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王国维经学路向与新史学之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6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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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尤其自辛亥年后,他转治经史之学,以“二重证据”之法董理古代资料,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的史学以考订见长,长期以来被视为新史家中的考证派巨子。众所周知,考证之学兴盛于清,就时间而言,以乾嘉时代为高峰期;从内容来说,以释经为主。所以,王国维的史学成就与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他的很多成果正是在清代经学家的基础上推进产生的。为此,笔者不揣浅陋,以王氏的经学路向为切入点,观察在其新史学的构建中,这一传统学术因素占据何等地位,对于王氏的学术发展起到何等作用,以至于如何转化为新的学术资源。并希冀通过这一个案的探讨,更深切地观察和体会近代学术转型中的知识理路及学科范式的转换。


一、 王国维学术转向中的经学面貌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学术转向,王氏弟子徐中舒将他的“为学次第”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次转向,此期进入了王氏的学术“自创时代”,“成从古未有之盛。”王国维为人所称道的史学成就,就完成于这一时段,并且伴随着王氏的经学大转型而来。

这一关键期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开始致力于古史研究,此后日渐享誉学坛,直至1927年投湖殒命。在这一时期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的五年。在王国维1916年返国前的四五年间,他在此地一直沉潜于经史、小学之中,笔耕甚勤,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曾追忆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变化滋甚”中最引人注目处,当数为了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始系统地研习经学和小学,尤其是认真研读《十三经注疏》。在1913年3月给缪荃孙的信中,王国维表示:“日读《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11月,他再次提及此事,说道:“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

辛亥前的王国维,学术兴趣主要在哲学和文学上,经学不是他的研习重点,三十岁时,他对自己早年的学习经历作过如下的回顾:

(小时)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从“不喜《十三经注疏》”到“发温经之兴”,对于一代学术大师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不喜《十三经注疏》”这样的自白所牵引,学界多忽略王氏辛亥前的经学或国学修养,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王氏到日本后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学习。有学者这样评说道:“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十六年),但成绩很大。”此处所论及的国学就是经史之学,“十六年”指的是辛亥后王国维三十六岁至五十一岁离世这一时段。王氏早已言明,少年时购“前四史”为“生平读书之始”,那么,这里所谓“连学带干”的国学应是刨除了史部之学的经学,及附之于经学之上的小学了。然而,如果三十六岁时才开始研习艰深晦涩的经学,无论怎么天才,也无论如何勤奋地“连学带干”,要取得如此震烁古今的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理解研习经学与《十三经注疏》的关系。

《十三经注疏》无疑是经学研究的基本典籍。尤其是清代汉学,正是在注疏文本上得以发展建立,一系列师法、家法的知识基础肇基于此。然而,通往经学之路并非仅此一途,王国维少时治举业,对于经学的另一支——经宋学的“四书五经”系统当不陌生。在早年的哲学及文学研究中,他引经据典,经文文字信手拈来,在论述中国哲学问题时,如在《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中,宋儒的经说也往往可见。“发温经之兴”,其实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研究,而不是从头开始的学习。换言之,王国维虽在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但并非意味着他不熟悉经学,再说这套书他至少已翻阅一过,倘使束书不观,不喜之感何来呢?所以,对于这类典籍他从来不曾陌生,只是对于《注疏》尚未下力而已。他曾对人说:“维于经说、小学素乏根柢,赴东以后始致力于此。”⑧此处需引起注意的是,王氏所言“素乏根柢”的不是经学,只是“经说”,主要是汉唐之后的经疏。在《周礼注疏》读毕后,他曾在《注疏》本上做一跋语:“此时注意于疏,而于经注反觉茫然。”换言之,以前的王国维曾注意于经文经注,而忽略了疏,由此可见,王国维读《十三经注疏》,是有选择性地“补课”,即在对经文了然于胸的前提下,关注于经说,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而非全体茫然,从头来过。由此完全可以说,辛亥前的王国维虽不侧重经学研究,不遵从清学传统路数,但对经学的了解是充分而足够的。转向后,王国维更加苦心研经,为此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温经”成为了学术新起点,“温经”后的王国维在学术上有了极其明显的变化。

