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共同富裕须以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根本在于有能够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其中，再分配是关键。它是政府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在各收入主体之间进行现金或实物转移，而对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按照形式的不同，再分配主要分为：（1）税收，属于征收式再分配活动，是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法将人们的部分收入或财富收回，如个人所得税等；（2）社会保险与福利，属于补贴式再分配活动，包括基于一定时期的缴费在另一时期补贴的养老、疾病等保险，以及为生活困难者提供的补助、救济等社会福利；（3）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国家兴办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性服务，使得那些在经济上不足的人群也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再分配构成了城乡居民又一重要收入来源，并伴随着制度的不断健全而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政府在推动再分配的过程中，为何民众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在学界，民众的再分配态度，即对再分配的支持或倾向程度被称为再分配偏向（redistributive preferences, 又译为“再分配偏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态度。因此把握民众的再分配偏向，能够为推进共同富裕带来重要的社会治理启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再分配偏向这一研究主题就备受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探究了民众再分配偏向的形成机制。鉴于这些研究视角在国际上持续的热度及具有的现实意义，而国内目前尚无专文进行整合性探讨，故本文首先将系统梳理这些视角的理论观点、实证研究、治理启示，继而基于现有视角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自利动机视角
理论观点
有关再分配偏向最早的研究视角即是自利动机视角。该视角认为民众的再分配偏向主要受到经济自利动机的驱动。其主要观点是由Meltzer 和Richard（1981）提出的理性选民模型（简称“M-R模型”）。M-R模型认为选民会基于自身在整体收入分布（或生产力分布）中的位置，作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再分配选择。具体来说，倘若选民在收入分布中处于较低的位置，那么其预期自身会从再分配中受益，于是偏向支持再分配；反之，倘若在收入分布中处于较高的位置，那么其预期再分配会损害自身利益，于是偏向反对再分配。在宏观层面，收入越不平等意味着越多选民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越低；因此在经济自利动机的驱动下，对再分配整体的支持度也就越高。此处，M-R模型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选民完全了解整体的收入分布情况。
除这一代表性理论之外，自利动机视角后来还发展出了其他理论，如向上流动预期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在再分配政策具有持续性且选民的风险厌恶水平不太高的前提下，倘若收入处于均值水平以下的选民（即低收入选民）预期自己未来的收入水平会提高，他们也会不那么强烈地支持再分配。可见，这一假说强调个体不仅关注当前的再分配利益，同时也会考虑自己未来的收入变化，预期未来在再分配中的利益情况。这种对未来利益的考虑，同样会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偏向。当然无论是关注当前利益还是未来利益，总体来说，自利动机视角阐述了经济自利动机对个体再分配偏向的驱动作用。
实证研究
基于自利动机视角，大量研究发现在微观层面，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的个体会表现出再分配偏向的差异；而这背后主要是经济自利动机的驱动。研究基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支持再分配。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相比男性往往面临更多的职业风险、对自身的收入情况更缺乏信心，因而更期望从再分配中获益。除性别之外，研究也发现了再分配偏向的年龄差异。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因为更依赖社会福利中的利益而更支持再分配。
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格外会体验到再分配的利益得失，因而也尤其会表现出再分配偏向的差异。有关再分配偏向的阶层差异，也常被作为自利动机视角最主要的研究证据。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指标，均发现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更低。一项研究分析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并以职业作为社会阶层的衡量指标，发现在智利、墨西哥、美国等国家，与工人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经理、私人企业主更不支持社会福利。另一项研究得益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民意研究中心合作，他们对美国排名前1%的富人展开了访谈。访谈结果发现与一般公众相比，这些富人对税收、社会福利项目等再分配政策的态度更保守。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阶层越高的个体，越会觉得再分配会损害其经济利益，进而更不支持再分配。
治理启示
作为最早的理论视角，自利动机视角因揭示出经济自利动机这一重要的心理机制，而在再分配偏向领域长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该视角也为推进共同富裕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启示。即自利动机视角揭示出受经济自利动机的驱动，不同群体之间（如高阶层者与低阶层者）会产生再分配偏向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一旦升级或者激化，便可能演变成群体撕裂、甚至是社会动荡。在人类历史上，由再分配问题引发的冲突事件比比皆是。因此，如何弱化经济自利动机，减少不同群体的再分配分歧，是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本文认为一方面是从价值观的培育入手，可以通过教育课程、媒体宣传等途径使民众跳出个人利益得失的框架，而发展出关于再分配的集体利益意识。即民众意识到：过高的贫富差距不仅会损害低阶层者的利益，而且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低经济效率的循环。推动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正是有利于打破这种负面循环，最终使每个个体都能从更健康、更具活力的社会中受益。这种集体利益意识的发展将可能降低经济自利动机，进而缓和不同群体的再分配分歧。如已有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表明，当集体利益意识较强时，人们的经济自利动机会减弱；以至供应商与消费者不同的群体都趋向于支持共享经济。另一方面是从制度的改革入手，社会治理者可以建立更完善的再分配制度，包括对低阶层者的援助可以不只是直接的“金钱”给予，也可以是增加他们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学习。这也可能降低经济自利动机的影响，使得再分配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具体来说，相比于直接给予“金钱”，通过教人自食其力这种方式，低阶层不用总是依赖社会福利，同时也减少高阶层的税收负担。因此，不同阶层的群体都更能够接受这种再分配方式。
