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二百多年的世界政治变迁及中国路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4 次 更新时间:2018-03-07 1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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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主要观点:

   1,一个国家自由度的大小影响到政党的性质, 政党承担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大小决定了政党的规模。世界范围主导意识形态的消长不但决定某一政党的地位,而且型塑了世界范围政党政治生态的变迁。

   2,因为中国成功地抵制了第三次民主波的冲击,那些迫使许多国家走向保守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在当前中国并不严重。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较小、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发展水平,第三次民主波的退潮使中国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中国因此完全有条件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开放,包括开展能解决中国政府长期程序合法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3, 总之,世界变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或者说,当外在的政治压力减轻了后,中国应该更有信心和更自主地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而不是去赶整个世界保守主义的大潮。

   4,中国人的思维特长在于折衷和辩证而不是偏执,中国自古就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对政治精英的道德和绩效期望;中国共产党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建立"道德务实政党"方面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尝试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如果能继往开来,中国也许能成为世界新型政党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先行者。

  

   沈文璟:2017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在西方舆论界获得好评和重视,并且还有不少文章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开放心态来讥讽特朗普的保守。西方世界的主流媒体这种对中国少见的态度,结合近两年美国欧洲等国令人意向不到的政治变化,是否都是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的信号,如果是,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转变?

   赵鼎新:世界确实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可以从全球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消长规律及其背后的原理,来观察不同意识形态的性质如何影响世界的政党政治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

   沈文璟:您对政党是怎么定义的呢?它和古代中国所说的朋党之争的党有什么异同?

   赵鼎新:你说的朋党之争,我把它称为派系政治。政党起源于派系政治,是派系政治制度化、合法化和扩大化的结果。派系政治自古有之,但政党却是一个现代现象。

   沈文璟:为什么派系政治只有到了现代才能变为政党政治呢?

   赵鼎新:因为派系政治转化为政党政治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派系的生存和壮大严重依赖于君主的偏好。也就是说,君主一旦不喜欢某个政治派系,这一派系就很难长久生存下去。但是,君主的偏好是不稳定的,出于防范心理,君主也不喜欢任何派系持续坐大。哪怕说某个派系完全支持君主,君主也会对其不放心,更不必说那些失去了君主偏爱的派系。可以说,只要君主的势力在传统社会中足够强大,派系政治就很难被制度化。因此,政党只有在那些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君权或国家权力受到了制度性的制约国家才能产生。

   第二,在现代社会之前,某一宗教往往是某一地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形成了所谓的儒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天主教世界等等。在天主教主宰欧洲时期,虽然新的思潮时有出现,这些思潮都必须表达为对天主教的不同解读,并且在天主教内部制度化成为各种具有一定的派系性质的修会(比如本笃会、熙笃会、方济各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因此,政党只有在传统宗教意识形态弱化,出现了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世俗意识形态的现代社会中才能产生,或者说世俗意识形态为派系政治转为政党政治提高了合法性基础。

   第三,一个有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治派系能够做大成为规模庞大的政党,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关键。政府高层的争权夺利,或者是小范围的选举,只需少数人就能够实现。19世纪欧美社会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使得党员规模、党费、党产、党纪、党员动员机制、党员忠诚等等成了一个政党成功的关键。政党也因此发展成了规模庞大的政治团体。

   沈文璟:最早的英美两国政党都符合您这三个条件吗?

   赵鼎新:我们先来看英国,光荣革命(1688-1689年)前夕,英国国会中出现了两个稳定的派系,即拥护君主权力的托利派和主张限制君权加强国会权力的辉格派。这主要是由于第一、17世纪时,英国的皇权逐渐削弱,议会势力不断增强,这使得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是制度化了的派系政治在英国成为可能。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亨利八世(在位时间 1509-1547)时期,英国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端倪,独立于天主教的英国国教打破了天主教在英国的垄断地位。而到了17世纪,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系统性的世俗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在英国取得了显著地位。

   再看看美国, 17世纪的美国政治与其宗主国英国有很大的相似(Olson 1973)。美国革命的思想源泉起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 (Bailyn 1967)。美国独立后出现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也与英国的托利派和辉格派在意识形态谱系上十分相近。

   同样相似的是,18世纪末英国的托利派和辉格党,以及美国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都是规模很小、组织松散、注重于政府高层运作的精英团体。到了19世纪初,英美两国的选民门槛都大大降低,选举规模扩大。为了争夺选民, 英美两国的政党都相续发展成为组织复杂、人员庞大的现代政党。

