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西方民主政治学理论之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11: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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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陈君  

  

   本文主要论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起源与演变,揭示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源自基督教信仰及其社会结构的长期历史演变过程。这就说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并非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它是西方文化的独特历史产物。这种认知,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自由主义源流考

  

   我们强调,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基督教的精神遗产,它对人民与政府(统治者)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假设,这是其他宗教与文化从未形成过的观念。历史上,只有犹太民族是被强大异族彻底征服但其宗教却从未被征服的信仰共同体,而别的民族一旦被异族征服,其宗教同时也就被摧毁了。池凤桐教授指出:“犹太人的历史为人类历史的奇迹。一个弱小民族,苟延残喘,生存于南北相继的大帝国的夹缝中,4000年间,真正独立自主的时期,前后不过数百年,其余的几千年常沦为帝国的附庸。民族流浪天涯地角,然而却始终保存着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1]在长达数千年的异族统治时期,犹太人坚信自己民族终将获得神的拯救,期盼救世主的出现,领导人民重返“流着奶和蜜”的家园,但实际上,犹太人对神的信仰始终处于一种绝望的精神状态当中,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呼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种被抛弃、被隔绝、被逼迫的孤立绝望之心理感觉,就是基督教最原始的精神形态;而基督教对人民与统治者关系的心理假设,就源于犹太人对其征服者的惨痛历史记忆:政府是恶的,人民即使无力反抗,但在精神上可绝不服从。

   这种不服从精神最终导致了基督教特有的二元政治观念,即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对立。公元476年,罗马城被日耳曼人完全统治,古代强大的罗马帝国至此终结,欧洲进入了动荡纷争的蛮族统治时代,基督教成为统一的罗马帝国的精神继承者,它超越蛮族的王权之上,并在长达1000多年的与王权斗争的历史中,塑造出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传统。但人们通常认为,西方的民主源自古希腊传统,这其实是个误解,因为在整个中世纪,古希腊文化已被欧洲人彻底遗忘,基督教对异教思想(包括古希腊文化)是极不宽容的,极不民主的基督教塑造出了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主要是神权与王权长期斗争而最终妥协的结果。沃特金斯精辟地指出过:“基督曾说他仗剑而非带着和平来到人世,西方历史特有的暴烈与不稳定便是这一预言的真实见证。中古时代教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稍后‘社会’与‘政府’这种类似的二元结构也造成类似的纷扰。……不论是好是坏,中古的二元法治理想都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途径。因此,要评断西方世界的成就,必须以这个理想为评断基准。”[2]西方人对于自然法的理解以及政府形成的观念,都是从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源流出来的。

   谈到西方人对政府的认识,霍布斯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经典描述,就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假设。他论证道,原始人类处在一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野蛮残忍”的战争状态,“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彼此互相离异、易于相互侵犯摧毁”,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3]人们便相互订立了社会契约,放弃原来的自然权利,并把它转让给一个统治者或主权者,这就是国家的起源。不难看出,“自然状态”的心理预设与基督教早期的历史经验是非常相似的。罗尔斯从伦理学的角度也提出过关于“原初状态”的两个心理假设,他认为原初状态的人们“是相互冷淡、不愿为了别人牺牲他们的利益”,但人们同时也“处在一种无知之幕的背后”,即人们都无法知晓某些特殊信息来使自己处在订立契约的有利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成一致同意的公正,“原初状态要产生正义的契约,各方必须是地位公平的,被作为道德的人同等地对待。世界的偶然性必须通过调整最初契约状态的环境来纠正。”[4]但霍布斯和罗尔斯一个共享的心理假设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彼此孤立的、互不关联的原子式存在(即“自然状态”和“原初状态”),他们在神前订约而被联成一个共同体,这种世界图景明显是基督教式的。