公平认知视角
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也有研究者逐渐揭示出了自利动机视角的局限，包括：（1）在微观层面，发现自利动机可能并不是社会阶层影响再分配偏向的唯一心理机制。（2）在宏观层面，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民众的再分配偏向并不一定随之增加。针对自利动机视角的解释局限，研究者继而发展出了公平认知视角。
理论观点
公平认知视角认为个体是否支持再分配不仅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是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那么对于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平等分配是如何形成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信念，这些信念都可能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偏向。这一视角早期的代表性观点是由Alesina和Angeletos（2005）提出的社会信念模型。该模型首先剖析了关于不平等分配原因的信念，即不平等或贫富差距归因，是如何影响再分配偏向的。具体来说，该模型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民众认为收入不平等是由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负等个体内部因素决定的，即视其为公平的不平等，民众将偏向较弱的再分配；在宏观层面，政府将采取温和的再分配政策，进而鼓励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使得社会收入差距较大。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民众认为收入不平等是由运气、出身、关系或腐败等外部环境因素决定的，即视其为不公平的不平等，民众将偏向较强的再分配；在宏观层面，政府将采取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进而抑制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使得社会收入差距较为温和。对应地，前者类似于美国的国情，后者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国情。可见，社会信念模型阐释了贫富差距归因对民众再分配偏向的影响，它能有力地解释不同国家，如美国（低再分配—高收入不平等）和欧洲国家（高再分配—低收入不平等）之间再分配模式的差异。
除贫富差距归因之外，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个体会产生一系列有关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观念或看法，即系统合理信念：包括经济系统合理化（是指对经济不平等合理性、正当性的看法）、社会支配倾向（是指对不同群体间社会等级的偏好程度）、精英主义信念（是指相信努力一定能够带来成功的观念）、平等机遇信念（是指相信人人拥有平等机遇的观念）等。这些系统合理信念都可能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偏向。即当个体持有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时，意味着个体相信现有社会系统是公正的、合理的，进而会反对再分配等社会变革活动。
实证研究
自公平认知视角提出以来，研究首先揭示了贫富差距归因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一项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与更倾向于外归因（如社会体制不公）的个体相比，那些更倾向于内归因（如努力、意志力）的个体更加反对再分配。也有实验进一步揭示了贫富差距归因与再分配偏向的因果关系。后继的一些研究则揭示了广泛的系统合理信念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如研究者采用经济系统合理化量表、社会支配倾向量表，考察了美国民众的系统合理信念。调查结果显示那些持有较高系统合理信念的民众，不仅更反对累进税、社会福利等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政策，也更反对慈善捐赠等非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政策。
更重要的是，该视角的研究弥补了自利动机视角的解释局限，即回答了：为何在控制自利动机的影响下，高阶层者的再分配偏向仍然低于低阶层者；以及为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民众的再分配偏向并不一定显著增加？研究发现这都是由于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作用。就前者而言，研究者发现这是由于高阶层者会更多地对贫富差距进行内归因；也就是说高阶层者更倾向于认为现有的系统分配已经比较公正、合理了。就后者而言，研究者发现同样是由于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背景下，一些民众持有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具体来说，尽管收入不平等不断增加，但一些民众相信努力能够带来成功（精英主义信念）、人人拥有平等的机遇（平等机遇信念）；因此他们倾向于将现有不平等视为理所应当的（或者说合理的），进而对累进税等再分配政策持反对的态度。
治理启示
