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骏楠:清末立宪派的近代国家想象

——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1904-190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18-10-11 0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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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骏楠  

   摘要:  日俄战争时中国国内立宪派为敦促清廷变法,将战争结果归因为“立宪国胜专制国”。《东方杂志》作为立宪派重要言论平台,是该事件的主力参与者。“立宪胜专制”话语多强调宪法在国民意志整合、国民爱国心塑造等主观层面上的作用,并相对忽视近代宪法与客观意义上军事、财政和行政近代化之间的关联。“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的说法,不符合日本军事史和宪法史上的事实。“立宪国胜专制国”的命题,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科学就政体类型与国家能力间关系所展现的复杂图景。清末海外立宪派对类似议题有着更清晰且深刻的思考,但其思考未对国内舆论造成足够影响。立宪派关于变法与国家建设间关系的认识本身,对当代中国法律人而言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日俄战争 宪法 国家能力

  

引言

  

   个人自由注定与强国家不可兼容吗?对私权利的保护注定意味着对公权力的限制乃至削弱吗?尽管冷战早已退去,但冷战思维似乎仍主宰着当代学者的心灵。这种思维倾向于使我们“把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1]实际上,百余年前的中国第一批近代法政人士,对以上问题曾经提出过远为乐观的看法。早在1902年至1903年间,梁启超的《新民说》系列文章,就透露出一种个人与国家间极为圆融流畅的对应逻辑。此时的梁氏深信,近代国家建设的最关键项目是塑造新的国民个体,只有将在他看来充满奴隶性的国民,改造成独立、进步、强大的“新民”,一个联邦与共和的“新中国”才能同样显得独立、进步和强大。[2]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爆发之际,中国国内立宪派便大胆预测作为立宪国的日本必将战胜专制的沙俄,而这一预言也幸运地得到了战争结局的验证。这些人同样深信,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要素的近代立宪政体,非但不会对国家构成约束,反而能赋予国家相比以往远为强大的政治乃至军事能量,并使其在20世纪的现代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言论,亦可称为立宪强国论。“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在促使清廷接受改革倡议,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最终宣布仿行立宪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为清史学、中国立宪史或政治史学、中国报业史学、军事史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公认。[3]

   略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在指出“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影响了清末政治走向这一事实之后,却几乎都未曾对这一说法本身进行充分分析。这要么暗示出多数研究者对这一说法之有效性的默认,要么仅仅意味着研究者对此缺少深入反思的意识。然而,无论是默认还是无意识,都导致中国法律思想中的以下关键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澄清:以代议制、权力分立和基本权利保护为核心制度要件的近代宪法,究竟与一国军事实力存在何种关联?在近代宪法与近代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或许既萦绕在百余年前中国立宪派的心头,又吸引着当代中国法律人的目光。个人与国家、法治与富强,始终是百余年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的核心词汇。通过对百余年前类似讨论的严肃检视,我们将看到这些讨论的贡献和局限,并将更加明了我们今日的理论使命。

   近年来,中国近代法律史中的“国家”议题,已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4]在这种背景下,对“国家”概念本身做出简要辨析,应不至于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在近代法律史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三个层面的“国家”概念。第一个层面是法权意义上的国家。该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一国在国际法层面上拥有完整和独立的主权这一状态。有时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还会延伸到国内法层面,亦即一国公法层面的中央集权。第二个层面是正当性和情感意义上的国家。该意义上的国家,涉及的是近代以来普遍存在于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历程,亦即通过各种符号、话语和制度安排,让政治体中的大多数成员产生对共同血缘、语言、文化和政治经历的认同,从而凝聚成一个拥有统一意志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第三个层面是物质、机构和制度的层面。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涉及的是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这一历史进程。该进程主要解决的是近代国家机器的建设和国家能力的积累这类问题:一国的军事、财政和行政体制如何得到合理化与官僚制化?这一国家机器整体如何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并从基层获得足够的资源以进一步强化自身,从而在近代的民族国家竞争体系中维持自身地位?正如下文分析将显示的,日俄战争时期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言论,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层面的国家,但也对第三个层面的国家有所涉及。

   本文从宪法理论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对日俄战争时期“立宪国胜专制国”的论调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反思。本文所考察的材料,是当时作为国内立宪派言论平台的综合类刊物《东方杂志》(下文或简称《东方》)。在对该杂志的背景予以简要介绍后,文章将正面展开该杂志所宣传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说法的种种逻辑,并予以适度分析。随后,文章将从明治日本军事史和宪法史,以及历史社会学中有关政体与国家能力间关系的研究这两个角度,对“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文章也将简要述及同时期海外立宪派的立宪强国言论,并考察其对国内立宪派的可能影响。在结论中,我将努力对如下问题做出解答:日俄战争时期中国立宪派变法宣传中的近代国家想象,究竟对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有着几分贡献?又存在着哪些局限?这些贡献与局限,对于正在努力实现法治国家理想的当代法律人而言,是否具有启示?

