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正当选择与自由权益的哲理关联

——洛克政治哲学的元价值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13: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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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洛克虽然因为恪守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而在自由意志观中陷入了自败悖论,但在引进了善恶好坏的价值内容之后,却又自发地承认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两位一体。凭借后面这个洞见,他不仅揭示了“正当和不正当”作为自由选择的评判标准的基本功能,而且触及到了“正当”与“权益”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提供了把他的两部代表作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潜在契机。

  

   众所周知,洛克的哲学代表作《人类理解论》是以探讨“观念认知”作为主要内容的,因而与他的政治学代表作《政府论》以探讨“自由权益”作为主要内容很为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在这部巨著里用了篇幅最长的一章(第21章)讨论了自由意志和正当选择的问题,而且花了很大的功夫对这一章反复展开修订,甚至还专门写下了几段话来彰显自己做出的实质性改动。[①] 从这个视角看,可以说洛克自己也很想将这两部大致同时完成的代表作联结成一个整体。本文试图从元价值学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考察他在“正当(right)选择”与“自由权益(rights)”之间建立哲理关联的理论努力的成败得失。

   一、自由意志观的内在悖论

   洛克有关正当选择的看法是从《人类理解论》有关“意志”和“自由”的讨论那里直接衍生出来的,而这种话语背景也是他的正当选择观能够进一步与自由权益观形成逻辑关联的潜在前提。但不幸的是,洛克的自由意志观虽然包含了某些深刻的洞见,却同时又陷入了种种自败的悖论,结果对他试图把正当选择观与自由权益观联结起来的理论努力也产生了复杂纠结的影响效应。

   洛克自由意志观的最严重悖论,集中体现在他由于恪守西方主流哲学中源远流长的关于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所引发的一系列自相矛盾上。

   首先,洛克一方面认为意志是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主张“没有意志就不会有自由”“自由是指某种行为的存在或不存在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另一方面又凭借“意志是一种能力,自由乃是另一种能力”的荒唐理由,宣布“人在意志方面是不自由的……自由与意志彼此无关”,甚至还断言“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没有意义。[②] 显然,他在反复修改之后仍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些他几乎同时给出的概念界定和判断推理是一些在逻辑上无法同时成立的相反命题:如果说“自由是指某种行为的存在或不存在依赖于我们的意志”,我们怎么还有理由声称“人在意志方面是不自由的……自由与意志彼此无关”呢?

   当然,洛克更不可能进一步察觉到,他的上述见解与他在《政府论》里论证“每个人对其生来就有的自由拥有平等权益”时阐发的下述见解也存在严重的断裂:人们拥有“在规则未作规定的一切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这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人身、行为、财产以及全部财富的自由,在此范围内不受别人专断意志的支配而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意志”。[③] 事情很简单:如果说“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没有意义,“人有自由权益”的问题又从何谈起呢?如果说人们原本就没有“自由意志”,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还会追求“自由权益”呢?就此而言,当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主张“人在意志方面是不自由的”时候,他可以说已经釜底抽薪地掏空了他在《政府论》里主张“每个人对其生来就有的自由拥有平等权益”的立论根基。

   其次,如同大多数站在“不兼容论”立场上的西方哲学家一样,洛克在论证“人的意志不自由”的时候,所诉诸的主要理据也是从古希腊起就已经确立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意志受到必然的束缚就会陷入不自由”。[④] 但问题在于,他在接下来将“善恶好坏”的价值内容引入讨论之后,却再一次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不仅承认了意志本身就具有从心所欲地满足人们需要的自由特征,而且还明确主张这种追求自由的价值诉求遵循着趋善避恶的内在逻辑:“自由的目标在于实现我们选择的善。……全能的上帝也处在幸福这种必然性的支配之下;而有理智者越是受到这种必然性的支配,就越是接近无限的完美和幸福。……追求真正幸福的必然性构成了自由的基础。……如果我们在这种必然性的支配下恒常地追求幸福,那么这种必然性越大,我们也就越自由。”[⑤] 换句话说,洛克在此似乎忘记了自己此前是怎样自觉地认同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的,结果未作任何解释就直接站到了相反的立场上,转而强调人们只有在“欲求幸福而厌恶苦难”这种“必然性”的支配下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甚至宣布“必然性越大也就越自由”。当然,更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位西方哲学的大师级人物在对这一章做出了反复的修改后,依然未能意识到自己犯下的这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以致没有反思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说“追求真正幸福的必然性构成了自由的基础”,我们怎么还有理由断言“意志受到必然的束缚就会陷入不自由”呢?

   毋庸讳言,洛克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上陷入的自相矛盾,势必也会影响到他在《政府论》里阐发的自由权益观。本来,倘若真的把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架构贯彻到底的话,他是很难在逻辑上一以贯之地坚持“每个人对其生来就有的自由拥有平等权益”的政治学立场的,因为这个命题本身不仅包含着涉及到“每个人”的普遍性因素,而且还包含着涉及到“生来就有”的必然性因素,以致可以说是以“一定如此”的“必然”方式,肯定了人人都有“从心所欲”的“自由”追求。更有甚者,倘若真的把这种二元对立架构贯彻到底的话,不仅洛克自己、而且其他人针对自由权益做出的理论言说也将变得不可能了,因为鉴于理性思维的逻辑本性,人们对于某种纯属随机偶然而不包含任何必然因素的现象,最多也只能形成充满或然性的胡蒙乱猜,却无法展开具有“必然性”或“确定性”的判断推理,更不用说形成洛克特别看重的那种“明白清晰的观念”了。

