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党史研究应有新突破

—— ——读刘源将军《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3 次 更新时间:2020-02-17 22: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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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陈君  

  

   刘源将军的新著《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是近年来党史研究领域一部难得的佳作,除了作者独家掌握的许多珍贵史料外,尤其是在大历史观上提出了不少独到深邃的新见解,宛如沉厚的历史高原上吹来一阵清风,读后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深思。作者在前言中亦多次点题,“阐述些独见而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作点新试、破点规矩,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实为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注脚。那么,作者论述史实的新意,究竟新在哪里呢?

  

   作为党史研究的爱好者,我个人认为,本书最大的新意在于:作者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亲历者自述),弥补了诸多历史空白及裂缝,完整地描绘出了大革命时代父亲刘少奇真实的历史肖像,此类逸史漫忆,对正史也起到了补遗纠误、画龙点睛之妙用。作者在书中有一段回忆:1967年春和夏,父亲被隔离监禁,16岁的他被特许去照顾父亲的生活,在独处交谈时,平时极少言谈自己经历的父亲,主动跟他讲述了许多亲历往事,“他很想知道社会上的质疑,也愿回答询问”,这也算是父亲留给他、亦期留给后世的政治交待。这段特殊的文革经历,在少年刘源心中或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经半个世纪,“仅凭少年强记,不舍经年捉摸,按图索骥、补学旧史、寻求新解”,终于在父亲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了这部立传史论性的著作,对父亲是一种告慰,对历史也是一个交待。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刘少奇就成为党内实际上的“二把手”。在战争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军事斗争是最重要的事情,带兵打仗的将帅就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相对而言,长期负责工运、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要低调太多,其历史形象也有点模糊不清,他究竟为党、为革命做过哪些伟大贡献,并未充分彰显出来,尤其在军队和军事上的重要贡献被严重低估了。刘源这本新书的主题似乎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历史偏见。

  

   书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刘源讲述了两段不被史家所注意、也并未见于正史结论的历史事实,但这两件事情对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第一件事,1922-1925年,刘少奇在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时,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这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比叶挺独立团还要早几年,“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积极探索”。后来,他把组织工人纠察队这套做法带到上海“五卅运动”和广州“省港大罢工”中,使之成为当时全党工作之重点。工人纠察队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为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培养了大批党员骨干,“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前身,当之无愧!”

  

   第二件事,1936初,红军长征达到延安后,仅剩不到3万人,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如果固守陕北一隅,发展空间极为狭隘,红军是绝不可能壮大起来的。此时,恰好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央任命刘少奇为北方局书记,去重建华北党组织。当时平津地区仅有党员30多名,党组织几近涣散,但在刘少奇出色的领导下,一年后北方局就发展党员5000多人,再一年就超过17万人。有了强大的党组织,才会有强大的军队,这是党指挥枪的基本道理。刘少奇把扩充军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北方局的中心任务,他早在1928年就明确指出:“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北方局就在山西“扩红”10万人,拉起了数十万人枪的民兵游击队,再后来,光晋察冀正规部队就发展到30万人,使得整个华北成为敌后抗战的咽喉。华北根据地稳固后,刘少奇又被中央陆续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负责华中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军队组建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扩充部队逾20万人,“与华北八路军和解放区紧贴相连,形成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皖南事变后,在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上,代军长陈毅如此郑重地介绍政委刘少奇:“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央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1936-1942年这六年时间,刘源称之为父亲刘少奇的“长征”,华北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空前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打出来百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一亿多人的解放区,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为抗战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刘少奇的开创壮大和组织领导之历史贡献,是厥功至伟、无人可替代的,这也是他能成为党内“二把手”的最重要资历。大革命时代,党内英雄辈出,群星璀璨,一个人历史地位的形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名副其实,众望所归。七大选出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正确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正确路线,作为全党路线之统帅,这是全党之公认,历史之定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个人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战略能力,刘少奇的组织能力,周恩来的外交(情报)能力,构成其政治领导力的核心。这应是一种公允的历史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称赞他“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这就是对刘少奇一生奋斗最好的历史总结。