就经学典籍的研读来说,转向前的王国维对于阐发义理的《周易》、《中庸》等颇为倾心,“温经”之后,最关注的典籍成了“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及《尚书》,“温经”即从“三礼”的研读开始。王氏希望借此以探明古代制度,为古史研究打下第一块基石。就经史的研读成绩来说,转向后的王国维最大的学术贡献当在古史新证,提出了为后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在这种地上、地下资料的交互论证中,甲骨、金文的释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王氏的古文字学成绩倍加推崇,许多人将其视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点。如有学者曾这样评价道:“王国维的最大建树是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其立足点在小学。”

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中,小学是附于经学之下的一门学问,为治经的利器及途径。罗振玉、王国维则将小学推进为了古文字之学,二者实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故而,从传统学术的视角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王氏的小学及古文字学的研究,看作其经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无论是小学还是古文字学,都是治经史之学的工具。王国维非常明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读“三礼”《注疏》的同时,开始研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加上不时向罗振玉请教古文字学,此路一通,学术精进。但是王国维也很明白,文字学只是工具,是释经考史所必需,他曾说:“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学……(小学及古文字学)其有益于释经,固不下木简之有益于史也。”这句话清楚地点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治古文字学”,是为经史之学的三代研究做准备;二是这种治学工具“有益于释经”。从一定程度上说,研习文字学,就是治经的需要,在一封给日本学者的信中,更清楚地点明了这一想法:“近年治礼,旁及古文字。”所谓“旁及”,正说明了这种研究是为了解决经学研读的需要,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字之学与王国维的经学研究都息息相关,它由经学研究引出,为经史考订服务。

在署名罗振玉,实则王国维自撰的《观堂集林》序中,曾这样总结王氏的研究目标:“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此段文字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考订古史中典章制度的创设及其原因,即所谓“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以“文字声韵”的小学功夫为基础。三、这种研究的成效当与西汉传经的伏胜、申培等同,即恢复经学典籍的真实面貌,而不是简单的注释阐发。毋庸置疑,以上三点都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经学基础之上。所以,经史转向后的王国维特别看重经学(包括小学)水平的提升,在日本的“温经”及各种研习,皆为此而发。在他看来,经学是学术的根基所在,他必须尽力补上这一学术短板,否则将难有所成。总之,随着经学在王国维学术中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它逐渐由边缘转入了核心地带,成为了所谓的“根柢”之学。


二、 从“条驳”俞樾到“程、段之学”

在学界,“罗、王之学”一直为人所称道,王国维的新史学即建基于此。它由罗振玉发之,王国维成之,王氏的成果最为代表。其最大特点,概言之,以古器物及出土文献,与典籍结合进行研究,将旧的金石之学拓展为了器物学,由传统小学发展出了古文字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等各种新兴学问,并最终形成了世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陈梦家曾总结出“罗王之学”的六大特点,其中居前的两项为:“熟悉古代典籍”;“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由此可以看出,“罗王之学”虽然是新方法、新学问,然而,根子却扎在传统的经学、小学之上。

研究经学绕不过清代,经学是清代最盛的学问。梁启超说:“清学自以经学为中坚。”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研究自当立基于清。在清代,经学界分化为今文、古文两大阵营,到了王国维时代,这两派虽有融合之势,但总体上还是泾渭分明。其中古文经学自乾嘉学派以来,偏重于语言及事实的考订,以求是、求古为旨趣,巍然成为正统派。而今文学则接续常州学派余绪,以西学比附经义,偏好阐发微言大义,发扬经学致用一面,从魏源、龚自珍以来,到康有为集其成,对传统的古文派发起了猛烈的挑战,使得学风丕变,经学营垒一裂为二。王国维的经学研究偏向的是古文派,与乾嘉之间一脉相承而又有突破。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在总结其兄的学术成就时说:“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