   幸运的是,洛克后来阐发的“追求真正幸福的必然性构成了自由的基础”的见解,虽然让他在《人类理解论》里陷入了难堪的逻辑矛盾,却同时也把他从上述自败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了。至少,只有基于自由与必然之间这种不可分离的两位一体,他在《政府论》里提出的“人的自然自由……只以自然法为准绳”“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展自由”等重要命题,[⑥] 才有可能找到哲理上的足够支撑。事实上,西方主流哲学强调的“自然法”尽管包含着这样那样的规范性扭曲,但毕竟还是从某个视角折射出了像“趋善避恶”“欲求幸福而厌恶苦难”这样内在必然的“人性逻辑”;因此,如果继续坚持“意志受到必然的束缚就会陷入不自由”这种子虚乌有的势不两立,洛克就很难在《政府论》里把“自然法”与“人的自然自由”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了。

   二、诸善冲突下的开放性选择

   洛克的正当选择观一方面延续了他的自由意志观的某些概念混淆和逻辑矛盾,另一方面又汲取了他有关自由与必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两位一体的自发洞见;毫不奇怪,正是后面这一点,构成了能让我们把他的正当选择观与自由权益观内在联结起来的关键环节。

   洛克在界定意志和自由的概念时都提到了“偏好”,一方面认为“意志”是人们用来启动或阻止、继续或结束身心行为的“偏好”能力,另一方面主张“自由”是人们按照心智的“偏好”和指导从事或不从事身心行为的能力。[⑦] 而他在从这两个原本高度重合的定义出发,有点反讽地论证意志与自由无关的时候,给出的另一个主要论据就是:意志只能严格遵循“趋善避恶”的必然性“偏好”(preference),却没法像自由那样做出“要么从事、要么不从事”某种行为的开放性“选择(choice)” 。[⑧] 不难看出,如同他将意志与自由硬性割裂开来的做法一样,洛克在此将偏好与选择也硬性地割裂开来,依然受到了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架构的深重影响,似乎以为“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性偏好根本就不可能为“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开放性选择提供“随意任性”的自由空间。

   其实,一旦我们像洛克那样将善恶好坏的价值内容引进到了语境中,同样不难看出:“必然性的意志偏好怎么可能做出开放性的自由选择”并非什么神秘莫测的无解之谜。一方面,倘若单纯面对着善恶好坏的并立共存,人们的自由意志实际上既用不着、也不可能做出开放性的取舍选择,因为它自身“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随意任性,一定是促使人们别无选择地趋善避恶,却不会背道而驰地趋恶避善。举例来说,在明知摆在面前的一杯是美酒、另一杯是毒药的情况下,谁都不会在两者间做出“艰难的选择”,而只会按照人性的逻辑,直截了当地端起自己喜欢的美酒却远离自己厌恶的毒药,所谓的“没得选”。另一方面,当若干种好东西摆在面前却又没法同时实现的时候,这种“诸善冲突而不可兼得”的纠结局面反倒会逼着人们基于自由意志做出取此舍彼的本真选择:既然你不可能将所有的可欲之善全部拿下,如果你不是按照自己的偏爱喜好选取其中的某一种好东西却放弃另外的好东西,而是像布里丹的驴子那样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最终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了吗?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类“有得必有失”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觉得自己面临的“选择”是“艰难”的,因为他们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尤其在二者的重要意义不差上下的时候,这种选择的艰难程度更是会大大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拥有趋善避恶的“必然性”偏好的自由意志,在诸善冲突中往往会以不得不的“强制性”方式,展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开放性”选择。

   洛克在这方面的深刻之处表现在:虽然深受二元对立架构的扭曲性影响,他在引进了善恶好坏的价值内容后,却不仅注意到了诸善冲突的现象,指出“我们不可能同时享受到所有的善,因为它们会相互排斥”,而且还试图从这个角度探究人们如何展开开放性选择的问题,认为在同时受到各种欲望纷扰的情况下,人的意志肯定“不会趋于它认为无法实现的东西”,否则就等于“有意把自己的精力白白浪费了”。[⑨] 遗憾的是,他没有由此出发深入考察“意志”与他特别强调的“能力”之间形成的语义上和哲理上的双重关联:面对几个你统统都“想要(will)”却又无法兼得的好东西,你“能够(can,有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哪一个,并且达成相应的行为自由呢?从这里看,自由本身虽然不像洛克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在意志之外独立存在的“能力”,而只是意志内在固有的从心所欲的诉求特征,却也不是与能力完全无关的,因为能力如何的确会影响到人们通过从事行为最终达成的自由状态,诸如他自己提到的一个人“能不能”向上或向下跳20米之类。不仅如此。在人们有“能力”同时实现若干好东西的情况下,诸善冲突还会在这种“想要—能够”的基础上,再向人们提出“可以(may)”或“应当(ought to)”获得哪一个好东西的问题。举例来说,虽然我的收入使我有足够的能力购买香烟,吸烟与健康之间的张力矛盾却会向我提出另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我是不是“可以”冒着健康受损的风险,将我“能够”达成的这种“想要”付诸实施呢?还是我“应当”断然放弃我“能够”实现的“想要”抽烟的意欲愿望,以求维系我更“想要”达成的身体健康之善?下面我们会看到,开放性选择中的“正当还是不正当”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义务”“职责”等问题,正是因此才在诸善冲突的氛围中形成的。

尽管洛克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深入分析他的母语中上述几个“意态”助动词之间的语义绵延和哲理关联,但他有关自由与必然两位一体的自发洞见,还是引导着他进一步去考察人们在开放性选择中所遵循的“取主舍次”的必然逻辑:面对着“既能够这样、也能够那样”的诸善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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