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到底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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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 (进入专栏)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甚晚,就大陆而言,迨至1953年,大规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重工业开始兴建,真正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以重工业为主干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先后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至人民公社化,农业和农民为工业化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农业本身虽有所改进,却进步不大;农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却也未达到应有的程度。1978年,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经济改革的正确政策。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农民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生产连续数年空前增长。但到了近几年,农业生产又遇到了严重困难,与全国工商业大发展的形势,以及与工业化进展的步调极不相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和陷入当前困境的种种原因,以及冲破障碍、继续前进和发展的可能途径。

  

工业化启动时期的中国农业

  

   几个世纪以来,我国土地占有制度极不合理,大多数耕者无其田;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极低,小农经营和自然经济色彩浓厚;农民以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的结合为主要生存方式,生活极端贫困。长期以来,国民经济中除少量轻工业外,几乎没有重工业,农业产值和农业劳动力占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比重,达2/3甚至3/4以上,现代工业成份极度轻微。

   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民无偿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土地。土地私有和家庭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发家、生产致富的积极性,在历史上空前地解放了生产力。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产品自由贸易、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推广农业技术等有利于农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空前增长。到土地改革完成的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增长44.8%,棉花增长1.93倍,油料增长60%〔1〕,为我国工业化的启动准备了必要的部分物质基础。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小农经济规模狭小,经营效率仍然低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且易于发生两极分化。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防止两极分化,以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央人民政府乃于土改完成后,即时发出了实行农业互助合作的号召,鼓励各地农民根据具体情况,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这可以说是农业集体化的前奏曲。1952-1955年,农业合作化发展比较稳健。1955年夏,农村中同时存在三种农业合作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互助组,其次是占农户总数不到14.2%的初级社和少量的高级社〔2〕。

   1955年夏季以后,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报告的指导下,为了适应迅速工业化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需要,农村中很快出现了农业集体化(包括个体、互助组、初级社等带强制性地转向高级社)高潮,到1957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农户除留有少量自留地、小型农具和小型家庭副业外,差不多完全被取消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体收入按工分制分配,农民劳动只与集团经营成果有直接联系,而无直接关系。就当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而言,集体经济的规模也嫌过于庞大(平均每社200个农户左右)。这除了便于组织大规模劳动力兴建粗浅的农田水利工程外,无论在生产组织、劳动监督、经营管理,还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都是极为不便和不利的。不仅如此,这种变革还挫伤了有主动性和创建性的农民的积极性,结果是降低了农业增长率。

   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反右”的又“左”又热的气氛下,鼓起了“大跃进”狂潮。1958年8月至11月,仅3个月内就完成了比高级社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化”(公社平均规模5000户),公社收入分配主要以口粮需要为基础,其余部分则完全基于农民完成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至于农民在自留地上的劳动和在集市上的交易则被完全禁止。公社化运动更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了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期间的严重农业危机。农业总产值在1959、1960、1961连续3年分别下降14%、12%和2.5%〔3〕;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大幅度减产,造成大量农村人口的缺粮、疾病和非正常死亡。危机以后,政府对公社体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62年开始,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缩小了经营规模和核算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平二调”所造成的危害,但对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仍具有巨大的束缚和限制。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重大改革开始时,才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

   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为适应加速工业化,尽早尽多地积累资金的需要,国家从1953年11月开始,在中央集中计划体制下,实行了粮油的“统购统销”制度,严格控制了粮油市场,禁止私商对粮油的自由经营(当时曾一度允许农民进行少量的粮油集市贸易,但从1957年8月起,却完全关闭了粮油自由市场),实现了国家单一渠道的经营。1954年秋季起,又对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1955年开始,先后对生猪、烤烟、黄麻、蓖麻、糖料、蚕茧、羊毛、部分水果、水产品和中药材等数十种农产品实行了派购制度。至此,农产品由市场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完全被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所取代。这项制度在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开始有所变化,但直到1985年才逐渐被农产品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制度所代替。

   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建立的目的,本来在于使国家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掌握大部分的农业剩余产品,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迅速积累起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而农业集体化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贯彻实施的重要组织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为了组织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等技术转变〔4〕。从历史上看,农业计划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它的这种目的。