王国维为什么没有入今文学呢?他在青年时期对于西学涉入甚深,今文派的微言大义与其哲学追求也颇有相应处,而且他很早就接触了康梁之学。道咸以来的这种“新学”,对他不能产生学问上的吸引力,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今文派过于追求致用,对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王国维来说,实在难于接纳。二是以学问为手段,与学术的求真性必然相距甚远。王国维曾批评魏源、龚自珍道:“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然而,王氏所追求的正是要“尽如古人之真”,要能够达成“以理究”的学问,毫无疑问,王国维的经学立场只可选定在古文学派,推崇以考订细密著称的乾嘉诸老,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日本“温经”之始,王国维的这一学术方向就已大定。此后的日子,是他培实根基,继承和超越乾嘉诸老的阶段。王氏日后的许多成果,不仅带有深厚的乾嘉汉学痕迹,甚至就是在乾嘉的基础之上加以补订扩展而来,可以说,从辛亥之年学术转向以来,王国维一步步深入了乾嘉堂奥,将考订之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选择学术路径是一种知识立场的认同,其基础在于具备一定的了解,王国维进入乾嘉之学也是如此。但学界对此问题多有忽略,甚至有学者说:“王氏对于乾嘉朴学家作学问的方法与途径,原来是很隔阂的。”认为王国维经学基础薄弱,并将王氏对乾嘉朴学的了解归于辛亥之后罗振玉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转向后的王氏学术以考订、征实为特点,不是简单的放言大论,面对着艰涩的经学资料,如果在此方面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想在短期内迅速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宗师,谈何容易?在“温经”过程中,王国维曾这样告诉缪荃孙:“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对于董理《十三经注疏》的阮元、臧庸、洪震煊等人的学术状况如数家珍。不仅如此,在他沉溺于哲学、文学研究时,曾著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参考过戴震的《戴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阮元的《揅经室集》;在《宋元戏曲考》中引焦循之言;从《曲录》自序中可知,王氏已翻阅了《焦氏丛书》;在讨论老子及屈原问题时,多引汪中之论,对于汪氏的《述学》颇为熟稔,等等。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些人中,戴震为皖派开山,其他诸人则大都为戴学门下。这就提示我们两点:一是王国维在经史转向前对于乾嘉之学是熟悉的,只不过不够系统深入,他的侧重面在哲学、文学等问题上。二是对于乾嘉诸老及其后学,他原就特别偏重戴震学派,这成为了他日后考订之学的学脉所在。

总之,如果把辛亥年之后的学术转向作为王国维走向乾嘉的正式起点,此前早已是伏流暗涌,渊源有自。倘要历史地追溯这一进程,至少应从王国维年少之时“条驳”俞樾开始。因为王国维生平第一部学术著述就是经学方面的,是专为“条驳”古文经学大师俞樾的《群经平议》而作,时为1894年,当时年仅18岁。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当年轻气盛的王国维“条驳”俞樾之时,既展现了一代才俊的大胆和才学,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开启了一条未来的经学之路。俞樾是走戴学路子的古文派大师,直接承接的是高邮二王之学,有学者指出:“俞氏为学,远绍休宁戴氏一脉,而近窥高邮王氏父子家法。”王国维在辛亥年之前就已经关注戴学,应非偶然。

对于俞樾的关注,王国维一直没有中断。虽在沉溺于哲学、文学的青年时期,对于俞樾或有忽视,但在学术转向后,此一脉路重被接续。在《观堂集林》第一篇《生霸死霸考》中,王氏评说道:“(过去的错误)相承二千年,未有觉其谬者,今德清俞氏(樾),作《生霸死霸考》,援许、马诸儒之说,以正刘歆,其论笃矣。”在自己最重要的论集中,在首篇高度赞扬戴学后劲俞樾的开辟先导之功,承认自己在其基础上接续研究。然而,当王国维由此走向戴学的时候,选择的路径却不是俞樾深为致意的高邮二王之学,甚至也不是祖述戴震本人,而是程瑶田和段玉裁。1916年2月,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一封信中,以“戴段”来比拟、激励王国维。习学术史者皆知,“戴段”的提法为当时学界的惯称,亦可称之为“戴段二王”,是世所公认的戴门一派的学脉。王国维在回复的信中,先论及自己的小学及古文字研究,然后说道:

