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新史学视域下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6 2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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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晶  

   摘要 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在新史学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成了由传统视野向社会、文化新视角的研究转向,并在区域公共卫生史研究、公共卫生机制、传染病防治以及群体健康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公共卫生史的兴起,拓展了美国史的解释维度,刺激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并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新史学影响,这一领域也存在内容碎化、忽视传统研究对象、缺乏比较性研究等问题。

  

  

二战后美国学界对现代国家发展历程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热情日趋高涨,公共卫生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大众身心健康的主要领域,很快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阵地。回顾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发展脉络,这一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着战后美国新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同时,作为医学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交叉内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状况也折射出战后美国在这两大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与美国相比,国内学界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关注不多。本文拟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的发展源流、主要成果和存在问题做一评述,希望有助于推动国内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了解与研究。


一  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公共卫生史作为医疗史研究的重要分支,见证了美国史学突破传统“藩篱”进入新史学广阔研究领域的演变历程。它是战后美国社会现实影响下,新史学不断向纵深领域扩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史学经历了由传统的“科学历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历史转向。以特纳、鲁滨逊、比尔德和帕林顿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对强调实证主义,将研究内容局限在政治史和军事史的“旧史学”提出了质疑,他们主张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都应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内容,历史学科应该加强同其他学科的相互合作,应将回应社会现实视作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史学思想为历史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间开展广泛对话创造了可能。二战结束伊始,美国获得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社会各界滋生乐观情绪。冷战序幕拉开后,反共思潮弥漫整个社会。为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维护社会稳定,1950年代美国出现了鼓吹协调统一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并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以传统史学的“客观主义”为旗号,主张历史和谐、连续的“一致论”史观。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兴起就处在这样一种新史学已经萌芽,传统史学影响尚存的史学环境之下。

   尽管1950年代以前在新旧两种史学思想博弈的过程中,一些历史学者已将公共卫生史纳入研究视野,如美国医学社会史先驱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E.Sigerist)等学者的研究,但作为广泛的研究热潮出现,还要从50年代算起。乔治·罗森(George Rosen)、约翰·达菲(John Duffy)、约翰·布莱克(John Blake)的研究都是这一时期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代表作。其中罗森的《公共卫生史》(1958)最为经典,充分反映着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特点。他在这部巨著中,继承了其导师西格林斯特的治史思想,在阐述疾病产生、传播和预防等公共卫生内容时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境的强调。他认为18世纪之后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固有问题,“市场经济、工厂和现代城市环境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而这些健康问题使疾病预防、改善健康等新公共卫生手段的出现变得愈加必要。”因此,在罗森看来,公共卫生史研究不再是对历史上公共卫生问题的单纯记录,而是展示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疾病与健康成为社会的产物,公共卫生的各项实践活动也跟随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公共卫生学、医疗学以及历史学在其笔下得以打破壁垒,实现融合。此外,罗森还重视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他在自撰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人们透过历史认清影响社会健康的各种因素的本质。”于是,“新史学”所主张的各学科相互合作,回应社会现实等问题都在罗森的著作中得以彰显。不仅如此,带有“传统史学”成分的“和谐史观”也在这部著作中留下了浓重一笔。整部著作中,罗森以一种乐观进步的笔调称颂着人类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战胜各种疫病能力的提高。在探讨公共卫生史上各种科学思想的应用以及公共卫生改革时,罗森极力突出一些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而对社会大众的反应落墨较少。可见,初兴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具有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双重烙印。

   另外,像这一时期多数公共卫生史家一样,尽管罗森将“公共卫生”定义为“改善健康和防治疾病的社会行动”,但在具体研究时,却“将‘公共卫生’的内涵局限于19世纪的‘卫生理念’”。他认为公共卫生不仅局限于具体疾病的预防,还包括各种环境治理措施。因此,其对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的论述更加强调环境清洁、饮用水供给以及垃圾处理等问题。就“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对象来说,罗森著作涉及了疫病防治、公共卫生机构、健康教育、妇幼健康、职业健康、社会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卫生研究等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而这些领域内的制度与技术层面的考察又构成了其探讨的主体内容。回顾这部著作的史学成就,它既反映了美国公共卫生史初兴阶段的研究特征,同时作为首部综合性较强的通史著作,也界定着日后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正如半个世纪后美国公共卫生史学者伊丽莎白·菲(Elizabeth Fee)在该书再版序言中指出的:“此后美国公共卫生史的论文或专著都可以看做是对这部专著内容的细化和延伸。”

