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同志走了已将近5年，可是我在哀痛之余，费老50多年前的音容笑貌仍常出现在我的脑海。费老活在我心中！费老早年曾是我的好领导，培养过我，耐心帮助我提高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时间长达5年。
民盟中央于1953年春成立文教委员会，主任是楚图南同志，副主任是华罗庚、费孝通、钱伟长、吴作人、冯素陶、胡一声6位，有十几位委员，梁思成、刘开渠等专家教授是委员。费孝通、冯素陶两位副主任负责领导日常具体工作。
文教委员会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在高教科技界组织盟员学习革命理论、政策，改造思想。其工作人员是从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抽调的，有吴春选、宋安、余胜椿和我。前3人是男同志，都是大学毕业，只有我是女的，曾在简易师范读书3年，文化水平低。由于我学习、工作认真努力，领导很重视。
我1945年入盟，1950年到民盟总部（后改称民盟中央）工作，助理干事，在秘书处做收发文件工作；调到文教委员会后最初仍是做文件收发工作，只加了保管文件任务。但没多久，费孝通同志对我说：“我很忙，请你帮助我，你先看看来文主要说什么，你给我送文件时同时告诉我，这样我看时省劲。”我照做。又过一段时间后他对我说：“你给地方组织拟复文稿，我们给你修改。”冯素陶同志和费孝通同志一样，鼓励我上进。我领会了两位副主任帮助我的良苦用心，先请示如何答复，然后拟文稿，他们从内容到错别字一一修改，我自己当然也更努力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学习，送地方省市组织来文时，如遇不难办的，则连同我拟的复文稿一起送。接着，费孝通同志就让我做座谈记录、整理资料，并告诉我如何积累资料及整理方法。我都照办。楚图南主任在会务会上表扬说：“阎秉华同志进步很快！”1954年全国调整干部工资待遇时，我从助干提升为干事，定行政18级，升了3级。领导调进陈钰接手我的文书收发工作，我逐渐进入骨干干部行列。
我很感激当时费老对我大胆使用，惠予培养。
一、预见国家建设需要 首提高级知识分子问题
费孝通同志是国际国内著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费老从社会学角度较早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必须提高技术，必须发展科学，应用科学知识；因而必须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需要进一步予以关心和帮助，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以期更大地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做出更大更多贡献。费老本人就是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他当然了解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的待遇，他们不被信任，报酬太低，不受尊敬”。我们曾多次听到费老谈论这些事，并说“应认真做好这件事！”
为了帮助党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工作，1955年费老亲自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
同年11月，费孝通同志利用与胡愈之同志一起受命筹备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建议在大会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得民盟主席、副主席批准，并给民盟所属各省市组织发出通知和调查提纲。从12月初到1956年1月初，仅在北京就召开了8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28个省市民盟组织共取得了近2000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调查资料。
我们文教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我本人）在费孝通副主任亲自领导和指导下，按生活、工作、学习、关系4个方面整理了资料，费孝通同志就这4方面写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和《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两文，以民盟中央名义分送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
中共中央在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总理在同年同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要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周总理提出：“第一，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知识分子给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放手地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业务”。
同年2月，民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学习周总理上述讲话，讨论知识分子情况，并根据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修改了盟章，将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修改成“为社会主义服务政党”。
费孝通同志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仍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同年10月，费孝通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费孝通同志从此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继续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说此时费老进入了工作顺利、贡献大的时期。
二、祸从天降 当“右派” 不知错在哪里