此事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使能起程段诸先生于九原,其所能知我二人,亦当如我二人之相知也。

必须注意的是,王国维没有从众人之说,反将“戴段”改成了“程段”,将其奉为罗、王的学术知音。这一改不是随意而为,它既反映了王国维自己的“择术”之道,更体现了“罗王之学”与乾嘉的关系问题。

前已论及,王国维在学术转向后以三代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促使他首先关注于“三礼之学”。在清儒中,戴学所长正在于此,不仅戴震深研礼学,戴门之下“本其方法”,于礼学研究成果丰硕,可谓积薪而上。从事于经史研究的王国维,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戴震虽然在体系上“博大精深”,但在具体研究中“著述亦多未就者”、“未为精确”,礼学“无成书”。换言之,要接续乾嘉方法,必须从研究更精密的戴学门下入手。王国维将戴学分为两大派:认为:“戴氏之学,其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者;程氏一派则竟绝焉。”其中程氏,即程瑶田,与戴震虽为同学,但王国维认为,他的学风来自戴震,所谓“程氏与东原虽称老友,然亦同东原之风而起者”,而且比之戴震,程氏的方法更值称道,“兼据实物以考古籍……精密远出戴氏其上”。

在清儒中,程瑶田的确是位很有特色的学者,他以古器物来印证经说,重视实际观察,“以目验辅之”,这样就能逐渐摆脱纸上材料的束缚,在一心只钻故纸堆的清儒中,此种风尚颇近宋儒,不仅为王国维所推崇和发扬,且成为了“二重证据法”的学术来源之一。清儒汪喜孙在《从政录》中说:“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经义述闻》二种。”汪氏所言的《通艺录》及《经义述闻》分别为程瑶田和王引之的著述,此处代指二人之学,换言之,汪喜孙将程、王作为戴学的两大代表。那么,王国维又何以换为程、段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空间的开辟。如前可知,程氏的学问特色在“名物”考订,王国维在新材料的解读中,正能接续此道。王、段则都是小学大师,且高邮王氏的精密程度不在段氏之下。王国维教人读经时还曾建议:“首先要读高邮二王的四大著作。”但为什么在为学路径上,要舍王而取段呢?我们知道,高邮二王的成就主要在训诂和音韵上,而段氏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字学,《说文解字》经他之手,已巍然成为一门清代显学。高邮王氏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就“罗王”所研究的新材料,如甲骨文来说,显然段氏的学问更有接续性。王国维曾说:“使世无所谓古文者,谓小学至此观止焉可矣。”这里所说的“古文”指的是甲骨,这种新材料的解读需要由《说文》之学进行上溯研究,段氏之学正大可用武,而高邮王氏之学则只能处于“观止”地位了。所以王国维说:“小学之奥,启于金坛(段氏),名物之颐,理于通艺(程氏)。”(38)不仅将戴门的小学宗主易王为段,并在“温经”之始,同时研读段氏著作。此后,这种重名物和文字之学的特点一直伴随着王氏学术。要之,接续程、段,为“罗王之学”找到了以旧入新的学术生发点,王国维的学术具创造性而不失根基,正在于这种继承中的创新。


三 、“学术之必变”与“取宋学途径”

前已论及,王氏深为推许乾嘉学术。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将清代学术分为三期,他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并认为乾嘉是“全盛时之学”。然而,无论如何辉煌,学问之变却是必然之势,是“时势使之然也”。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咸之变”有其合理性。但道咸以来盛行的今文派,其最大问题是挣脱“成法”,过于主观,难符学理,所谓“颇不顾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言可以情感,不可以理究。”换言之,“道咸之变”在学术上是不成功的。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必须越过“道咸”,在“乾嘉”原点上进行学术之变。

王国维说:“今者时势又巨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那么,当新一轮的学术之变就要到来时,在遵乾嘉“成法”之外,当取什么新路径呢?