   现在回答你关于我对于政党的定义。艾伦.瓦尔认为"政党就是一个旨在执政或者控制国家机器的组织"。 埃德蒙.伯克把政党定义为: "一个遵循着共同原则的并且依据这一原则来争取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 伯克的"共同原则"就是我所指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定义点明了政党组织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政党的目的在于全部或者部分控制国家政权,其二是政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来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我对政党作如下的定义: 政党是一个试图通过全部或者部分掌握国家政权来推行在某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家政策的组织。值得说明的是:我这个政党的定义只是对政党理想特征的概括。政党与其它政治组织的差别并不总是十分明显。政党的性质深深地受到其形成阶段的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影响。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政党的性质因此会有很大的差别。

   沈文璟:您刚才所说的政党产生的三个初始条件是基于17世纪社会状况的分析。从17世纪到今天,200多年过去了,政党作为一个发端于英美两国的个案,成为了今天大多数国家政治的主导者,这大多数国家中有很多与英美两国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条件上的差异,而且近两百多年是单个国家内部与国际环境存在多方面互动的一个历史时期。您的理论具备对于这样一种庞大而复杂的历史现实进行解释的能力吗?

   赵鼎新:很少有人把视野聚焦在全球,并且从长时间跨度来研究政党发展,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迄今为止,对政党发展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是所谓的"社会裂痕" (social cleavage)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利普塞特和挪威学者罗肯在1967年合编的一部著作中提出(Lipset and Rokkan 1967)。他们的核心论点是: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必定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 。根据这个观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反映的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呈现出来的社会裂痕--教会和国家间的裂痕(church vs. state)、雇佣者和被雇佣者间的裂痕(employer vs. employee)、从属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裂痕(subject vs. dominant culture)以及从属经济和主流经济间的裂痕(second vs. primary economy)。

   我认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当地的社会裂痕形态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但这往往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社会裂痕角度来理解政党发展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点是对路径依赖的忽视。比如,美国的两党制在形成阶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但是,两党制一旦成了主宰性的政治诉求渠道,即使社会矛盾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仍然不得不在原有的政党框架下进行政治诉求。在美国的历史上,工人运动、黑人运动、乃至当代环境运动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国的两党制框架下,这些抗争团体几乎没有可能组成能对美国大选产生显著影响的政党。这也就是为什么与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今天美国社会的福利特别差,种族不平等问题特别难以得到解决,环保运动的势力特别弱。

   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的形成和发展更取决于在政党政治产生的关键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想象和建构当时社会裂痕的性质的。比如,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左倾知识分子从列宁主义原理出发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即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华的不断扩张)想象和定义为国际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实,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工人;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构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农民,而不是工人;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不是机械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虽然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左倾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实际矛盾的解读与现实相差甚远,中国共产党却因为获得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这一机遇,再加上延安整风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群在党内权威地位的确立,最终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政党格局。

   以上第二点的背后有一个哲学层面上的问题需要稍作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不断改善,人的行为方式受自然和人为条件的制约有往小走的趋势,这就给主观的想象和建构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余地。在思想层面,各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世俗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内起着主导作用。在艺术领域, 技巧的重要性在降低,而概念和表达越来越重要。在性别方面,你是男性、女性还是跨性别,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还是双性恋者,全凭你自己的想象。在民族主义研究的著作中,班迪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Anderson 1983)在深度和厚度方面并不能和霍布斯鲍姆和史密斯这样的学者的著作相比(Hobsbawm 1990; Smith 1987, 1998, 2008),但是他的书却因为撞对了主观建构在现代社会民族认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一原理而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一般会认为古代人比较"唯心",而现代人则在世俗化过程中变得"唯物"。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才是唯物主义社会,而现代则是唯心主义社会。 这并不是说唯心建构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但是,只要现代生存条件不变,唯心建构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就不会减弱。

   沈文璟:听起来,第二点似乎是在强调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呢。

赵鼎新: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强调的。我提出的政党变迁的理论还是立足于我刚才所说的政党产生的三个原始条件上:即国家权力受到制约的程度、 选举范围的扩大、意识形态多元化。抛开这些条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说,我认为这三个政党产生的原始条件其实也指向了决定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形态的三个结构性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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