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走向“贸易新世界”的美欧关系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8-08-17 17: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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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启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美欧经济相互依赖度高,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受到非关税壁垒的困扰要超过受关税壁垒的困扰,因此协调和统一各自市场规制成为谈判核心内容。但社会抗议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同时作用于美欧内部政治层面,阻碍TTIP迅速达成协议。由于TTIP涉及对风险的认定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调整,欧美因历史而形成的社会权利、环境标准、政商关系等领域的差异很难保持一致。资本与社会的政治博弈决定了TTIP的结果。

   关键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欧美关系、贸易新世界、非关税壁垒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谈判的内容和形式的态度有所变化:谈判内容上,发达国家认为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世界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关税早在2000年就已下降到4%[2],当下它们认为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和市场规制协调才是贸易自由化下一步应当突破的主要障碍;谈判形式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倾向于以巨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补充,甚至取代迟迟难以取得突破的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在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相互间正在谈判或已签署的诸多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协议中,2013年2月欧盟和美国启动的“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协定”(TTIP)谈判在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所能产生的规模效应上均居首位。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成熟经济体,它们两方加起来8亿多人口,二者GDP相加占到世界总量的35%(以购买力指数衡量)。欧美正在谈判的是涵盖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性问题的21世纪“新生代”(Next Generation)贸易与投资协定,协商的内容早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互免关税的自由贸易区范畴,而是一项已牵涉到欧美双方管制自己市场主权诸多事项,需要欧美政治层在行政管理和市场规制方面做出调整的深度协议,所以TTIP谈判引发了美国和欧盟内部资本与社会两种力量的激烈博弈,它们之间的较量与斗争直接反映到美国和欧盟的内部政治运作之中,其博弈结果决定着谈判的成败。

  

美欧启动TTIP的经济逻辑

  

   美中两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一些欧洲学者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战略视角解读美欧TTIP谈判[3],其逻辑是强调中国等新兴国家带给美欧双方的第三方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势头不断上升,美欧政治人物对此有较深的感受。国际政治与经济紧密相连,经济规模(包括贸易规模和投资规模)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小。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在以超过美欧三倍以上的速度增长。按照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的说法,全球化正在加速世界权力的分化,财富和生产力正在从西方民主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而建立于这些财富基础上的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着危机[4]。在共同的经济威胁面前,西方“集体意识”逐渐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它们相互之间的政治矛盾和分歧,从而促动了综合、全面、深入的TTIP谈判的启动。美欧政治领导层认为TTIP是两大“民主”(自由民主)政治体的战略合作,是西方复兴的象征性举动,是对“虚弱的西方”(weakened west)论断的一种回击。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甚至曾表示认可TTIP就是“经济北约”的说法[5]。特别是在世界贸易新规则制订权方面,美欧在这方面的战略共识非常明显: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辩护表示“中国想要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制订规则……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发生?我们应该书写这些规则”[6];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在欧洲议会履职听证时,也承认“TTIP中的规制谈判工作具有战略意涵,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大行为体在贸易领域对标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标准就可成为设定全球标准的国际合作的基础”。[7]

  

   美欧在政治层面启动TTIP谈判,固然有地缘战略的考量,TTIP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与TPP一道,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体两翼”(TPP加TTIP)自贸区战略的“东翼”[8],但总体上,地缘战略因素只是触发美欧开始谈判TTIP的政治加速器。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已经完成的新时代,发达国家资本对国际贸易管理体制的更高需求才是欧美这两大经济体启动新一代贸易谈判协定的更根本的基础性原因。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达经济体,[9]而且它们长久以来一直互为最大投资与贸易伙伴,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很高。2013年,美国与欧盟28个成员国的贸易总额接近5000亿欧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9%;2014年,美欧双边贸易总额超过5150亿欧元,占欧盟对外贸易总量的15.2%。2014年,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货物贸易的30%。它们之间的服务贸易则是彼此货物贸易的4倍,其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40%以上。[10]美欧还互为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在TTIP谈判开始前的2012年,进入欧盟的国外投资近40%来自美国,而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0%流向美国。2013年美欧双边相互直接投资约为中国与欧洲,或欧洲与拉美的5倍。[11]美国对欧盟的投资是美对亚洲国家投资总和的3倍。欧盟对美国的投资是它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和的8倍。更重要的是,美欧还彼此互为最重要、利润最高的市场;在人员方面,美欧彼此互为主要的离岸工作市场,每年雇佣1500万对方员工。[12]按照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越方便、越自由的贸易和相互投资可以更好地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双方的就业,提升各自的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鉴于美欧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双边贸易投资额,虽然它们之间的平均关税水平只在3%-4%之间,但如果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将关税削减为零,仍可带来很大收益。据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如果TTIP能够将欧美关税降为零,欧美经济每年的增长率将提高0.4%-0.5%个百分点,欧盟对美国出口可以总体增长28%;至2027年,欧盟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因此增加682-1192亿欧元,欧盟每个四口之家将平均增加306-545欧元的年收入;美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因此增加495-949亿欧元,一个美国四口之家将增加336-655欧元的年收入[13]。

