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实践美学的美学困局

——就教于李泽厚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8-12-17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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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李泽厚先生开创的实践美学曾经一度是主流美学,但是,自1980年代始,高尔泰先生发表了《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一文,最早发起了对于实践美学的“积淀说”的批评,时间是在1983年第5期的《当代文艺思潮》。而我本人则在1985年发表了《美学何处去》,又在1990年发表了《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百科知识》1990年8期),开始与实践美学分道而行。[2]1991年,作为专著,我的《生命美学》正式出版。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先声,到了1994年,杨春时先生挑起的美学大讨论,则标志着实践美学主流地位的结束。[3]

  

   此后的二十四年,面对挑战,实践美学除了拥护者与粉丝大量锐减之外,当然也不乏种种的应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分化出了“新实践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而且,还是同出蒋孔阳先生一门,作为老师,蒋先生力主“实践创造论美学”,弟子张玉能先生另开一门:“新实践美学”,弟子朱立元先生也另开一门:“实践存在论美学”,师徒三人均各立门户,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史中的特殊一页,其二,则是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先生的自我调整。而且,也因为这个调整,这种状况与对于李先生前期的实践美学的褒贬不一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李先生的晚期实践美学,就我所检阅到的论文来看,则明显是贬过于褒,普遍的评价是:李先生本人已经严重背离了实践美学的基本轨道。而我则以“欢迎李泽厚先生称为生命美学的同路人”作为回应,对于李先生的严重背离了实践美学的基本轨道给予积极的肯定。于是,很快,《君木的李泽厚先生的博客》(2015-03-08 12:26:51)就载文声称:“我将《潘知常:欢迎李泽厚先生成为生命美学的同路人》短文发李先生,李先生答曰:“他那理解,令人好笑。没有社会实践基础的生命只是动物生命。”当然,因为毕竟并非李先生本人署名发表,因此,此回复的真假尚在两可之间。尽管,从口气来判断,应该说,它还是神似李先生的口吻的。

  

   不过,其实有无回复也并不重要。因为我当然知道李先生是不会成为也不愿自己承认他已经是“生命美学的同路人”了的。我之所以称李先生为“生命美学的同路人”,也是意在指出实践美学的自我调整中所产生的困局。而且,这困局对于当代美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加之,我目前正在写作《元美学引论——从“爱智慧”到“爱生命”》一书,为此,并且也已经写了《美育问题的美学困局》《生态问题的美学困局》《环境问题的美学困局》《文化问题的美学困局》四篇论文,并且均已经发表。《实践美学的美学困局》,当然也本来就已在计划之中,因此,“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现在姑且就从李先生的“回应”开始,撰此论文,谈谈自己在与实践美学论战二十多年之的当下的心得,思虑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从实践出发”还是“从生命出发”?

  

   美学的研究,是从实践活动开始,还是从生命活动开始?

  

   在李先生看来,毫无疑问,要从实践活动开始,应该是“基于实践的美学”。因为“只有社会实践基础的生命”才是生命,否则,就是动物的生命?

  

   可是,随之而来的,首先就是一个常识问题,人类是先有生命?还是先有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何时开始的?人类的生命活动又是何时开始的?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50亿年,地球年龄大约是46亿年,生物的年龄大约是33亿年,而人类的年龄则大约是300万年。试问,300万年自始至终都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吗?如果有,李先生无疑还需要科学论证;如果没有,那么,李先生的意思是否是在断言:那个时候的人还根本就不是人?

  

   其实,李先生动辄就把“劳动创造了人”作为铁律来批评他者,以为反对从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美学就是反对真理。可是,却往往忽视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恰恰就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早就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可以证明:动物也劳动!何况,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悖论:是劳动创造了人?那岂不是说:这创造了人的劳动本来就为人所具备?那么,试问,“劳动了人”?那么,是谁创造了劳动?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李先生的希望是要通过“劳动”把动物与人截然分开,从而得以将审美活动的出现完全归功于人本身。遗憾的的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因为在生命美学看来,就来源而言,审美活动无疑应该是与较之“劳动”要更为遥远的“生命进化”密切相关。而在这个方面,人的生命是与自然的生命存在着极为内在契合的。

  

