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两种科普的概念:刍议新时代的科学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19-07-28 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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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陈君  

  

   近几年,在国内科技公司和科研精英的共同推动下,一种体制外的科普文化在中国悄然兴起,涌现出一大批民间的科普新传媒,并迅速在社交网络和公共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塑造出一种新时代的科学精神。像环球科学、知识分子、赛先生、返朴、原理、量子学派、科研圈、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高能所、AI科技评论、集智俱乐部等,都在自己专注的领域,稳打稳扎,逐步推进。但竞争也日趋激烈,谁能脱颖而出,引领潮流,就要看谁能吸引到最多的科普人才,创造出最好的科普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科学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公众交流平台。

   科学,并非只是一两个天才人物的思想光芒,就像流星划破夜空,转瞬湮没于深沉的黑暗中,或像贫瘠荒凉的戈壁高原上傲然绽放的雪莲,孤芳自赏于浩瀚天地之间;科学应该是在肥沃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颗参天大树,根深蒂固,花繁叶茂。好的公众科学素养,好的科学文化环境,就是培育滋生好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家群体的肥沃土壤。而在公众和科学之间架起连接桥梁的就是“科普”,也就是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需求;二是公众的科学素养;三是公众对科学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普文化发达,才能产生科学强国,它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强烈,具有理性探讨的社会氛围,二是科学家也热衷于写科普文章,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按照这两个标准,中国科普文化还是比较薄弱的,一是诸如“国学热”、“商学热”要远远高过“科学热”,中国人骨子里对科学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科学有用才去学习、研究之,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真正的理解、热爱和信念,二是中国科研工作者众多,但鲜有专家来写科普文章的,大家好像觉得这只是“雕虫小技”,跟国外科学家热衷于科普活动形成强烈对比。

   国外大科学家一般都写过科普文章,绝大多数科普经典作品都是科学家自己撰写的。霍金的《时间简史》是史上最成功的科普著作,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应该在一般的原理上及时让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科学家 )所理解。”美国天文家卡尔·萨根被称为“20世纪最知名的科普作家和教育家”,他也坚信:“科学,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这大概也是西方科学家普遍存在“科学福音”的宗教性精神吧。

   而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要复杂得多。现代科学无疑是西学东渐而来的,王国维先生有一段内心独白,淋漓尽致表达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真实心态:“知其可信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可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科学是“可信者”,但不是“可爱者”,科学精神中的核心观念——如理性怀疑主义、逻辑数学方法等——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旨趣相去甚远。但经过这一百多年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科学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科学精神还没有坎嵌内化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人重“科技”还是甚于重“科学”,并未从内心深处热爱科学,科学也从未成为一种文化信仰。陈省身教授曾言:“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三流科学家有几人?”从“钱学森之问”到“杨振宁之问”,追问的其实都是中国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近年来,在国家持续科研经费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科研水平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科技论文发表和专利技术申请上,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上我们进步是非常快的,整体科研环境也在逐渐改善。国家对科普宣传也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民间的“科学热”也跟着水涨船高。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不可持续的。科学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没有科学自信,就不可能真正有文化自信。中国不仅要培育出一流的科技公司,还要培育出一流的科学家,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正在逐渐形成。

   科普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公众和科学的桥梁,也是科学精神的载体。除了科学新闻报道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多鼓励科学家来撰写科普文章,建立起科学家直接面向公众的交流平台。如果用“科学的春天”来做比喻,同行评议最多只是温室中的鲜花,实验室里的盆景,而面向大众,让科学祛魅化、普及化,才是春色满园,大地回春。未来的AI时代,科学传播方式肯定是基于个人计算能力的、大数据化的、去中心化的、虚拟化的和完全开源的。所以,做科普,我们要树立的信念就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科学传播网络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职业科研和非职业科研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人人都有科学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垄断科学。科学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把人类的思想从原始的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理性的怀疑主义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所以,科学绝不能成为一种新的宗教迷信。