  

   但世界资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早已不满足于减免关税这一传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主要功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关税早在2000年就已下降到4%[14],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至8%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平均关税也从23.6%降到了9.8%。目前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掀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潮,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关税平均水平还会继续降低。关税壁垒日益坍塌,但非关税壁垒问题却已成为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障碍,贸易便利化问题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从次要议题近年来逐步变为最主要的焦点议题。2013年12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部长会议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巴厘岛协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围绕非关税壁垒展开的[15]。非关税壁垒非常复杂,包含诸多内容,既有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而“主动”实施的补贴(比如为了保证国内农民利益或者为了国家粮食安全而实施的农产品补贴)、进口配额(比如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也有客观上因各国各自的监管规则、标准设置所造就的技术壁垒,这些壁垒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政治文化和管理结构等深层次政治因素塑造的,很多属于各国政府并非有意树立的,而是“无意间”设置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障碍。这些技术要求,原则上对国内外厂商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国外厂家的问题,但是对外国厂商而言,它们需要适应不同市场的要求,比如需要本国和出口国的双重测试和认证,修改产品自身或者包装的规格,这就增加了它们的生产成本。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的估算,在所有的贸易壁垒中,关税大约只会耗费出口企业总成本的5%,清关成本占到10%,而应对不同市场规制要求的费用高达20%[16]。大型跨国公司尚有足够的财力,拨出专款应对各国市场不同的要求,而且市场规制差异对企业来说通常为固定成本,即一种产品只需应对一种检验或测试即可,这样如果进口数量大,也可以摊低单位成本,但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阻碍很有可能成为它们“不能承受之重”,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出口另一国市场的念头。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以资本为核心概念的市场逻辑进一步压制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逻辑[17],在资本看来,“世界是平的”,跨国企业在每个国家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各国政府不应再就关税问题或开放本国市场问题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或是再施行打包交易(package deal)等利益交换。帕斯卡尔•拉米在2015年曾提出“贸易新世界”理论:即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的起点,“我们正处在由旧贸易世界向新贸易世界的过渡期,贸易开放正在变得非常不一样”,“旧”的世界贸易建立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割性体系,各国政府尽力保护国内厂商,帮助它们与外国企业竞争;而在“贸易新世界”中,生产和服务是沿着全球供给链铺展的,用政治手段去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不合时宜”,各国企业跨越国界自主竞争,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或服务自然赢得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各国政府不应干涉他国企业的微观运行,而是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管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防止跨国公司或本国企业危害本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生产和生活环境以及其他社会权益[18]。具体到双边贸易协定领域,如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言,20世纪的特惠贸易协定(PTAs)是为了帮助“卖东西”,两国政府签订协议是为了降低商品跨界壁垒,而21世纪的特惠贸易协定是为了“造东西”,当事国政府签署协定是为了帮助本国厂商“嵌入”全球生产链条,使其不受边界管理、投资和资本流动、运输和基础设施的制约[19]。

  

在发达经济体启动的双边或区域新型自贸区谈判中,关税壁垒和配额、补贴等非关税壁垒不再是谈判的焦点,主要关注点变成协调和统一各自的市场规制,通过相互认证和一致性评估等措施力争确立共同的标准,甚至设立共同的管理机构;谈判的目的是压低、消解各国监管政策的“差异”。这是资本的要求,也是贸易自由化的自然经济规律使然。欧洲内部市场一体化在这方面走在前列,1986年欧洲共同体的《单一欧洲法令》就确立1992年建立统一的欧洲大市场,以法律形式消除欧洲各国国内法律所造成的贸易壁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83年签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贸易协定”(ANZCERTA),经过不断更新,目前两国建立的“单一经济市场”(SEM)在某些领域的相互认证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服务业和劳动力市场),甚至超过欧洲统一大市场;2014年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欧加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CET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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