   例如人本身的出现。人的出现十分偶然,物理学中的人择原理说:人的诞生取决于物理常数取现在的值。而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值”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类与宇宙之间的深刻的同一性。[4]又如人类的大脑 的出现。萧汉宁在《脑科学概论》中介绍说:在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中,外胚层细胞逐渐转化为神经板,神经板产生于人胚胎第三周约长1.5毫米时,它大致与脑进化史中的神经网络时期相互对应;神经板的演化成果是神经管,大约完成于胚胎第四周约5毫米长时,它与进化史中的神经链时期相似;神经管完成封闭之后,前端迅速膨胀,形成大脑后端则发育为脊髓,它与脊椎动物时期的进化对应。[5]这样看来,人类的大脑也并不神秘。人类的大脑正是自然发展进化的最高成果。[6]再如人类的精神的出现。人们往往把精神看作一种与自然完全对立的产物,是一种非物质的现象。实际这只是人类的“自恋”,只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7]世界上没有非物质的东西,只有反物质的东西,它指的是一些基本粒子,其荷电量、质量与电子、质子、中子相同,但是荷电的符号相反。精神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精神有主观性,但是没有非物质性。而且在自然与精神之间并不存在 着一个截然的界限。因为物质也并非与精神完全绝缘。以记忆为例,树木有年轮,星系也有年轮,地质系统可以看作地球的历史,粒子也记载着宇宙的衰老程度,其中的操作、储存、提取方式 与人类是相近的,杰芙达丽娜指出:“在地球上,不仅在人类出现之前,而且甚至在出现生命以前的很多亿年的时间里,按实质说,已有比现代已知的所有信息传输系统更宏大的传送器在开始工作了。就像任何其他通信系统那样,这个传送器由编码组件和记忆装置所组成。在编码组件中依靠各种地质过程将地质学上过去的事件转换成各种信号,它们保存在记忆装置——地壳内。”[8],因此,严格地说,精神同样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只是,需要补充的是,精神不是自然进化的一般结果,而是自然进化的最高成果。[9]而就自然而言,它确乎不具备审美的自觉,但是却具备审美的天性。应该说,整个自然就是一部敞开的“准”美学全书。就整体而言,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是生命的自由创造。事实上,自然本身在进化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创造性的。由于充满了流动变 化,自然万象日新、充满生机。在地球上最初并没有生命的存在,只是到了大约38亿年前,才由地球的化学动力机制产生了最简单、最原始的生命——无核单细胞生物。通过原始生命十多亿年的漫长进化,又产生了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蓝绿藻和细菌,于是给大气充氧,逐渐产生了大量的游离氧,从而为更为复杂的生命形式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被生命改造了的新的宏观环境又推动着生命物种的微观进化,一旦微观进化产生出更新的物种以后,逐渐丰富起来的物种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并共同改变着原有的环境。生命与环境就是在宏观与微观的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中共同进化的。这种共同进化,促进了真核细胞到生物的性征和异养性的产生,从而促进了复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的出现,最终产生出了有植物(生产者)、 动物(消费者)、微生物(分解者)、人类(调控者)这四极结构的地球生态系统。[10]试想,这自然世界的盎然生机,假如离开了自然的创造性,又如何可能?

  

   就部分而言,也是如此。在审美活动之中,以对于音乐的审美欣赏为最早。其原因在于生命本身就处于一种律动之中。而这律动正是自然的产物,而并非实践“积淀”的结果。基本粒子、生物大分子、细胞乃至整个生物体,又有哪一个不是处于生命律动之中?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可以把鳌鱼吸引过来,而且使得它昏昏欲睡,而现代摇滚音乐却可以使得鳖鱼惊退远去。印度科学家的实验表明:配音的含羞草的生长能力超过未配音的含羞草的生长能力的5o%。更奇妙的是,科学家把DNA的四种碱基T、G、A、U按照配对原则构成的螺旋结构进行处理,以每个碱基代表一个音符,结果发现正是一首极为优美的音乐。而且有的DNA音乐与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不谋而合。再将人体中感染的白血病病毒的基因排列成顺序配成音乐,然后用电子乐器演奏,竟然是一曲缠绵排侧的音乐。 在审美活动之中,对于对称、平衡、比例……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一切也仍旧是自然的造化。天体是球体对称,雪花是平面对称,包括人体在内的所有生物则是左右对称。“原 生动物中的变形虫没有一定的形状,它没有前、后、左、右、上、下 的区别,因此也不需要平衡感觉。水媳、水母,靠水的浮力进行漂浮运动,它们有了上、下区别,但无前、后、左、右之别,它们是辐射对称的动物。既然有上、下之别,就有了简单的平衡感觉。自扁虫以后,动物有了头尾之分,有了上、下、左、右、前、后的方向感,动物开始向左右两侧对称的方向发展,动物的平衡感觉也越来越敏锐。这种平衡感觉,正是动物偏爱左右对称,而不顾及上下是否对称的内在原因。一旦动物发展了视觉,能看清了物象,动物便本能地偏爱左右对称的形状。”[11]诸如此类,正是审美活动对于对称、平衡、比例……的追求的根源。 审美活动中对于和谐的追求也如此。和谐并不自审美活动始。在自然中由于生命起源的同源性,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内在的和谐性。例如视觉,人类可以看见的光波波长仅在400毫微米一800毫微米之间。但光波的辐射波长全距却在10的负四次方一10的八次方米之间,二者比较一下,可知人类所占光波的有限。然而稍加比较,我们惊奇地发现,人类的视觉光谱范围,正是太阳光线能量最高部分的波长。显而易见,在视觉与光线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和谐。

  

   或者,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问得比常识更加学术一些,那么,则也可以是这样的:在李先生看来,美在实践。既然如此,那么,究竟是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生命的需要,还是人的生命是实践活动的需要?当然,在李先生,则答案只能够是后者。可是,在生命美学,答案却必然就是前者。试想一下: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去进行实践活动的呢?人不是一按电钮就可以无条件地开始运转的机器,没有人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需求,又怎么会有所谓的实践?

  

   更不要说,在李先生,所谓实践是被他严格界定为“制造工具”的。可是,果真只有人才会“制造工具”吗?恰恰不是!动物也使用工具,早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而且,对此,即便是李先生所特别依仗的导师恩格斯本人也是承认的。[12]可是,动物明明已经“制造工具”了几百万年,为什么却偏偏没有进化为人?而人类为什么通过“制造工具”就偏偏进化为人了呢?还有,本来已经被“制造工具”的实践“积淀”过的狼孩为什么无论怎么去教育都无法成为人?更不要说,在地震灾害降临的时候,在众多动物中,为什么最最愚钝无知的偏偏就是已经被“制造工具”的实践“积淀”过的人类自身?

  

这当然是李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一个天大的漏洞!而且,李先生在晚期的美学探索中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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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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