   第一,这种农业计划体制建立以后,一方面通过“剪刀差”方式从农业和农民手中获取了大量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另一方面,将私商排斥在农产品购销活动之外,保证了农产品市场和价格的稳定,保障了城镇居民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低价供应。这对工业在低原料成本和低工资率条件下提高积累率有重大作用,促进了工业的快速扩张。事实上,农业和农民的确为我国重工业和整个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也为后来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5〕。可是,有些人到现在还抱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如果开头不搞重工业就好了,因为重工业回收慢,吸收劳动力就业较少,不如轻工业回收快,吸收劳动力就业较多。这种看法是值得质疑和商榷的。事实上,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来看,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而有计划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快速建立我国工业体系的根本保证,除此而外,我们没有别的更快更好的途径和办法。试以前苏联为例,如果当时的苏联不是在计划体制下优先发展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试问它能抵抗得住法西斯德国的大规模现代武器装备部队的入侵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将不是今天的样子,即使可能取胜,那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会艰难曲折得多。因此,我们对计划体制在加速工业化启动方面的作用不能全然抹煞,也不能轻率低估。

   第二,农业集体化以后,对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提高了防灾抗灾能力,为农业的稳产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还通过集体的力量,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和应用化肥、农药、品种改良等技术进步,开展了积农家肥、种植绿肥等积肥造肥运动,为提高土地产出率和保持土地肥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估计,1952-1957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7.1%,其中又以63.8%投入水利建设〔6〕。1966-1976年“文革”十年中,农民们为了生存,也为了养活城镇人民,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兴起了类似“绿色革命”的热潮。这包括:(1)继续对大片农田进行规划平整,兴修水利,工程配套;扩大高产稳产农田。这期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建份额保持在10%左右,其中用于水利建设的占64%。到1978年,农用动力排灌机械拥有量比1965年增长6倍多,有效灌溉面积达6.7亿亩,其中机电排灌面积占55.4%。(2)4级农业科技服务网蓬勃兴起,为生产队提供无偿技术服务,科学种田广为普及,以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高粱为代表的新品种引进并大面积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3)生产队大积大造农家肥、广种绿肥、挖用河塘肥泥,保持了土地肥力。这期间化肥施用量的成倍增长,对农业增产也有很大作用(1978年化肥施用量达884万吨,比1965年增长3.55倍)。(4)改革耕作制度,发展间套复种多熟制,提高了土地产出率〔7〕。这些技术变化和增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集体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使农业生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了缓慢增长的局面(年均增长为3.1-3.8%),极其艰难地支持了工业化的进展。

   但是,在这一期间,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为严重的。第一,农业集体化使农业经营脱离了最适当的家庭层次,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的现象极为普遍。第二,开山造田、围湖造田、毁草种粮等"以粮为纲"的作法,不仅限制了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各类的协调发展,而且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态破坏等严重后果,大大地减少甚至抵消了农田水利建设可能对农业增产所发挥的作用。第三,农业资金流出过多,政府对农业和农民取得过多;相对于工业而言,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抑制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应有提高。10年"文革"期间,农业生产增长非常缓慢,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农村还有1亿人口不得温饱〔8〕。第四,关闭了全国各地分散的小型的农产品自由市场,农村市场因素完全被消除,农村工副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农民在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等束缚下完全没有流动和择业自由。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而且也限制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再加上过去错误的人口政策的深远影响,更使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大量增加,造成了我国工业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转变的巨大困难。

   还要看到,农业与工业以及农村与城市相比较而言,农业和农村都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首先,就贸易条件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和农产品的生产供给弹性都较工业品为低,因此农业和工业以及农村与城市在发生贸易关系时,总是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种贸易条件上的优劣地位的分析,原来是就国际贸易而言的〔9〕,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于国内贸易。这就是说,在国内贸易条件下,农产品与工业品相比较,以及农村与城市相比较,也都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而且由于农业与工业技术进步的差异,这种不利地位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以上可以理解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根源之一。

其次,长期以来,很多人以为在农村市场上(包括农产品市场和农用工业品市场,也就是农民作为卖者的市场和农民作为买者的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对此,本文作者之一早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指出过,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10〕。事实上,由于制度上的、地理上的以及天然的阻碍,也由于农村的相对闭塞和农业和平的特殊性(生产周期较长,且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较强)等原因,农民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极为迟缓,在若干场合甚至无可奈何地全无反应。并且,相对于久享垄断特权的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而言,农民比较分散和缺乏组织性,因此,农民在与专业商人及工业厂家发生交易关系时,总是处于价格接受者的被动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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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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