和预见能力,而低估了意外、人为失误和偶然性的作用,从而发生归因偏差并产生阴谋论信念。

也有不少研究直接考察了敏感性动因觉察与阴谋论信念之间的关系。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实验验证了高阴谋论信念的个体有过度目的论的倾向,而过度目的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敏感性动因觉察。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作为另一种敏感性动因觉察,其与阴谋论信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被大量研究所证实。

与敏感性动因觉察这种归因偏差类似,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也是一种常见的归因偏差,并且有研究发现支持阴谋论的人更容易陷入合取谬误这种认知偏差。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直觉的思维方式,而直觉思维与阴谋论信念高度相关,理性的分析性思维则会削弱人们的阴谋论信念。

研究发现,普通民众确实倾向于拟人化思维,在他们眼中,天气事件、机器运动,甚至几何图形的移动都是有意为之的,是有能动性的。研究者认为人们这种拟人化思维是因为人的大脑天生对环境中的动因觉察非常敏感,人们能够及时寻找到动因、理解一件事(特别是在模棱两可的情境下)并迅速作出反应,对于生理需求和社会生存都有着重要意义。据此,有研究者提出,人们对历史事件持有阴谋论的态度是由于高估了有意识的意图在使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阴谋论是源于一种人们将事件背后的社会力量拟人化的倾向。因此,基于敏感性动因觉察这一归因偏差的认知过程,人们倾向于及时在环境中寻找动因,甚至拟人化事件背后的社会力量,假定存在着某种目的、动因或意图,从而产生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上的阴谋论信念。

投射

投射(projection)是指将自己的想法、感觉、动机或行为倾向归因于他人的过程。与受弗洛伊德影响的早期防御机制不同,新近理论倾向于将投射视作一种理解社会环境的手段,是一种社会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更为直接或客观的信息,个体在判断他人可能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如何感受时依赖于个体对自己的了解与认知。

具体而言,现实中的人们常常会接触到各种媒体信息背后包含的谣言与阴谋论,而人们又渴望那些具有社会意义和影响、并且引起强烈情绪反应的事件都能有一个解释,但个人总是缺乏了解事件背后真相的直接途径,只能透过复杂的信息网络去理解事件中的他人究竟做了什么,此时,投射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机制可以帮助人们选择其中的某种解释(比如阴谋论)来理解事件。例如,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愿意创造艾滋病毒,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否定政府与科学家创造了艾滋病毒这一阴谋论。这是一种由个体对“我愿意做这件事”的感知推动了对“他人做了这件事”的阴谋感知。

有研究者通过问卷和实验两种手段探索了投射对阴谋论信念形成的作用。他们首先测量(或操纵)了被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水平,这是一种与谋取个人利益、剥削他人、不择手段的意愿相关的人格特质,它可以作为一个人道德倾向的衡量指标;接着,通过评估对17条阴谋论项目的认可程度来测量被试的阴谋论信念;同时,对于每一项目,被试都被要求将自己处于所谓阴谋者的位置上来评估自己参与该行动的可能性。结果发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阴谋论信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个人参与阴谋的意愿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也验证了一个人的道德倾向和阴谋论信念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将这些道德品质投射到他人的身上来实现的。因此,投射是一种“由己推因”的社会认知过程,它促使人们基于对自己的了解与认识来推断事件中他人的想法和做法等,将“我愿意参与这件事”的自我感知投射于他人,从而推动产生了“他人密谋策划了这件事”的阴谋论信念。

3、阴谋论信念的干预机制

大量研究发现,阴谋论可能是有害的。阴谋论不仅会对人们在卫生健康、环保态度和政治参与等个人层面问题的决定上产生消极影响,还可能导致民众不支持现有的社会系统,甚至采取行动挑战现状,使得社会系统不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些阴谋论信念一旦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将很难扭转。因此,基于上述人们信奉阴谋论的三种动机,研究者提出以下几种具有针对性的阴谋论干预手段。

3.1  合理化认知——基于认知动机的干预

当人们为了减少不确定感,而产生信奉对事件简单解释的认知动机时,人们会主动放弃寻求事件背后的真相而简单地选择相信阴谋论。这种对外部事件片面的归因是一种不合理的认知,可以通过提供反阴谋论证据、提高认知能力和重视认知理性等手段来合理化这种片面的认知,从而干预阴谋论。

