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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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丹  

   内容提要:本文将乡村建设运动置于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在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与公民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目标也构成清河试验围绕“区域”理论而展开的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早期燕京学派学者界定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的边界,并以“乡约”为底本构建了适应于中国历史民情特点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他们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清河试验区的组织建设中去,通过推动运销合作社、地方新闻业等社会事业,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地方自治的可行形态。

   关 键 词:乡村建设运动  燕京学派  清河试验  知识治理

  

从抽象到经验:制度和观念革命后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20~30年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问题意识而言,回应了“五四”时期的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命题:帝制皇权解体后,建设民治政体的民情基础是什么。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意味着政治制度建构背后的“社会”真空,民主政治的口号除了点燃知识文人崇尚国家制度的政治激情外,亦成为搅动党争之乱的“干禄之资”;为此,如何解决政治变革的社会基础,如何澄清“民族-国家”框架下,民族中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含义,便成为“五四”知识分子亟待讨论的问题(杨念群,2009:50)。

   但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伦理改革”和“文字改革”,虽然几经东西方文化论辩,从观念上通过否定旧传统道德,呼吁国民“无长幼尊卑之分而对于国家负同等的责任”,并找到了能够唤起个体觉醒,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工具,却并没有将国家制度和政治观念有效地贯彻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它只是知识分子“主观的好恶要求”,“浮在社会的表层”,始终是一个停留在抽象观念层面的知识运动(孙伏园,1934;许莹涟等,1935:5)。如何从制度和观念革命的抽象性进入到具体的民情经验,使法令、法律、制度自然地从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不仅适合于一般人民的生活,更成为其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以奠定“后五四”时期“社会革命”的基调。此外,北伐结束后国民党训政时期谋求全面的民主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县一级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实现人民“四权”(孙中山,2014:29-30),也意味着知识界回应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一母题上延伸了两个方向的讨论:第一,制度的立法者必须从政治哲学虚构的制度主义迷信中走出来,发现中国社会的真实,以及构成这一社会特殊性的历史精神基础(许莹涟等,1935:5-6)。第二,在民情经验的基础上,开掘“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运用启蒙和教育手段陶练国民的政治习惯,培育基层组织化力量(许莹涟等,1935:6),通过农村政治的制度改革、企业和市场化的股份合作制建设,以及国民素质的文明化普及教育,推动农村社会改造的现代化模式(虞和平,2006)。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不仅成为沟通政体原则与民情基础、抽象知识与经验现实之间二元对立的关键环节,这一群体自身的处境也反映出转型时期城乡割裂的紧张关系。晚清科举制度的瓦解,摧毁了双轨政治体系通过士人沟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统一,其最终后果演变成:农村不断输出它的子弟,但那些在城市中接受现代知识教育的“青年”却日益疏远了乡土,他们大量滞留在城市成为新的寄生阶层,以角逐政治权力换取谋生的进阶(费孝通,2006:93-95),从而构成清末民初地方势力膨胀、党争政治混乱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农村为基础改造中国社会成为乡建派的基本出发点,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自觉地将社会改革的行动实践作为检验理性的标准,同时也是缓和城乡社会结构紧张的自然结果。如果考察这一知识群体的行动方式,不难发现,它仍然是晚清士人所提倡的以“合群立会”的组织形态扩大政治参与的余绪:乡建派知识分子群体无不以学术团体的形式组织起来,并积极谋求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和合作(郑大华,2006;孙诗锦,2012:64-74;任金帅,2013)。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中颇有影响力的一支——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清河试验工作,对它的理解亦应放在上述民初制度转型背景中予以考察才可理解它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只有廓清学派自身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联,才有可能理解中国社会学在早期发展中为推动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制度变迁问题所奠基的知识传统。

   以往有关早期燕大社会学系清河试验的研究大致形成如下两类取向:第一,将清河试验置于中国基督教“社会福音派”运动思潮中进行考察,认为这一农村社会改造实践是中国本土的“社会福音派”在后五四时期转向世俗服务的后果(杨念群,2006:26-27;刘家峰,2001)。第二类研究取向则视清河试验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本土化的产物,其中,又大致形成三种观点:(1)清河试验是早期留美中国学者推动社会学本土化的产物。他们运用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方法,从中国固有的风俗与实地环境中尝试农村社会改造进路的试验场(傅愫冬,1984;田正平,2007;阎明,2010:94-97;张德明,2013;杨燕,2015)。(2)清河试验区工作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研究转移到农村经济方向,以及社会史研究中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紧密相关(杨雅彬,2001:235-240)。(3)清河试验区所代表的燕大社会学系发展初期的社会服务系统,体现了中国早期社区工作和社工教育本土化的特点(彭秀良,2010:115-120;胡杰容,2010)。