   20世纪60年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史学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动荡,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大学生中的新左派运动给战后一度繁荣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强烈冲击。盛行于50年代的“和谐史观”迅速衰落,而“新史学”的发展势头却锐不可当。新一代的公共卫生史家也开始了对原有研究传统的扬弃。1960年代,公共卫生史学者在继承并强化前辈学者重视社会语境的同时,研究对象也由对公共卫生技术层面的关注转向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媒介,开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考察。1962年,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在《霍乱年代》一书中,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疾病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社会含义,并借此向人们展现霍乱发生时的社会组织和秩序。与此同时,他摒弃了传统研究中对公共卫生领域“精英分子”的研究,转向对霍乱发生后普通公众行为的分析。他提出:“1832~1866年公众对霍乱的认识经历了由宗教价值判断向社会、科学价值判断的转变。这一时期宗教在人们情感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渐渐减少,人们对美国大城市环境的依赖正逐渐增强”。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社会史在美国“新史学”潮流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其对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影响也更为深入,此时几乎所有的公共卫生史研究都可以看到“新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踪迹。斯图尔特·盖里斯福(Stuart Galishoff)和朱蒂斯·W.莱维特(Judith Walzer Leavitt)在探讨纽瓦克和密尔沃基历史上的公共卫生改革时,皆抛弃了传统公共卫生史研究中一味强调“乐观进步”,全力“叙述”技术成就史的痼疾,转而强调社会语境的“分析”,并对公共卫生改革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给予同等关注。同样,莫里斯·J.沃格尔(Morris J.Vogel)和大卫·K.罗斯纳(David K.Rosner)在对波士顿和纽约医院的研究中,将医院看做社会机构而非医疗机构,注重对机构演变的分析,而非单纯的“进步”记录。他们认为,在强调科学技术催生现代医院的同时,正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同样重要。19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再次经历重大转向。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界风生水起之时,美国史界也开始重视海登·怀特于1970年代就提出的“语言学的转向”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强调意义阐释和文化建构的新文化史开始勃兴。虽然新文化史与当时作为美国史学研究主流的新社会史都主张从下看历史,但不同于新社会史关注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本身,新文化史将蕴藏在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作为探寻的焦点。受这一史学潮流影响,公共卫生史的许多研究内容开始成为新文化史的考察对象,极大的拓宽了公共卫生史的研究视野。甚至曾经极力推崇“新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查尔斯·罗森伯格在此时也转向“新文化史”研究。由他编著的论文集《设计疾病:文化史研究》(1992年)可看做是公共卫生文化史领域的一部力作。书中编者用“设计”(Framing)疾病这一隐喻,展现了历史上疾病的定义是如何被医者、患者以及社会机构反复协商而形成的,从而为疾病的社会建构提供了文化模式。在罗森伯格看来,“某种程度上,疾病只有经人们观察、命名以及采取应对措施确认其存在后,它才真正存乎与世”,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每种特定的疾病都是历史上思想与道德遗产的精髓。”除了疾病研究的文化转向外,90年代以后,作为公共卫生史重要分支的身体史研究所受影响也非常明显。语言学理论中的“隐喻”、语言和文化剖析成为当前身体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综合上述,美国公共卫生史经历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新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与不同时期美国社会现实需要和史学研究趋向密不可分。但是应该明确,就史学价值而言,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优劣。因此,美国医疗社会史权威查尔斯·罗森伯格在“传统公共卫生史”正成强弩之末的70年代发出警告“不要让社会、经济解释的光辉遮蔽了医疗科技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同样,尽管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当下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潮流,但并不代表新社会史已经退出公共卫生史研究的舞台。应该说,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仍是目前乃至未来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二  公共卫生史的主要研究领域

  

   由于“公共卫生”概念丰富,涉及内容庞杂,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因素众多,“几乎每一项社会活动都能直接或间接与公共卫生产生联系”,这就使得公共卫生史几乎涵盖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绝大部分领域,甚至难以将二者严格区分。从目前的学术成果看,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区域性的公共卫生历史变迁

公共卫生问题在区域环境下受具体政策、经济与地理状况影响较大,加之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以区域为单位,微观考察公共卫生的历史变迁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专门探讨地域性公共卫生历史变迁的研究,多集中于具有悠久历史的美国大城市。其中以构建纽约公共卫生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最丰。约翰·达菲的两卷本纽约公共卫生史,先后考察了从1625至1966年纽约三百多年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作者以1866年纽约市大都市卫生局成立(Metropolitan Board of Health)为界,论述了纽约公共卫生政策的变迁以及相关制度和机构的流变,并对纽约历史上出现的传染病;街道清洁、饮用水供给、垃圾处理以及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的住房建设、气候变化、工业生产和移民等情况给予相应关注,旨在阐明历史上的纽约政府对市民健康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并在改善健康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达菲已经认识到城市政治在公共卫生建设中具有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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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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