  

一、“立宪国胜专制国”说的展开


   (一)作为国内立宪派言论汇总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在思想界、文化界享有重要地位的综合类刊物。它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在晚清时期,该刊基本上每月发行一次。该刊在最初几年印行时,不注明编辑人员。但可以确定的是,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蒋维乔、夏曾佑等在当时支持变法的人士,都对该杂志有着实质性影响。[5]自1910年起,同为立宪派人士的杜亚泉开始担任该杂志主编,直至1920年。[6]鉴于此种背景,《东方》自其创刊之日起,即成为晚清立宪派在中国内地的重要舆论阵地。[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杂志从发行于1908年8月的第5卷第7期起,基本上每期都以“宪政篇”的专栏,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各种进展予以报道和评论。该栏目负责人为曾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在民国建立后逐渐成为清史大家的孟森。当然,本文关注的,是该杂志创刊头两年的立宪宣传。

   《东方杂志》在创刊之初便带有较为浓厚的日本背景。该杂志的创办者,商务印书馆,为从海外吸取资金和技术,在1903年与日本著名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股组建公司。[8]在合资完成后,一些日本人如长尾雨山(后成为《东方杂志》撰稿人之一)等相继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9]同年年底,商务印书馆经夏瑞芳提议创办《东方杂志》,编译所所长张元济附议。[10]后者及编译所其他成员,遂成为该杂志发行初期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而张元济本人,也正是“联日拒俄”这一主张的赞同者。因此,该杂志创刊号(1904年3月11日)很自然就打出了“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宗旨。[11]正如下文将指出的,早在日俄开战之际,《东方》上的言论就对战争结局下了“豪赌”,即大胆预言日本将获得胜利。当然,值得补充的是,《东方》在本次战争中的“亲日”姿态,在当时的上海华文报界并非特例。这一现象,既与甲午战争以来“以日为师”的风气,以及俄国在义和团事件后强占东北领土到期未还(而这正是本次战争的导火索)等背景有关,又与当时俄国在上海舆论界几乎没有代言人这一直接原因有关。[12]

   《东方杂志》在创办初期的“选报”性质,使得它成为考察该时期国内各路立宪派之言论的适当参考材料。在“本社撰稿”之外,《东方》的编辑还选取了大量其他报刊上的言论。根据丁文的研究,在《东方》的选报时期(1904年至1908年),总共有48种报刊上的言论被收入该杂志,这囊括了当时所有有影响的报刊。[13]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日俄战争所经历两个年度的立

   宪讨论中,《中外日报》(汪康年、汪诒年兄弟主办)、《时报》(兼具康梁和张謇等多重背景)[14]等立宪派日报中的文章,都是这时期《东方》的常客,而《大公报》这类知名报纸也得到了《东方》编辑的关注。在“社说”“时评”等栏目中,也不时有《东方》自身撰稿人有关立宪或日俄战争的文字。因此,《东方》实际上成为该时期国内立宪派言论的汇总平台。考察《东方杂志》,也就是在考察这一代变法人士的“时代精神”。

   (二)“立宪-富强”的历史谱系

   《东方杂志》所见“立宪胜专制”说的第一种逻辑,是口号式逻辑,或者说无论证的逻辑。它出现于战争初期《东方》的立宪鼓吹中。《东方》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社说”栏收录《中外日报》的《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一文。该文作者主张,日俄战争是一个“新世界”出现的契机,“然此新世界,必须日胜俄败,而后出现。若俄胜日败,则世界不能更新”。接着他便迫不及待地判决:“今则日俄之胜败,其象渐分。而吾人之拟议,亦稍有起点矣。”[15]实际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陆军刚开始渡过鸭绿江,而日本海军则在旅顺口外展开伤亡惨重的“堵塞”作战。[16]日胜俄败之后的“新世界”,一方面意味着“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再敢尝试”。[17]对于作为“黄种之专制国”的中国,作者则预言其必将走向强盛的立宪国家。文末则是对希望俄胜日败者的谴责:“然而中国人中,尚有以俄胜日败为希望者,吾不知其何心也。虽然,窃料此一派人,数年间必归于自然淘汰之例矣。”[18]作为该时期变法宣传中的名篇,该文实际上没有提供对“立宪国何以胜专制国”这一问题的解答和论证。

   “立宪国胜专制国”对于时人而言,几乎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口号式的论断甚至影响到了近代小说家丁逢甲。《东方杂志》第2卷第4期(1905年5月28日)登载有商务印书馆一次征文比赛的获奖文章,其中就有丁氏所撰《中日二国同在亚洲同为黄种又同时与欧美通商而强弱悬殊至此其何故》一文。在该文中,作者针对中日两国在当时强弱悬殊这一事实,罗列了如下种种原因:“日本人爱国而中国人不爱国”“日本人尚武而中国人不尚武”“日本善变而中国不善变”“日本得人而中国不得人”“日本务远而中国不务远”。[19]在文章主体没有对立宪议题做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文末的如下文字简直像是“乱入”:“而其总根源、大要素,则敝之曰:立宪与专制。立宪则强,立宪而善用其道,则强益速。故日本不惟与德意志齐名,直将与英吉利比烈。专制则弱,而并替其权,则弱益甚。故中国不获与俄罗斯并驾,竟将与土耳其同讥。”[20]

   鉴于此种意义上的“立宪胜专制”说并未提供论证,我们亦无从分析其有效性。让我们转入对下一种更为重要的逻辑的考察。

“立宪胜专制”说的第二种逻辑,则是建构出一个“各国立宪导致富强”的历史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立宪国必胜专制国”这一“公理”或“公例”。在《东方杂志》第1卷第12号(1905年1月30日)的“内务”栏中,有一篇选自《时敏报》(当时为立宪派掌控)的、名为《立宪法议》的文章。相比于该时期《东方杂志》的其余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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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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