反阴谋论

提供反阴谋论的证据或信息是干预阴谋论最直接的手段,能够从认知上满足个体对外部事件确定性的需要。有人针对911事件的阴谋论进行了研究。他们要求被试观看关于911背后真相的阴谋论影片,然后再给被试呈现了两种反阴谋论的证据,一种是基于事实上的反阴谋论证(例如:影片中没有提供爆炸物的证据),一种是基于逻辑上的反阴谋论证(例如:该理论缺乏简约性),最后测量被试对“美国政府参与了911袭击”的阴谋论信念。结果显示,相比于控制组,两种实验条件都降低了被试的阴谋论信念,并且基于事实的论证比基于逻辑的论证更加有效。该结果表明,基于事实的反阴谋论可能是一种有效减少阴谋论信念的途径。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提供反阴谋论并对阴谋论进行纠正,可能会使阴谋论者产生极大的抵触,因为相反的证据通常会被理解为阴谋论的一部分。而在阴谋论产生之前就提出反阴谋论证据则可以加强反阴谋论说服力,因为首先呈现的有争议和有趣的信息往往会产生首因效应。

以反对疫苗接种的阴谋论为例,该说法认为,制药公司和政府为了能够从中获利,伪造了与疫苗接种相关的数据,并且对公众刻意隐瞒了疫苗的有害副作用。甚至疫苗会引起自闭症这样的说法在美国很流行。在实验条件下,为被试虚构一个需要接种疫苗的孩子,结果相信疫苗阴谋论的人们所感知到的疫苗危险性增加,从而不愿意为这个虚构的孩子接种疫苗。现有的改善人们疫苗接种意愿的方法是直接提供反阴谋论的信息和证据:请专家来说服公众,并强调疫苗接种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还有研究者发现,虽然阴谋论会削弱被试为一个虚构的孩子接种疫苗的意图,但在阴谋论之前呈现反阴谋论信息可以减少这种负面效应。这表明,在阴谋论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之前进行科学教育的干预措施是有效地改善疫苗接种意愿的一种途径;但在阴谋论信念确立后,则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例如,美国俄勒冈州近年就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希望免去疫苗接种的家长或监护人接受关于接种疫苗的益处和风险的教育。

认知能力和认知理性

鉴于阴谋论常常使用到反事实的论证(例如:循环推理、重复未证实的前提错误、不可证伪性和逻辑缺陷等),同时,从事分析性思维工作的人不太可能持有特定的宗教和超自然信念,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理论上可以减少其对外部事件进行简单、片面的阴谋论归因。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了阴谋论信念和分析性思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启动分析性思维的实验操纵可以减少阴谋论信念,包括一般阴谋论信念和关于伦敦7/7爆炸事件的具体阴谋论信念。这可能是因为分析性思维促使个体对信息仔细而有意识地处理,从而增加了对大多数阴谋论中固有的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关注。因此,政府通过普及教育等手段支持分析性思维技能的发展也是干预阴谋论的一种有效途径。

但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其认知能力(分析性思维)水平也显著地提高,为什么阴谋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研究者认为人们认知能力的提升还不足以干预阴谋论,人们还必须重视认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这里的认知理性可以理解为通过利用逻辑和证据等形成个人信念的一种动机,因此,认知能力和认知理性对个体怀疑阴谋论产生了交互影响。也就是说,针对认知理性的干预也可能是增加对阴谋论怀疑态度的可行途径。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使人们致力于利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去追求真相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2  缓解焦虑及提升控制感——基于存在动机的干预

当某些政治或社会事件(如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然爆发时,民众会迅速感受到来自这些外部事件的威胁,感到恐慌、焦虑,自身的控制感和安全感也会下降。出于避免威胁、建立秩序、补偿控制感等存在动机,民众会信奉阴谋论。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及提升个体控制感可有效干预阴谋论。

从缓解个体焦虑的角度出发,有研究者提出,启动人们的安全性依恋可以有效减少人们的阴谋论信念。这是因为依恋系统是心理安全感的基础,当遇到威胁时,启动安全性依恋的个体相信自己拥有他人的支持与关怀,从而缓解了焦虑情绪,提升了个体安全感,避免了外部威胁,阴谋论信念也随之降低。当然,除了启动安全性依恋来缓解焦虑以外,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其他缓解焦虑的手段是否可以干预阴谋论,以及如何将包括启动安全性依恋在内的种种干预手段应用于现实社会。

从提升控制感的角度出发,有研究者提出,控制感和阴谋论信念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不仅当个体的控制感丧失时阴谋论信念会升高,当个体的控制感提升时其阴谋论信念也会降低,这也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明确了提升控制感来干预阴谋论的有效性。再将眼光置于企业组织中,每当有金融危机等事件爆发时,组织阴谋论(organizational conspiracy theories)往往也会随之而来,并对员工、管理层乃至整个企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者为组织阴谋论提供了多种干预手段,其中之一是,在决策过程中认真执行程序正义原则,例如让员工对相关决策发表意见可以改善他们与决策者的关系,并为他们提供自主感。执行程序正义、提供自主感其实也是变相提高员工控制感的有效途径。

3.3  对重要他人的认知介入——基于群体动机的干预

由于人们出于群体动机会倾向于相信群体中其他成员所信奉的阴谋论,特别是当地位和声誉比自己高的人相信某种阴谋论时,人们甚至会压制自己的怀疑而主动分享他们的观点,因此针对这样的群体动机,最有效的一种干预途径是对群体进行认知介入(cognitive infiltration),特别是对极端的阴谋论群体和群体中的重要他人进行认知介入。