  

   但对上述两个史实,尤其是后者,不知为什么,竟被史家所忽视,刘源在书中也指出,“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究其原因,战争年代,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战争本身,而并不关注战争背后真正起决定性的东西。战争不仅仅只是带兵打仗,更重要的是支撑战争的整个经济与政治体系,譬如,怎么组织兵源,怎么给部队提供军饷、装备、物资,军民关系、战争中的人心向背等,这些才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只有注意到历史的细节,看清楚历史的全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历史,认识到历史的规律性。

  

   本书还有一大新意就是,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作者也并未回避,而是正向面对,力图给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对党史研究来说,这是最有价值的看点,能解开诸多历史疑团。

  

   近两年,网上流传一种观点,“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总,这种说法甚嚣尘上,风传甚广。刘源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就自己了解的实际情况,详细讲述了刘彭两人的历史关系,“以却尘嚣,以正视听”。恰好我也研究过这段历史,比较清楚其来龙去脉,现将有关史实综述概论如下。

  

   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奉毛泽东指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途经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他当众严厉批评了彭总,重军事而轻地方党政,根据地建设尚欠扎实完善。据杨尚昆回忆,当时刘彭两人都“拍了桌子”。彭总脾气大是出了名的,但他对刘少奇的批评还是服气的,后来他在七大上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由城市转入农村,由运动战转为游击战,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1953年,彭总对中央处理“高饶事件”的决议是反对的,甚至毛主席让人传话警告他不要表态,当时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去杭州主持起草首部宪法),刘彭两人对此事件的看法有分歧,但这实属正常。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是“纠左”,把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下来,彭总上万言书后,“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但后来形势突变,彭总的直言得罪了许多地方大员(他们是大跃进的主要支持者,打个比方说,大跃进比现在房地产还热,地方获益最大),结果“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特别是,有些人在毛主席跟前添油加醋、造谣污蔑、挑拨离间、佞谗陷害,“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形势所迫,刘少奇也作了发言批彭,但他讲话是最简短含蓄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刘彭之间的争论争吵,尚属工作中的正常分歧、组织上的正常批评,谈不上谁整谁,更谈不上“阴谋论”。

  

   刘源在谈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三人关系时,亦感慨万千:“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际间,千唤不一回。”湖南人具有一种蛮霸坚毅的性格,为自己坚持的原则和信念,敢于斗争到底,绝不妥协,甚至不惜杀身成仁,毛刘彭三位伟人更是如此。性格不仅决定了个人命运,有时也能决定历史走向。

  

   毋庸讳言,文革中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最终导致一场民族浩劫。父亲刘少奇被打倒,是文革最大的冤假错案,也让刘源全家人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在书中完全抛下了个人恩怨,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试图去探究反思历史真相。作为晚辈,他不便评论父辈们的对错是非,这是尽自己的本分,但他在书中反复呼吁,“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专家探究,导后人真知”。他大力倡议,“终归必须澄清史实”,“求真务实、公允提出问题,直言正史、严肃举证评说”,“公开史、明探讨,定会赢得信赖”。这种大历史观,或许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并深入地去研究。

  

   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历史绝不会被遗忘,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但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读者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方法,或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都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和结论。所以,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事实并不是历史真相,事实之间的逻辑必然性才是历史真相。科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说明历史绝非事实的简单堆积,它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不管怎么说,党史是中国现当代史的核心,是近百年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结晶,如何准确、正确、合情、合理、完整地认识党史,使之成为全民族共同永恒的精神财富,这是新时代党史研究应有的抱负和使命。“光辉史、新发掘,为党增辉添彩!”或许就是刘源将军这部新著蕴含的深意所在。

  

  

   作者简介:吕陈君,湖南长沙人,中美塞尔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聂荣臻教育促进会副秘书长。业余时间研究党史,发表过《历史背影中的姚依林》、《文革历史渊源和心理动机之探讨》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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