1957年7月，费孝通同志被划为“大右派”。我在看1988年7月《中央盟讯》增刊——《费孝通教授答客问》时，看到费老在与客人谈他被划成“右派”时说：“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费老这两句话，说出我原来就知道的和近年来才了解到的，所谓费孝通同志的“大右派”罪行的真相。真实情况说明费老的“自我感觉落入陷阱”是确实的；至于“错在哪里”么，根本没有错！所谓的“右派”罪行，是被扭曲、被强加的。
（一）所谓的“章罗联盟”“军师”、“黑干将”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强加的罪名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证实通过复查并不存在“章罗联盟”这个组织或组织系统。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即民盟起草的《关于体制和高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文件，也得到了平反。
费孝通同志在民盟的工作是在秘书长胡愈之同志（老党员）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他自1956年10月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后，常把专家局关于贯彻党的政策中要在专家学者方面做工作的任务与民盟工作结合进行，他嘱咐我到办公室开证明，要求民盟地方组织协助。他曾笑着对我们说：“民盟地方组织干部帮助我做事务性工作，也可算民盟工作，一举两得么！”我们笑着说：“您是双挂印！”大家都笑！
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1957年5月13日晚召集部分民盟领导开会，商量安排帮助党整风的工作，是我做的记录。其时费孝通同志还在江苏的江村考察。他根本未参与其事。
由于把费孝通同志定成“章罗联盟”的“黑干将”、“军师”，他所到过的福建、四川、云南等不少民盟省市组织负责人被划成“右派”。
（二）参加反党的“六教授会议”
费孝通同志在1957年1月到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史和知识分子状况，4月至5月中旬又到江苏的江村等地调查农村经济情况，写了《重访江村》一长文。5月中旬突然急召他返京。在他还未问清回京的原因时，接到参加6月6日座谈会的通知，他前往参加。
这就是《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揭发批判民盟中央的“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夺权活动”的“六教授会议”。
由于过去我在民盟中央档案室查不到有关“六教授会议”的文件，2001年12月10日在与金若年同志通电话时，曾问老金知不知道“六教授会议”这件事？老金说：“我知道。这次会是我主办的，我参加了这次会，是1957年6月6日召开的，参加这次会的有13个人：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闵刚侯、叶笃义、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和我。”我又问“谈了些什么？你记得吗？”老金说：“我记得。 因为原来是想由民盟北京市委召开，但召集不起来，才与盟中央联合召开的。我当时是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是我找章伯钧联系的，谈联合召开这次座谈会，具体事务性工作由我们市委做。我当然参加座谈会。记得在那次会上，主要是钱伟长讲北大、清华两个大学的大字报很多，很乱，共产党的威信受影响，希望民盟出来做做工作，帮助党收拾局面。”“章伯钧怎么讲的？”我又问老金，金若年讲：“章伯钧主持座谈会，他主要是听大家讲。”我说：“那为什么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是章伯钧错误估计形势，煽动工、农、学生反党闹事，从而阴谋夺权呢？”我听到老金的笑声，他笑着说：“这就是政治！当时，我还以为我立了功呢！哈哈！”奇怪的是金若年也被划为“右派”。
2009年年初，我在一位老党员也是老盟员类似回忆录的书中看到，在写1957年时有一附录，是他1957年7月在统战部看到的党内刊物《零讯》（6月8日出版），里面登有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联合召开的“六教授会议”的每个人讲话。他当时认为是党外人士讲的话，不属于党内机密，所以就抄录下来，在出版书时作为附件。我看了这个附件，它证明金若年同志告诉我的“六教授会议”情况是真实的；也说明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所批判的民盟召开的“六教授会议”不是真实情况，而是黑白颠倒。把对学生给党员贴大字报一事“担心、害怕”说成“幸灾乐祸”，把想帮助党做学生的工作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夺权”。
急召费孝通同志从江苏返京，返京后又不向他说明急召回京的原因，却安排他参加“六教授会议”，其用心昭然若揭，费孝通同志自我感觉“落入陷阱”是真的。
（三）关于《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是株“大毒草”的罪行
费孝通同志于1957年3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民盟领导层很赞赏。
费孝通同志讲：“听说周总理在旅途中看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周总理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这是唯一的一篇有说服力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内心思想的文章’。周总理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当做好作品，他们说我恰当地提出了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我正确地描述了情况。我从各方面受到了鼓励。”
在民盟进行的党的“极左”路线时期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作为费孝通同志的“反党大毒草”批判。
拼凑各种强加罪名，于1957年7月把费孝通同志推入根本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右派阵营，划成“大右派”，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次遭遇更大迫害，抄家、批斗、打扫厕所、戴帽挂牌、自报我是牛鬼蛇神游街、住牛棚、下放劳动等等迫害他都遭受过，使他失掉自信心甚至一度失掉希望。从“反右派”运动到“文革”，两次运动使他损失宝贵的人生黄金岁月20年。