公平认知视角揭示出了在自利动机之外，公平认知因素对个体再分配偏向的驱动作用。继自利动机视角之后，该视角推动了再分配偏向领域进一步的发展。同样这一视角也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启示：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之下，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由社会信念模型及其相关的研究可得知，这种收入差距并不一定都被视为不公平的而导致较高的再分配需求。由能力、努力等个体内部因素引起的收入差距通常被视为是公平的；而收入差距如果来自腐败、行业垄断等外部环境因素则会被视为不公平的。由于共同富裕的含义之一是缩小人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使收入差距不至于过大，那么从民众的再分配需求出发，对于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如垄断收入、灰色收入等）固然要设法予以缩小。但也绝不能以平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共同富裕。对于公平的收入差距（如创新创业收入、公平竞争收入等）仍然要予以保护，否则这将会挫伤人们投资、工作、创造等劳动行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由系统合理化理论及其相关的研究可得知，当民众持有过高的系统合理信念时（如精英主义信念）会弱化其再分配偏向；且这种对社会系统公平性的认知并不总是符合社会现实。这也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再分配支持度仍然较低的部分原因。那么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推动再分配，社会治理者同样需要注重防止类似信念的盛行或泛滥。有研究者已开发出贫困模拟程序或启动谦卑心态等策略对此类信念进行积极干预，并取得了稳定的效果。这些干预策略的发展对于国民社会信念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抽样视角
理论观点
与前两种理论视角相比，社会抽样视角侧重于强调环境中的社会抽样偏差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理想的情况下，民众应全面了解整体的社会收入分布。这也是自利动机视角暗含的假设条件。但社会抽样视角认为事实上人们通常并不完全了解整体的收入分布，而是通过自身社交圈（如家人、朋友、同事等）进行推断，因此可能会产生社会抽样偏差。
具体来说，Cruce等（2013）提出的群体参照假说认为由于居住与社交的隔离，人们的社交圈往往是与其收入水平相当的个体，以相似者为参照：一方面人们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贫穷或富有，即主观上普遍认为自身属于“平均水平”；而由于在客观的社会收入分布中低于平均收入者占多数，因此这种估计偏差意味着更多人高估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即低估了再分配利益。另一方面人们也会低估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那么无论是对自身收入位置的高估（低估再分配利益），还是对整体不平等的低估，这种社会抽样偏差都将导致民众再分配偏向的下降。
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抽样视角的观点，研究首先揭示了社会抽样偏差的存在。一些访谈或大样本调查发现以相似的家庭为参照，尽管许多人的家庭年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但他们主观上仍认为自身属于“平均水平”。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人们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低估现象。如研究者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分析了40个国家的受访者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发现人们普遍低估了所在社会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研究重点关注了社会抽样对民众再分配偏向的影响。研究者通过代理人模型的计算机程序模拟了社会抽样情境和一般情境，进而考察了不同情境下代理人对再分配的投票模式。此程序赋予代理人一定的收入水平：在社会抽样情境中设定代理人是将自身收入与其他相似收入水平的个体比较；而在一般情境中，代理人是将自身收入与社会中任何其他个体比较。随后要求代理人对再分配方案进行投票。结果发现与一般情境相比，在社会抽样情境中代理人对再分配的投票率更低。另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同样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当民众与身边人的收入水平越相近时，其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也越低。
最后，社会抽样视角的研究同样回答了自利动机视角的一些解释局限问题：如为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民众的再分配偏向没有显著增加？研究发现这是由于尽管不平等在持续扩大，但以相似收入水平的人为参照，人们不太容易感受到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无论不平等如何扩大，民众的再分配态度似乎总是相对稳定的。
治理启示
作为最晚出现的理论视角，社会抽样视角虽未提出新的心理机制，却揭示出社会抽样造成的再分配利益或公平认知偏差，进而对个体再分配态度的重要影响。因此，社会抽样视角是前两种研究视角的补充。总的来说，该视角描绘出这样一种现象：因为居住与社交的隔离，人们通常以相似者为参照，而容易“看不清”自身的收入位置（再分配利益），或社会真实的收入差距。那么从更好地推动再分配的角度出发，该视角同样为推进共同富裕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启示：即应尽可能降低社会抽样偏差现象，向民众普及收入知识，使其清晰地了解整体的收入差距及自身的定位。这将能够降低民众表达出不符合自身利益或社会公平需求的再分配态度。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尝试开发出了干预社会抽样偏差的技术，并发现能够有效地改变个体的再分配偏向。如一些研究者向个体呈现他们真实的收入位置，即告知那些高估自身收入位置的被试：“事实上，收入低于你家庭的比你想象地要少”。结果发现当被试了解到真实的收入位置后，会更加支持政府开展的各项再分配政策。另一些研究者则向个体曝露了收入不平等。研究发现在曝露不平等的情形下，尤其是展现弱势群体较之优势群体的收入劣势；会增加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切身感受，进而更多地表达出对再分配的支持态度。这些干预策略的发展对于普及国民收入知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结与展望
至此，三种研究视角均探讨了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且三种研究视角互为补充，都具有充分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见表1）。那么在三种视角并存的情况下，未来如何开展更深、更广的研究？本文认为：
第一，寻找切入点，开展整合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进行不同视角的整合，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再分配偏向的一些影响机制。如就“收入不平等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而言，自利动机视角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民众再分配偏向显著增加，而另外两个视角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民众的再分配偏向并不一定显著增加。针对这一分歧，本文综合三个视角的理论观点，认为存在整合的影响路径：即在不平等曝露的环境中，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民众的经济自利、不公平认知显著增加，进而分配偏向显著增加；而在社会抽样的环境中，由于存在对经济自利、公平认知的估计偏差，民众的再分配偏向保持不变甚至显著下降。也就是说，宏观的收入不平等对再分配偏向是否产生影响关键在于，民众是否切身经历或体验到不平等。以上仅是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为例，阐述了开展整合视角研究的价值。那么对于其他的再分配偏向问题（如阶层差异等）；同样相比单一视角，整合视角的研究将能够更深入地揭示相关的影响机制。
