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2 次 更新时间:2004-11-27 18: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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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纵观张培刚教授的学术研究,他始终是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出发,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大量考察和深刻把握,同时又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最后建立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

  

   张培刚教授现在已逾90高龄,而愈到晚年,张培刚先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愈益深切。他说,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光谈经济因素就不够了。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一 、所谓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历史证明走不通

  

   中国的发展除了工业化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我的回答是有第三条路,但走不通。我的《选集》中有一篇文章,叫《第三条路走得通吗?》,就是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先是有一些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条是主张复兴农村,一条是主张开发工业。后来又有人提出第三条路,即主张开办农村工业为中国经济的出路。

   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有一派人主张这条路。他们的观点是不搞整个国家安全工业化,而是在农村办小手工业,办乡村企业。他们相信小手工业慢慢发展后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得到发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行,别的路难以行通。1935年,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先生在《独立评论》第137期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第三条路。我写《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这篇文章,刊载在《独立评论》第138期,就是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主张。那时我才22岁,年轻气盛,说他那个主张是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行不通。解放后,郑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我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他,对他说我当时年轻,言语冒犯,请他多加原谅。但是我是不赞成走第三条路的。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情况也很复杂。当时有一些大人物支持他们,并且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你要晓得,到今天为止,有些外国人很好,希望中国发展;有些外国人不好,不希望中国发展。主张中国不搞工业化,而是在乡村办小手工业来慢慢发展,这里面就有外国人的影响。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这一派人不一定都受到这种影响,有些人是为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而提出这种主张的;支持这一派人主张的外国人也不一定都是对中国不好,有些人的用心还是好的。总之,着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你们可以看看《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这篇文章。中国的发展应当走工业化的道路,这种工业化包括城市的工业化,也包括农村的工业化。舍此别无他途。历史证明,第三条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走不通的。

  

   二、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上探根溯源。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太厉害、太完善,生命力太强。西方的封建主义制度一般只有900多年、1000多年,而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3000多年,比西方要长1800年到2000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有害影响是很大的,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萌芽,但难以发展起来。具体而言,这种有害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产阶级难以形成。中产阶级,也叫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西欧,特别是在一些宗教国家,僧侣是最上等的,其次是皇室贵族,再就是中产阶级,即第三阶级,主要是商人,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因为有第三阶级,形成了一种力量,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这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中国的商人产生是较早的,你看《东周列国》,就有写商人爱国的故事,但作为一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发展不起来。

  

   二是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在十七、八世纪,在世界上最早,为什么呢?产业革命的起因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有海外需求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有一派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引擎(Engine)。引擎和发动机都是一回事,引擎是直译,非常形象贴切。海外有需求,有市场,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并能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由于有竞争,能降低成本,促进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促进技术进步。熊彼特就主张这种理论,我也是赞成的。产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看英国,这个国家很小,他的生存、发达,主要靠贸易扩张。海外贸易扩张带动国内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后又带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瓦特在1784年发明蒸气机,蒸气机就是引擎,从而带动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冶金工业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冶金工业。所以后来曼彻斯特发展成为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发展成为英国的冶金工业中心。读一读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些城市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是大体同步的,有一些滞后,一般滞后二、三十年,但基本同步,他们国家太小,发展纺织业,原料不够,就向外扩张,把别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当时英国主要靠两个殖民地国家供应原料,一个是印度,供应棉花;一个是澳大利亚,主要供应羊毛,还提供牛、羊等肉食。你把英国的产业革命史翻一翻,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衣食等基本需要可以自给自足。享受的东西,如珍珠宝贝等有一些附属国进贡,皇室贵族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当政者就觉得没有到海外去谋求。所以,对外贸易有可有可无,没有那样迫切。你看中国明、清的皇帝,外国人来做生意,要别人磕头,鞠躬都不行,非三跪九叩不可。这样谁还愿意和你做生意呢?明朝的郑和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他在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率领大型船队七下西洋,堪称壮举。但宣德八年,即郑和第七次出洋返回后,明代第5个皇帝明宣严令禁海,郑和也于同年去世。对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国家不去资助他,不去鼓励他,而且还要禁止他。所以,1433年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航海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三是科学技术长期得不到重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文轻理,不重视科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尽管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但这些发明带有偶然性,而且被当时的文人视为雕虫末技。你看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都只重视文科。考试只靠一篇文章——策论,就是政策性的文章,诸如治国平天下等。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中举,成为秀才、举人、进士。进士中一、二、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举并考取进士后就可以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考个进士起码可做县官,稍好点的,当个知府,再好一点的,在翰林院当个翰林。各个朝代不同,官名的叫法也不尽相同。由于长期重文轻理,以文取人,科学技术当然不受重视,得不到发展。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重理轻文,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既要重视科学技术,也要重视人才、社会科学。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长期重文轻理,同时还有重农轻商。社会上对商人瞧不起,总觉得他们是谋小利、见利忘义的人,是黑心肠的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尽管后来满清政府时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没有学到真经,当时的满清政府还不想真正地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知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都没有得到重视。

  

   四是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孔子很厉害,他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里面当然有好的方面,构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孔子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逐步把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完善和固定下来,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为什么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年份,如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有文艺复兴,十七、八世纪有启蒙运动,而中国却没有?文艺复兴这个词,源出法文,因为文艺复兴是从法国、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法国、意大利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很大。启蒙运动的英文是the Englingtenment,Light就是灯光,加上前后缀,再加上定冠词the,就是启蒙或启蒙运动。一个人懵里懵懂的,需要启发一下,给他一点光明,就是Englingtenment。什么三权分立,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这些学说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样长,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哪能产生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总而言之,中产阶级难以避免形成,海外贸易受到限制,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加上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难以产生和发展。

  

   三、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1883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去世,凯恩斯出生,熊彼特也是这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大经济学家。最近,美国好几次进行民意调查并发布消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即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学者,如果谈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有时是马克思摆在前面,有时是爱因斯坦摆在前面,反正是他们两人。如果说四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那就如同西方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列示的,除了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之外,还包括凯恩斯。如何对马克思和凯恩斯进行比较,我在194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从“新经济学”谈到凯恩斯和马克思》,对两人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和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进行过比较。文中写到:“就反抗死硬的正统学派而言,马克思和凯恩斯是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归宿,则两人的看法,根本异趣。”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批判资本主义,但批判的目的不同。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的《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成长、发展、衰退及转型的理论。在他的分析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终究是必然崩溃。凯恩斯则不同,他是要挽救资本主义。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分析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弊端和病象,但却力图去把它治好。这就是他们的根本不同点。

  

   我总觉得,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中期,他所看到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血与火的惨景,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失业的人流落街头;看到的是资本私人占有和对劳工的血淋淋的剥削。因而他要揭露资本主义,并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剧,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语言不能说没有完全实现,也不能说已完全实现。总而言之是在往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变化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至于他的具体结论,要根据时代、地点、条件不同而有所改进和发展。这本身是符合马克思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呢?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理论也必然回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比如劳动价值论,未必就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这似乎有点武断。如果你承认非活劳动,包括资本等对创造价值有帮助,让这些要素参与生产与分红,事实上也就承认这些非活劳动因素能创造价值。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但现在我们国家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所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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