1987年费孝通同志回答客人“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两次运动对他的影响时说：“对我没有多少正面的东西，主要是损害。我失去了一生中最可宝贵的二十年，四十七到六十七岁。然而这段经历的确使我逐渐更好地了解人，逐渐了解真正的人……看到他们的真相。”
我是老盟员，深知民盟从建立组织到1956年，周总理一直大力支持、帮助；对费孝通、钱伟长两位教授的工作不但支持而且安排在国务院专家局担任副局长，说明信任。周总理为什么在“反右派”斗争时期不出面讲一句公道话呢？我心中有些抱怨，直到近年阅读党内老领导干部写的回忆文章，才知1956年由于周总理“反冒进”，毛主席提出“反反冒进”，周总理也处在被批评时期，长达3年，逼的周总理在1958年无奈考虑辞职，经众多老领导挽留，才不再提出。周总理在如此处境下，怎能出面庇护费孝通同志？
我们这些一般干部私下也有议论，因为我们从未听到有人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只以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党的助手工作，当看到《人民日报》两个社论时感到吃惊，但谁也不敢讲出心中的疑问。我当时已在迷信毛主席，而且争取“做党的驯服工具”，努力学习、工作，不敢暴露心中的疑虑，但却深深牵挂着。特别是对我熟悉的人，自被划成“右派”后，一见到报道他们的新闻，他们发表的文章，我必认真阅读。
三、一旦天晴乌云散 生龙活虎 重见丹心
1976年10月，横行霸道迫害人10年之久的“四人帮”被打倒，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终于又回到正确路线，批判“极左”思潮，全国人民如获第二次解放，欢欣鼓舞，恢复信心。
费孝通同志说：“我完全恢复名誉是在1980年。已进入古稀之年，七十岁。这年1月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2月主持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学科建设问题。3月赴美国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学会授予的该年度马林诺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作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演讲，并访问了哈佛大学等9所大学。”
他在这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出版《访美掠影》。
费孝通同志在恢复名誉的同时，也恢复了自信心，在明白了自己遭遇迫害的由来后，激发出更大毅力，他要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为建设祖国尽力贡献所能。年过古稀的老年人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心驱使下，表现出中年人般生龙活虎的干劲。费老将社会学和人类学融会贯通，继续深入全国各地、各主要河流，认真调查了解社情、民情、资源，有利条件、不利因素，为促进发展提出具体建议。我从《费孝通同志大事年表》一文粗略统计：费老从1982年至2003年，在这21年间，他走遍了全国主要江河和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所属的420多个乡镇。到哪个地方都是多次考察，对江村访问过30多次，贵州、甘肃、云南、内蒙古都是六七次，上海去得更多，还曾到香港讲学多次，到美、英等十二三个国家考察或讲学。
费孝通同志根据自己对全国各地区乃至主要河流的调查研究所掌握的资料，以民盟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12个大地区的生产发展计划；建议开发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带、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上海浦东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费老还发表多份有关开发小城镇和建设乡村，改善农民生活的文章。费老发现一些农村兴办乡镇小企业，他发表多篇文章赞扬。
费孝通同志向党建议在我国几所综合大学恢复社会学系、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他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作全面了解，并提出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的建议。为了培养少数民族的人才和干部，国家创建中央民族学院时，他被聘任为副院长，主管教务工作。费老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直到90多岁。
我是老盟员，我所知道的几十年的民盟工作基本上是“务虚”，学习革命理论和政策，改造思想，讨论时事等等活动都是开会，坐而论道时多，脚踏实地做事少。
1987年，费孝通同志被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后，领导民盟干部脚踏实地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推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针对社会需要创办学校，使民盟工作再次活跃起来，从“务虚”转向“虚实结合”。
费孝通同志对国家、对人民、对民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有目共睹，数不胜数。特别是古稀之年不服老，一直保持旺盛精力从事社会活动到期颐之年93岁。费老在老年时期，除了奔波于国内外，还要写报告、写文章，费老席不暇暖，拼老命做事，只是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得更好更快，为了让中国各族人民过上好日子。费老的座右铭“脚踏实地，志在富民”，充分说明了他这一生从立志、成才到做出贡献的人生。
1957年“反右”后，我很少看到费老了，但他没有忘掉我这个小干部。1997年春，在饭馆偶遇费老司机，我写一纸条给费老，请给我写他的座右铭，麻烦司机将我的字条交给费老。不久，费老托金若年同志把他写的“脚踏实地，志在富民”八个大字，约二尺见方的字画交给我，字画写着秉华同志并签名盖章。我将这墨宝装入大镜框挂在墙上，留作纪念，教育后代。
费老在50年前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费老培养了我，我敬佩费老，感念费老！
费老2005年4月24日逝世，这一噩耗我是在当天电视上看到的，当时掉泪，并想到要写缅怀文章以寄哀思，但体弱。我在3月动直肠癌大手术，自感稍好即提笔慢慢写，于10月写定，有14万多字。今逢纪念费老百岁冥诞，我将该文压缩、修改成此文，以表哀思情怀。
费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