   林国基详细考证过西方社会契约论传统中的基督教神学渊源,他指出早期基督教神学还带有古希腊宇宙论的决定论结构,但自从中世纪晚期邓·司各特强调上帝创世的自由意志观念以来,“渗透进基督教神学中的希腊宇宙论因素开始逐渐清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结果乃是,世界或宇宙成为偶在(然)的了”,“上帝与其造物之间的关系乃纯属偶然,并不存在任何目的论的必然性”,“就连上帝这位拥有绝对权能的创世者也道成肉身成为偶在的,并作为一个偶在的个体死在这个偶在的世界上。”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完全偶然的关系,没有任何确定的关联,个人的存在是彼此孤立、绝对自由和纯粹功利的,这就是“自然状态”的宗教心理根源。林先生进而认为,“在基督教的创世论预设中,自由与偶在性相关,……在社会契约论传统中,所谓的自由…只限于保护源自自然状态的偶在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受侵害。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由乃是承纳和保护偶在事态和关系的形式上,上帝的意志则是其超验的根基和保证。”[5]当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唯一的精神主宰时,它就按照其神学教义塑造出了一个世俗社会,古代社会的民主风尚只遗存于典籍和想象之中,基督教的信仰是极不宽容的,但却埋下了近代自由民主裂变的种子。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尤其是新教兴起以后,罗马教廷的权威及其庞大的组织结构开始瓦解崩溃,基督教的权势版图不断被世俗国家所蚕食侵吞,但其精神结构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就像罗马帝国衰亡后其法律体系依然矗立一样。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作为一种被统治者的信仰,其王权观念也是独一无二的,即认为王权是软弱的、不可靠的,它必须依靠神权来保障。亨利·富兰克弗特在比较了古代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希伯来人的王权观念后指出:“希伯来人的国王没有变成人民与神圣力量之间的一个必要纽带,相反,正是在无王时期,人民已经被耶和华选出来,而且他们已经作为一个整体被西奈山的约捆绑在了一起。……希伯来人民与他们的神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完全忽略了地上的统治者”,“希伯来国王正常情况下在世俗范围内起作用,而非在宗教范围内起作用。……作为一个原则,他不献祭;那是祭司们的任务”;而其他“近东王权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与自然界中众神的和谐统一”,“只有在希伯来宗教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纽带被毁坏了。”[6]在其他宗教信仰中,王权的观念始终是强大的,他是神的化身或代表,而基督教没有这种观念,即使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耶稣也宣称王权绝不能干涉信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同样,在罗马教皇权势最鼎盛的时候,他也从不试图去谋求直接掌握王权统治,而是为王权祝圣,成为其合法性的来源,“国王仅是人民与教会祝圣了的保护人,他在人与神之间的中保职能则从此由教会实施。”[7]当罗马教廷的权势衰微后,基督教的王权观念依然顽强地保存下来,活在人民的习惯与信仰当中,并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制度及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所以,西方人对政府的理解是矛盾而奇特的:从内部看,政府是软弱的,它无法保障人民的福祉;从外部看,政府是邪恶的,它会经常侵害人民的权利。总之,他们对政府是极不信任的,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政府是自由人通过社会契约方式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所谓自由人,即指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他们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只有纯粹的利害关系,没有任何亲密的附庸性质。基督教社会是超越性而不是血缘性的,即迈克尔·曼说的“一个信徒世界”,这是一个平等的理想世界,上帝的子民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基督徒暗含着这样的意思:人类社会本身不应受到既存国家、既存阶级或种族区分的束缚;可以用超越性意识形态权力本身,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人类社会的整合。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激烈残暴的迫害。”[8]在古代宗教里,可能只有基督教完全超越了血缘关系,流离失所的以色列民族由神约而联成一个整体,订立契约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这绝非权宜之策,而是最终获得拯救的关键,但“世界末日”这种拯救方式也是异常残酷、毁灭性的。自由人正是通过契约方式而组成一个共同体,由于契约权是所有人都平等的,所以只要有人不同意订约,该契约就会自然失效。古代民主与近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近代民主并非强行执行多数人的决议,而是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即抵抗“多数人的暴政”。譬如,王绍光教授就认为:“美国国父们之所以这样煞费苦心地设计多重制衡机制,不是因为他们服膺民主原则;恰恰相反,像马基雅弗利一样,他们对民主的核心原则(多数原则)存在‘一种政治的和哲学的担心’。说到底就是,为了保护少数人(亦即有产者)免受多数人(无产者)的暴政,他们拒绝信任人民”,“宪政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9]这是有道理的,从历史来看,基督教以一种不民主的方式实现了民主。因为基督教本身是极不宽容的,在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宗教冲突、政治革命、帝国战争、极权统治之后,直到二战以后,一种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才在西方社会建立起来。

   现在,民主制已取代基督教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世俗宗教,但西方国家仍以民主与非民主来划分世界的做法,其实是基督徒和异教徒对立这种传统观念的翻版,对教内是布道,对教外则是征服。“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说法就隐含了“文明的冲突”观念,而把西方议会制民主看成是“文明的终结”更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念仍然暗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绝对主义思想。沃特金斯不无担忧地指出:“极权主义与宪政思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是中古基督教圣战与布道两个传统间长久冲突的重演。如果事实证明圣战传统的力量强过布道传统,西方文明势将再度面临宗教战争时那种几难幸免的灾难。这就是近代独裁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10]未来的民主将怎样发展?世界民主是否可能?可以肯定地说,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并非普世价值,其他民族国家均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建立起适合的民主制度,这是通向世界民主的必由途径。

  

中西方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宗教性起源

  

   归根结底,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结束个人之间的自由状态,建立起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组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反过来又会压迫个人的自由;如果个人是完全自由的,那么就不可能组成共同体,但如果共同体过于紧密,那么个人又会失去自由。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所以,大致可以认为,只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模式,即自由主义的和权威主义的:前者把保障个人的权利放在首位,而后者把保障共同体的稳定放在首位。但自由和权威之间并无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像连续光谱那样,从而折射出五彩缤纷的政治文化形态。其次,人的行为都具有动机性,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信仰支配着他一生的行为模式,所以,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都可以追溯到民族宗教的起源上。民族的形成是从原始的氏族部落中演化出来的,氏族部落是通过血缘关系而组成共同体的,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或保护神,当相互毗邻的氏族部落逐渐融合成一个民族时,他们的崇拜意识也逐渐融合,多神教就逐渐演变成一神教。所以,民族宗教是在氏族部落解体的过程中,从众多图腾崇拜中逐渐演变出来的一种统一的信仰体系;但民族宗教一旦形成,就会对民族的精神性格产生决定性的和持久性的影响。

我们先来讨论欧洲的情况。欧洲差不多要比中国晚成熟将近一千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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