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王国维经学路向与新史学之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6-11-02 23: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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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尤其自辛亥年后,他转治经史之学,以“二重证据”之法董理古代资料,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的史学以考订见长,长期以来被视为新史家中的考证派巨子。众所周知,考证之学兴盛于清,就时间而言,以乾嘉时代为高峰期;从内容来说,以释经为主。所以,王国维的史学成就与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他的很多成果正是在清代经学家的基础上推进产生的。为此,笔者不揣浅陋,以王氏的经学路向为切入点,观察在其新史学的构建中,这一传统学术因素占据何等地位,对于王氏的学术发展起到何等作用,以至于如何转化为新的学术资源。并希冀通过这一个案的探讨,更深切地观察和体会近代学术转型中的知识理路及学科范式的转换。

  

一、 王国维学术转向中的经学面貌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学术转向,王氏弟子徐中舒将他的“为学次第”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次转向,此期进入了王氏的学术“自创时代”,“成从古未有之盛。”王国维为人所称道的史学成就,就完成于这一时段,并且伴随着王氏的经学大转型而来。

   这一关键期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开始致力于古史研究,此后日渐享誉学坛,直至1927年投湖殒命。在这一时期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的五年。在王国维1916年返国前的四五年间,他在此地一直沉潜于经史、小学之中,笔耕甚勤,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曾追忆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变化滋甚”中最引人注目处,当数为了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始系统地研习经学和小学,尤其是认真研读《十三经注疏》。在1913年3月给缪荃孙的信中,王国维表示:“日读《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11月,他再次提及此事,说道:“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

   辛亥前的王国维,学术兴趣主要在哲学和文学上,经学不是他的研习重点,三十岁时,他对自己早年的学习经历作过如下的回顾:

   (小时)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从“不喜《十三经注疏》”到“发温经之兴”,对于一代学术大师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不喜《十三经注疏》”这样的自白所牵引,学界多忽略王氏辛亥前的经学或国学修养,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王氏到日本后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学习。有学者这样评说道:“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十六年),但成绩很大。”此处所论及的国学就是经史之学,“十六年”指的是辛亥后王国维三十六岁至五十一岁离世这一时段。王氏早已言明,少年时购“前四史”为“生平读书之始”,那么,这里所谓“连学带干”的国学应是刨除了史部之学的经学,及附之于经学之上的小学了。然而,如果三十六岁时才开始研习艰深晦涩的经学,无论怎么天才,也无论如何勤奋地“连学带干”,要取得如此震烁古今的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理解研习经学与《十三经注疏》的关系。

   《十三经注疏》无疑是经学研究的基本典籍。尤其是清代汉学,正是在注疏文本上得以发展建立,一系列师法、家法的知识基础肇基于此。然而,通往经学之路并非仅此一途,王国维少时治举业,对于经学的另一支——经宋学的“四书五经”系统当不陌生。在早年的哲学及文学研究中,他引经据典,经文文字信手拈来,在论述中国哲学问题时,如在《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中,宋儒的经说也往往可见。“发温经之兴”,其实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研究,而不是从头开始的学习。换言之,王国维虽在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但并非意味着他不熟悉经学,再说这套书他至少已翻阅一过,倘使束书不观,不喜之感何来呢?所以,对于这类典籍他从来不曾陌生,只是对于《注疏》尚未下力而已。他曾对人说:“维于经说、小学素乏根柢,赴东以后始致力于此。”⑧此处需引起注意的是,王氏所言“素乏根柢”的不是经学,只是“经说”,主要是汉唐之后的经疏。在《周礼注疏》读毕后,他曾在《注疏》本上做一跋语:“此时注意于疏,而于经注反觉茫然。”换言之,以前的王国维曾注意于经文经注,而忽略了疏,由此可见,王国维读《十三经注疏》,是有选择性地“补课”,即在对经文了然于胸的前提下,关注于经说,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而非全体茫然,从头来过。由此完全可以说,辛亥前的王国维虽不侧重经学研究,不遵从清学传统路数,但对经学的了解是充分而足够的。转向后,王国维更加苦心研经,为此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温经”成为了学术新起点,“温经”后的王国维在学术上有了极其明显的变化。

   就经学典籍的研读来说,转向前的王国维对于阐发义理的《周易》、《中庸》等颇为倾心,“温经”之后,最关注的典籍成了“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及《尚书》,“温经”即从“三礼”的研读开始。王氏希望借此以探明古代制度,为古史研究打下第一块基石。就经史的研读成绩来说,转向后的王国维最大的学术贡献当在古史新证,提出了为后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在这种地上、地下资料的交互论证中,甲骨、金文的释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王氏的古文字学成绩倍加推崇,许多人将其视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点。如有学者曾这样评价道:“王国维的最大建树是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其立足点在小学。”