   科学家为什么要创作科普?大概有两种心理动机,因此就有两种类型的科普。一种是面向普通公众的,尤其是青少年,即向一般读者通俗地介绍科学知识,讲述科学道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科普”,可称之为“面向公众的知识型科普”,或者叫做“软科普”。还有一种科普,就是有时候科学家也需要尽量通俗地向同行们介绍自己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讲清楚自己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它跟“知识型科普”是两个概念,可称之为“面向同行的思想性科普”,或者叫做“硬科普”。

   “硬科普”和科学论文的区别在于:科研上的创新,都是从某些好的想法或创意开始的,这些想法只是一些模糊的直观印象,甚至都找不到适合的语言去描述它;但是,一旦写成论文,现代科学的要求已经完全形式化、规则化和格式化了,这些直观想法或原始思想反而被湮没隐匿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之间,要看懂一篇原创性的论文也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论文中形式化、规则化和格式化的内容,并不是最难理解的,但它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往往是隐匿的,歧义丛生,说不明道不清。一篇论文,只要先理解其核心思想,再来理解其技术内容就要容易多了。就像爱因斯坦强调的那样:“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探索的道路上智力无甚用处”。文小刚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也描述过这种科学创新的心理状态:“要提出真正的新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想象自由奔驰,突破语言的束缚,突破数学的牢笼。当你感觉到遇到了这类讲不出来的问题时,也许是一个信号:你碰到‘大金矿’了,碰到知识的一个新疆界了。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也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境。在这种没有语言没有数学的状态下,我们怎么继续往前发展,我们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思考?这就是科学创新所要面对的挑战。”科学创新中最重要的思想创新,往往是自己最难说清楚,也最难被别人理解的。

   所谓“硬科普”,就是科学家自己来把理论创新中的直观想法和原始创意,清晰简洁地讲清楚,要是他连这些基本思想都讲不清楚,那很可能就是他在某些地方还没完全搞透搞通。对此爱因斯坦也讲过一句妙语:“如果你不能简单说清楚,就是你没完全明白。”所以,科学家写“硬科普”,其实也是科研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科学思想交流、争鸣、探讨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可以系统性地整理好自己的思路,并从中努力找到一些新的创意点,自己讲清楚了,同行也容易理解,也更能看清楚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这种自由式、开放式的思想交流,比主流的审稿制度更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

   当前中国科普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但大家做得最多的还是“软科普”,譬如把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通俗地译介到国内来,这个工作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硬科普”相对缺乏是一大“硬伤”,尤其是对华人科学家和国内重大的科研成果和原创性的科学思想,“科普”得非常不够。中国科研体制是行政化主导的,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源集中优势,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所以在体制外,还需要建立起一套直接面向公众的科学评议机制。中国式科研最大的弊病就是缺乏一个理性的科学思想交流平台,排资论辈,近亲繁殖,不是“相互吹捧”,就是“党同伐异”,尤其青年科学家的创新思想要冒出来,几乎是难于上青天。就像钱学森先生批评过的那样:“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但我们不能苛求在体制内做更多的事情,体制内欠缺的能力,就需要靠体制外的力量去弥补。中国缺乏这样一个科学思想交流的平台,新的科学思想要冒出头来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们做科普,不是简单地宣传科学知识,而应该是为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计。我经常在想:要是中国真的出现了像伽罗瓦、拉马努金、图灵、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天才,人们能理解他,尊重他,接受他吗?恐怕很难。思想创新往往会导致封闭体系陷入不确定性,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不犯错误,取得预期的成功,而不愿去承担失败的巨大风险,不愿意去做根本性的创新行动。做科普,就是要让真正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让更多中国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和科学思想彰显出来,面向公众,走向世界。我相信,百年科学梦,中国已经到了梦想成真的时候,为人类做出伟大科学发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需要全民族付出努力。

   科普的意义,就是要把科学的思想光芒散发出来,普照大地和大众。形成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支持原创性的科学思想,主要依靠科普的推动,尤其是“硬科普”的推动。万里长征才刚刚走完第一步,我们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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