   以上从思想史或学科史视角对清河试验进行的分析,要么偏重于学派的学术思想分析,要么强调其实践行动,但都未能廓清二者之间的有机关联。为此,本文通过勾勒早期燕大社会学系的区域理论与清河试验之间的关系,尝试从“知识治理”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河试验工作的性质。这里,“知识治理”有两方面的意涵:(1)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造行动的主体,早期燕大社会学系不仅有意识地以知识社群身份参与到地方社会之中,同时借用社会学这一新兴知识来塑造其群体意识,由此形成独特的知识传统和身份使命;(2)清河试验意图实现的基层社会治理形态,是以“知识共同体”为担纲的社会教育体系,它不仅创造出一系列新型的基层社会组织化形式,也在民初国家体系中保有相对独立的治理空间。其独立性不仅表现在治理的地理边界,也意味着政治的权力边界;而相对性则指它并不是与国家治权完全对立,毋宁说它是为实现后者所依赖的社会道德基础而存在着的。

  

“区域”:知识治理的社会边界及其历史基础

  

   1930年,在前期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清河调查工作基础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平正北,距德胜门十八里的清河镇成立试验区,划定“清河镇及其附近四十村为工作范围”,跨越了当时的三个行政分区(北平北郊、宛平县、昌平县)。为理解清河试验的区域界定、组织架构及服务事业的原则,我们有必要回到由许仕廉、杨开道所代表的那些参与过试验区草创阶段的燕大学者的区域理论讨论中,才可能澄清这其中的关联。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发现,早期燕京学派的区域理论在融会美国20世纪初社会心理学以及欧美农村社会发展史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农村社会制度学说,并结合中国传统地方社会政治逻辑,探索了适用于农村社会改造的组织化路径。

   (一)心理、习惯与社会制度

   许仕廉的区域理论建立在他对查尔斯·库利的社会心理学理解基础上。他将人的心理区分为遗传性的本能“原性”与经社会化后发展出的“人性”,而后者是心理演进的高级阶段,也是伴随着社会化进化程度提升而逐步形成的完备人格状态。这就意味着“人性”概念蕴含了这样一个命题——一个人只有在“社会”状态下才具有道德能力(许仕廉,1925)。“社会”之所以是人的道德基础,在于“社会环境”和人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刺激-反应”的互动关系,而道德感即通过社会团体生活所提供的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和交感的条件而得以形成。

   在许氏看来,不同“社会环境”所塑造的道德水平有高下之别。换言之,伴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趋向,“道德感”亦有扩展充实的结果。在由家庭、邻里、朋友等单位构成的初级社会阶段里,亦即“情群”社会中,人的道德情感只发展出了种种“情性”,“重情感、重义气”,又摆脱不了一种“心理隔绝”的封闭状态,而在复杂社会时期,亦即由同业公会、教育启蒙、工商制度、法律国家等构筑的“社会环境”,作用“原性”之复杂,涵养人性之充分,因而也具备发展出更完备道德的可能性(许仕廉,1925)。这一理解提供了一重要假设:一种“社会”形态通过创造群体内的互感、习染作用,越是最大程度使人形成节制原性,乃至超越初级道德的习惯,越意味着一种更完备的生命状态。许氏指出,这种社会形态便是使个体形成自制力却又不失个性,既能激发人的理智,注重事实和批评讨论,又使之遵守一致规则的“理群社会”,进言之,“理群”即社会一般结社和政治结社及其共同构筑的公共舆情——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础。①

   许氏认为,中国理想的宪政体制应该在倚重地方自治形成的联邦制度,和扩充中央权限而形成的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之间寻求平衡,满足这一平衡作用的机制不在于民权中参政权的完全扩充(只保留对地方官吏的选举权),而是最大效能地发挥其对官僚政治(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监督权,后者作为自由的保护机制,在同等意义上发展了自由本身(许仕廉,1927)。从这个意义上讲,训练一般民众结社的能力,便是破除相互阻隔,以组织生活促进相互往来和接触,激励彼此信赖协作,锻炼交换意见、倾听意见、共同行动做各种事业的习惯,它带来的理性风尚塑造了民主精神,以富于审慎和公正的舆论批评有效防范专制。

   可见,许仕廉并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人之所以成人的标识即社会与文化所表达的典章制度、器物制作的含义(许仕廉,1925)。但显然他理解的有效制度并不寄望于政治治理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日益增长的日常需求,而是社会组织建设对理性习惯风尚的涵养,组织制度的更新以推动中国人从“情性”互感转变到“理智”协力为标的;②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构造基层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和原则成为区域理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二)“区域”单位

   1928年秋至1929年6月,燕大社会学系在杨开道主持下,由张光录、余协中、万树庸等人参与完成了距燕大九里之遥的清河镇的人口和组织调查,调查之目的在于以一个适当的地方社会的个案,来考察它能否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性质。③

   这一调查昭示了燕大社会学系早期区域研究的基本理论取向:第一,以“区域”而非“政治-家族”组织单位来界定中国社会,换言之,中国农村社会已经不再以家族群落和血缘关系来区分民众,社会分工带来的经济交换和人口流动使“地域”而非“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就意味着,就民情经验而言,中国人的生活出现了突破“情群”联结的端倪,这尤其表现在经济性交换,以及围绕利益一致性形成的职业关系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宗教和特殊习俗,但区域组织就其内部而言,生产和贸易分工使其敞开了社会空间,不同地理区域间形成了更普遍的交往关系。④

第二,“区域”中表现出来的是一定人口的道德、风俗分布与地理分布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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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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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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