另一方面则可以进行不同学科的整合。心理学中的社会抽样视角强调个体以相似者为参照而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其再分配偏向。但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个体的社会参照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其不只是会以相似者为参照，也可能是以整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为参照。来自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参照类型的选择受社会流动性、社会距离、时代背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如越是生活在流动性较高社会的个体，越倾向以整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为参照。进行不同的社会参照又会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政府工作满意度等社会心态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结合来自社会学的观点与研究，未来的再分配偏向研究可以进行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整合，以更深入地考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参照倾向的差异及其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
第二，结合相关领域，探索再分配偏向的其他心理机制。上述三个研究视角主要关注了经济自利动机、公平认知这两种心理机制。但个体再分配偏向的形成，也可能存在其他机制。根据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观点，当个体控制感较低时，会通过依赖政府控制等补偿性策略来维持对控制感的需求。实施再分配是政府控制的一种具体形式，因此再分配偏向也可能是个体应对低控制感，维持控制感需求的一种补偿性策略。研究基于欧洲价值观研究的数据发现与私营企业主相比，工人阶层因工作控制感或自主权较低而更加支持政府实施再分配。另一项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展的研究发现，新冠疫情这一威胁公众控制感的公共危机事件，造成许多人更加支持政府实施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这些研究说明在经济自利动机、公平认知之外，控制感需求可能是影响再分配偏向的另一心理机制。因此政府需要针对低控制感群体或时期，加大实施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总地来说，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相关领域，更多探讨再分配偏向的其他形成机制。这将能够为再分配偏向领域带来更多深刻、有意义的研究发现。
第三，基于中国国情，发挥再分配偏向研究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再分配偏向研究持续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它的社会治理启示。前文已介绍了不同研究视角所带来的治理启示：即从干预分配偏向的角度出发，更好地推动再分配。这种干预已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如针对系统合理信念导致西方民众较低的再分配支持度，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相较之下，国内的再分配偏向研究目前多停留在描述层面，缺少相应的干预。因此未来可以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多地实施本土化的再分配偏向干预。如与西方民众较低再分配偏向相比，我国民众再分配偏向普遍较高。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显示，在所有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民众的再分配偏向位居第13位，明显高于一些西方国家。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些不公平的方面，如存在垄断收入、灰色收入等。因此未来需要通过打破行业垄断、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增强财政透明度等途径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从而满足民众对公平收入分配的诉求。另外深入到我国内部，由于农村的相对封闭性、更易产生社会抽样偏差现象。这造成与城镇民众相比，整体收入水平更低的农村民众反而更不支持再分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借鉴或改进国外的干预策略，在农村等封闭地区开展再分配偏向的干预。这些干预的实施，将有助于发挥再分配偏向研究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第四，立足社会现实，深入地探讨再分配偏向的政治行为后效。再分配偏向研究持续受到关注的另一重要原因，源于它是个体政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目前理论视角主要关注了这一政治态度的形成机制，缺少深入探讨其如何影响个体实际的政治行为。民众可能会通过理性的政治参与表达再分配诉求，如参与竞选、政治讨论、并借助于媒体反映问题。但再分配偏向也可能导致民众走向政治极端。一种极端的情形是政治高涨，即采取抗议、游行示威等方式。另一种极端的情形则是政治淡漠，即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具体来说，尽管一些民众（尤其是弱势阶层群体）持有较强烈的再分配偏向，但可能因为缺少经济资源、公民技能、政治效能感等而选择沉默。因此，再分配偏向可能导致民众产生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上述少量研究者仅是进行了理论探索，或是简单探讨了再分配偏向的政治行为后效。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结合个体（如经济资源）和社会因素（如政府效能），深入地探讨再分配偏向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将有助于在现实生活中引导民众理性表达民意，规避极端政治行为。
文献来源：
白洁, 徐步霄, 杨沈龙, 郭永玉. (2023). 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启示. 应用心理学, 29(3), 268–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