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这是西晋李密《陈情表》中的第一句，描述我国在1949年建国之初所遭危机也是恰当的。

　　 1949年，靠“农村包围城市”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情况下，所有文教卫及公交警物等都需要现金开支，却不可能把发动农民革命参军和支前的低成本治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于是，新政权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条件下，也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

　　 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的一穷二白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中国的工业化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建国初的危机对中国制造业有着怎样的“催产婆”作用？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

　　 这一切，对当今困境化解也很有借鉴意义。

　　 “国初经济危机”

　　 我们是从清末开始，就通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引进消化吸收”等，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每一步，都跌跌撞撞，很难成功。

　　 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危机中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进入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高增长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资本积累，只能对内。

　　 所谓对内，主要是城市工业从农业提取剩余。

　　 农业产出本来就低，如果过量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会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国内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内忧外患之际，使得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

　　 那时候的那几代人，无论如何努力，客观上都没有条件改变这场内生性危机。

　　 同时，由于民国政权相对稳定后于1935年到1936年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同时，却因美国白银提价而出现白银外流，遂从1936年开始逐渐陷入通货膨胀危机。

　　 纸币是靠政府政治强权赋权的纸介信用，民国称为法币（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指的是1935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名称），一般来说，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力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但因为战争需要增加军费开支等，法币从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赤字，政府就得增发货币弥补，这个基本矛盾无法改观。

　　 国民政府1948年有个深化改革，在美国人从来坚持的“美国第一主义”的善意帮助下进行的——政府借入4800万“美金”作为“金圆券”货币发行依据，这就实质性地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名义”主权货币体系。

　　 但是，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仅4个月就崩溃了，民国长期通胀随之恶化，使军费占比达80%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可能再维持，现代金融与现代财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的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还因为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条件构建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担架），打个借条就可以了。当年战争时期给农民打的借条，直到2007年还有兑现。那时，农村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却能够靠低成本的传统农村包围高成本的现代城市取得革命胜利。

　　 但是，共产党刚一打进大城市，就立即遭遇到和国民政府一样的现代化困境——必须每天都要有财政开支才能维护城市管理，民国军队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开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医疗、街道卫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现代财政才能维持。

　　 由此，势所必然地发生所谓“国初经济危机”。

　　 1949年，新政权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的严重财政赤字，虽然比国民政府时期低大约10%，但赤字率仍高达70%左右。新政权为了保证财政开支，也只能增发货币。但国民党在离开大陆的时候把国库的黄金和外汇全部带走了，按照教科书理论，这样发出的货币只能是“毛票子”。

　　 全面去依附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我们是怎么走出来并且进入工业化第一步的？

　　 工业化第一步是什么？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只有从小农手中获取剩余，才能有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极度稀缺，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进入工业化都绕不开的第一难题。更何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带领西方全面封锁中国，想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给定的“出口替代”或“进口替代”理论、通过对外贸易来获得外部资本，门都没有。

　　 只能眼光向内，对内获取农业剩余完成资本积累。

　　 然而，建国初期第一大危机是旧政权放弃“主权币制”造成的恶性通胀，不仅没被革命终结，反而在农民武装包围并且夺取了大城市之后，延续了严重的赤字与通胀。

　　 此时，若继续按1947年确立“新民主主义”给定的、与一般发展主义无异的“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的、本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既定方针办，则新政权难以维持。虽然中国共产党明确要发展私人资本经济，但是在恶性通胀压力下，任何实体企业都没有利润可言。

　　 实际上，中国经济所谓“脱实向虚”不是现在才发生，在高通胀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经存在私有制经济脱实向虚了。资金从无利可图的实体经济大量流出，普遍进入投机经济，导致生活物资囤积居奇、外汇和股票市场多空炒作……但那确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

　　 幸亏，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

　　 幸亏，1947年共产党开始搞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符合乡土中国的“农户理性”的土地制度。

　　 到1949年建国以后全国推进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大拉平”土改，使占总人口88%的农民恢复了传统意义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覆盖占总人口比重不足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

　　 新政权、农民、私人资本之间形成互动，具体看：

　　 一旦土地到手，传统小农一般在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扩大土地面积，那就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恰逢私人资本脱实向虚之际，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哄抬物价。

　　 这时候，新民主主义讲的是私人资本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应对这场危机。大量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对不了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没法直接使用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拿私人资本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嘛，私人资本和政府调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私人资本在危机中更加获利，政府调控无效，民生受损，甚至政权维持不下去。

　　 但是，新政权能够延用在农民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动员能力——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里打“三白”战役。这时，共产党通过全国土改实现了历朝历代的“均田”但却不“免赋”，以便从农民那里得到大量的“三白”物资，有策略地投放到城市，用于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囤积居奇的私商的“顺周期”投机落败。

　　 与此同时，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为了今后买地需要，而储存到银行，这些货币不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造成通胀压力。这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行大量回笼并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一方面靠回归传统的土改普遍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靠增发现代货币换取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帮助政府压低了城市物价并且反过来吸纳了过量增发货币。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1948年民国金圆券改革造成的恶性通胀危机初步平定下来了。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

　　 其一，土地革命派生出农产品贸易量增加、支撑增发的主权货币。

　　 革命能够产生制度收益，我们称之为“革命红利”。当整个国家被西方完全封锁，意味着我们被迫实现了去依附，就像最近这几年美国一再提出制裁中国，让中国所谓脱钩，这其实是又一次全面的让中国去依附。

　　 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被动去依附，到底是怎样走出危机的？

　　 首先是政府理性，我们不能只强调私人经济的经济理性，还要强调政府理性，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我们是一个战争打出来并且打了一百多年解殖战争的政权，能不能轻易的放松底线？关系到能不能放弃主权的原则！不能。因此只要我们不放弃主权独立，就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大多数人亲身经历了主权丧失、半殖民地社会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所以，坚持政府理性就是要维护主权的同时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国当时占人口88%的农民——即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其二，本币之锚：“三折实”使本币基于实物信用。

　　 接着，由于我们是主权货币，而这个主权货币当时是用解放区的方式，是折实的，当时的财政、金融都是折实，折成小米。毛主席当时工资是折算成一年三万多斤小米，一个部长几万斤小米，都是这样算的。我父亲那一代人进城当老师，也是按照折实来算他们的工资。

　　 用折实的方式内生性地与土改结合，因为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后，农民的产出在提高，形成的增产拿来跟政府交换，要存起钱来才能买地，于是政府大量增发的货币被农民吸纳，就使国家货币主权保持了相对稳定。独立主权向货币体系赋权形成的信用，农民是接受的，因为农民本身是革命主体。这意味着大量增发的货币储备回到银行，等于农民帮助国家完成了一个货币收发的闭环。农民销售的农产品被国家组织的物流系统调到沿海沿江大城市，打掉了投机把物价先降下来，实体经济就能复苏了。

　　 所以，新政权对这场危机调控成功，一是得益于土改形成的革命红利；二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折实体系。二者都在扭转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城市当时实行的是军管，所有的外汇投机、股票投机，全部被用军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私人资本经济下，只要那些能够吸引金融资本投机的投资人大量进场，资金就不可能向实体经济投。所以，如果一手开放虚拟资本交易，一手还要鼓励实体经济，显然是自相矛盾。建国之初的主要做法，一是打掉投机才能让资金去搞实体经济。二是本币的锚很大程度上是折实，锚定在实体经济上。银行那时候都叫“存三白”，就是存进去钱的时候值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钱的时候还能买等量的白米、白面、白布。所以并不是老百姓直接把米面布存到银行，而是存到银行的钱可以相对实物等值地得到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