研究者提出,当网络和现实中的群体产生越来越极端的阴谋论时,管理者可以通过引入认知多样性对其进行认知介入,从而实现对阴谋论的抑制甚至扭转。具体而言,管理人员可以匿名或实名进入网络社交聊天平台甚至现实生活中的阴谋论群体,并试图引起人们对阴谋论的实际前提、因果逻辑和对政治行为影响的怀疑,从而破坏阴谋论思想的传播。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重要他人,比如极端阴谋论群体中的“头目”进行认知介入,当这些人扭转思想后,普通“信众”的态度将更易于转变。不过,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引发阴谋论群体对管理层更大的怀疑;管理人员自己可能会被阴谋论观点所说服;甚至管理人员会被极端的阴谋论者揭发和伤害。

此外,如果阴谋论是出现在企业组织中,研究者还为组织阴谋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教育员工了解竞争市场中管理决策的复杂性,并全面告知员工为什么做出某些决定,尤其是要告知那些从组织长远的集体利益出发但会牺牲其个人利益的特定员工,以及这部分员工群体中具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员工。这其实也是对群体中的重要他人进行认知介入的一种具体表现。

4、阴谋论信念的未来研究方向

阴谋论信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它不是对各种不同阴谋论观点之信仰的简单累积,而是从其中抽象出来的,更普遍、更系统、甚至更稳定的心理变量。基于此,研究者从多种视角来探究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未来研究首先要将动机因素与认知视角相结合。具体来说,错觉模式感知能够使人们通过在外部刺激(事件)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来理解和应对复杂的外部世界,甚至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影响和威胁的外部事件增加了人们“制造”意义的动机,也就是说,焦虑的情绪和迫切希望找出发生了什么的愿望使得人们阴谋论信念增强。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外部事件的威胁会使人们丧失控制感,控制感的缺乏又会激发人们观察和寻找模式,阴谋论提供的解释可以将令人不安而又变化莫测的现实置于某个大人物或群体的控制之下,从而成为一种恢复个体控制感的补偿机制。无论是受到减少不确定感的认知动机还是提升控制感的存在动机的诱发,都足以表明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是认知路径与动机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敏感性动因觉察是人们在进化的过程中,与环境互动而发展出的一种适应性认知功能,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并避免潜在的外部威胁,满足社会生存需要,这似乎也暗示了探究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要将认知与动机路径结合起来。

其次,未来研究要将人格因素与认知视角相结合。目前针对投射这一社会认知过程与阴谋论信念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研究是将投射与个体的道德品质,特别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类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共同解释阴谋论信念的产生,这说明,脱离人格因素,投射这一认知路径难以独立揭示心理机制。或许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本就源于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而学者们在研究了大量的社会、人格和认知变量之后似乎发现,上述种种与阴谋论信念产生相关的认知过程其实也在同时满足个体一个或者多个的心理需求——例如理解复杂的事件和外部世界的需求,减少不确定感的需求,补偿控制感的需求,缓解如焦虑之类的消极情绪的需求,或者仅仅是简单地在后现代世俗社会中探索和表达个人价值观的需求。因此,未来的研究势必要将人格、动机和社会认知等多重研究视角结合起来,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

最后,未来研究还应注重研究样本、方法和学科的多元化。阴谋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但研究者们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而中国以至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阴谋论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有研究者对阴谋论心理学领域实证文献进行了元分析,所统计的全部96篇文献中仅有4篇是以亚洲为背景展开的研究(占比4.2%)。然而,我国近年的社会危机事件不断,与转基因食品、疫苗事件等相关的阴谋论甚至还引起过严重的社会恐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何针对阴谋论信念展开有效的心理学干预策略已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此外,该研究领域还有一些固有缺陷亟待完善,例如: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验设计和纵向研究以确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仍需长期关注和扩大极端阴谋论者这类样本,以得出更为坚实的结论;引入质性访谈,或追踪对阴谋论材料的眼动反应,或测量对阴谋论材料的反应时等手段,为阴谋论信念的测量拓宽思路。阴谋论从来都不局限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用着带有各自学科特色的语言、彼此相互独立的方法来描述和研究这一现象。因此,未来研究更应注重弥合各自学科定义、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对阴谋论这一日渐普遍、影响甚广的社会现象进行跨学科的深入探讨。


原文链接:

http://www.personpsy.org/Info/Details/2126

http://www.personpsy.org/Info/Details/1899

茆家焱, 郭永玉, 杨沈龙. (2021). 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社会认知视角的三种解释. 心理科学, 44(1), 169–176.

茆家焱, 杨沈龙, 郭永玉. (2019). 信奉阴谋论的动机及干预手段.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3), 623–627,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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