   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中,小学是附于经学之下的一门学问,为治经的利器及途径。罗振玉、王国维则将小学推进为了古文字之学,二者实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故而,从传统学术的视角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王氏的小学及古文字学的研究,看作其经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无论是小学还是古文字学,都是治经史之学的工具。王国维非常明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读“三礼”《注疏》的同时,开始研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加上不时向罗振玉请教古文字学,此路一通,学术精进。但是王国维也很明白,文字学只是工具,是释经考史所必需,他曾说:“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学……(小学及古文字学)其有益于释经,固不下木简之有益于史也。”这句话清楚地点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治古文字学”,是为经史之学的三代研究做准备;二是这种治学工具“有益于释经”。从一定程度上说,研习文字学,就是治经的需要,在一封给日本学者的信中,更清楚地点明了这一想法:“近年治礼,旁及古文字。”所谓“旁及”,正说明了这种研究是为了解决经学研读的需要,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字之学与王国维的经学研究都息息相关,它由经学研究引出,为经史考订服务。

   在署名罗振玉,实则王国维自撰的《观堂集林》序中,曾这样总结王氏的研究目标:“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此段文字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考订古史中典章制度的创设及其原因,即所谓“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以“文字声韵”的小学功夫为基础。三、这种研究的成效当与西汉传经的伏胜、申培等同,即恢复经学典籍的真实面貌,而不是简单的注释阐发。毋庸置疑,以上三点都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经学基础之上。所以,经史转向后的王国维特别看重经学(包括小学)水平的提升,在日本的“温经”及各种研习,皆为此而发。在他看来,经学是学术的根基所在,他必须尽力补上这一学术短板,否则将难有所成。总之,随着经学在王国维学术中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它逐渐由边缘转入了核心地带,成为了所谓的“根柢”之学。

  

二、 从“条驳”俞樾到“程、段之学”

   在学界,“罗、王之学”一直为人所称道,王国维的新史学即建基于此。它由罗振玉发之,王国维成之,王氏的成果最为代表。其最大特点,概言之,以古器物及出土文献,与典籍结合进行研究,将旧的金石之学拓展为了器物学,由传统小学发展出了古文字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等各种新兴学问,并最终形成了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陈梦家曾总结出“罗王之学”的六大特点,其中居前的两项为:“熟悉古代典籍”;“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由此可以看出,“罗王之学”虽然是新方法、新学问,然而,根子却扎在传统的经学、小学之上。

   研究经学绕不过清代,经学是清代最盛的学问。梁启超说:“清学自以经学为中坚。”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研究自当立基于清。在清代,经学界分化为今文、古文两大阵营,到了王国维时代,这两派虽有融合之势,但总体上还是泾渭分明。其中古文经学自乾嘉学派以来,偏重于语言及事实的考订,以求是、求古为旨趣,巍然成为正统派。而今文学则接续常州学派余绪,以西学比附经义,偏好阐发微言大义,发扬经学致用一面,从魏源、龚自珍以来,到康有为集其成,对传统的古文派发起了猛烈的挑战,使得学风丕变,经学营垒一裂为二。王国维的经学研究偏向的是古文派,与乾嘉之间一脉相承而又有突破。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在总结其兄的学术成就时说:“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

   王国维为什么没有入今文学呢?他在青年时期对于西学涉入甚深,今文派的微言大义与其哲学追求也颇有相应处,而且他很早就接触了康梁之学。道咸以来的这种“新学”,对他不能产生学问上的吸引力,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今文派过于追求致用,对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王国维来说,实在难于接纳。二是以学问为手段,与学术的求真性必然相距甚远。王国维曾批评魏源、龚自珍道:“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然而,王氏所追求的正是要“尽如古人之真”,要能够达成“以理究”的学问,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立场只可选定在古文学派,推崇以考订细密著称的乾嘉诸老,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日本“温经”之始,王国维的这一学术方向就已大定。此后的日子,是他培实根基,继承和超越乾嘉诸老的阶段。王氏日后的许多成果,不仅带有深厚的乾嘉汉学痕迹,甚至就是在乾嘉的基础之上加以补订扩展而来,可以说,从辛亥之年学术转向以来,王国维一步步深入了乾嘉堂奥,将考订之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选择学术路径是一种知识立场的认同,其基础在于具备一定的了解,王国维进入乾嘉之学也是如此。但学界对此问题多有忽略,甚至有学者说:“王氏对于乾嘉朴学家作学问的方法与途径,原来是很隔阂的。”认为王国维经学基础薄弱,并将王氏对乾嘉朴学的了解归于辛亥之后罗振玉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转向后的王氏学术以考订、征实为特点,不是简单的放言大论,面对着艰涩的经学资料,如果在此方面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想在短期内迅速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宗师,谈何容易?在“温经”过程中,王国维曾这样告诉缪荃孙:“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对于董理《十三经注疏》的阮元、臧庸、洪震煊等人的学术状况如数家珍。不仅如此,在他沉溺于哲学、文学研究时,曾著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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