在王氏看来,就传统资源而言,立基于乾嘉之上开出的新学术,能补其不足者当为宋学。他认为,宋学是具有近代特质的学术,所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在“学术之必变”时代,从中吸纳学术营养应是上选。那么,如何从这一资源中“温故而知新”,使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呢?就经学路向而言,宋学给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在考据中加入宋学的义理取向,以对经义构成完整的理解。二是宋学中疑古、疑经思想的影响。三是利用新材料治古器物、古文字学。

众所周知,在经学史上,就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来说,乾嘉汉学的发生在于宋学义理有余,考据不足,所以清儒重拾汉学,阐明古训,注重考释功夫,以小学明经学。这种学术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探源明流,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反对宋学空疏的同时,许多清儒斤斤于饾饤之学,以此标高。执著于此,则学术易走入另一极端:变得破碎而无当。关于此点,王国维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

雍乾以后,汉学大行。凡不手许慎,不口郑玄者,不足以与于学问之事。于是昔之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至乾嘉之间,而国朝学术与东汉比隆矣。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途径。

这一观念产生于王氏经史转向之前,那时他正沉迷于哲学,希望从乾嘉汉学中探研出宋学关怀所在,他选择的是汉学家中最具哲学思考的戴震。许多年后,当王国维已放弃哲学研究,转入经史之时,宋学并未为其所“吐弃”。在日本温经时,他“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实是宋、清并重,此后他虽深入乾嘉之中,但主要是取其“以小学通经”的门径,并加以扩展,至于经学大义,则另有所取。事实上,王国维虽对乾嘉考据多所推许,但对于理学及经义的价值更为看重。王氏从来就不是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人,对事实之上的关注,一直萦绕于心,这一点从他当年对哲学的痴迷中即可见一斑。故而,深入乾嘉之后,他入于考据,但绝不陷于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王国维不屑为章句之儒。而一般而言,宋儒的研经目标为穷理,因而更注意“所以然”,朱熹曾说:“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取宋学途径”就能在整体上把握住学术方向,而不至于歧路丛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的学术路径是借助清学以达宋学。

宋学重义理的特点,必然带动哲学的思考,学术的独立性自然随之增强,敢于怀疑成为宋学的主要特点,这也使得在宋代疑经、疑古成为风气。王国维非常赞赏这种去其依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从诠释角度来看,摆脱汉唐经说,直接面对经文,往往能直达先秦文化的内核。当然,由南宋入明后,宋学末流师心自用,束书不观,则走入了另一极端,与经学大义越来越隔膜,这也催发了清代汉学的兴起。反观清学,一般来说,乾嘉派大师大都立足于汉注,一方面深入经籍中钩沉出大量隐没不清的经义和事实,另一方面,又最终被郑玄、许慎之学所束缚,不敢有所突破。

概言之,乾嘉汉学之优在基础的扎实,其弊则在破碎拘泥。牵拘于汉注,不敢有所怀疑,或疑之不勇,终究难于逾越经注藩篱。所以当古文派之弊日益显现,时势剧烈变化之下,道咸以来的今文学兴起,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不得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动摇,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很自然的,较之古文派笃信汉注,当作为反对派的今文学“理有固然”地大盛学界之后,一个重要的学术特征就是:疑。他们大疑古文派奉为圭臬的东汉之学,转信西汉今文学,并加以附会发挥,形成了晚清以来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同为推新敢疑,这一学术性格上的相似点,曾使得罗、王一度被世人认为是今文同道。

王氏的疑古无疑有着宋学的渊源,晚清今文派呢?有学者说:“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的。”认为今文派也有宋学背景。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同为继承宋学怀疑精神,王国维与当时的今文派有何不同呢?

不同在两点:一是门户问题。讲门户是整个清代学界的特征,当古文派以汉学反宋学时,走上的就是一条日渐剥夺宋儒经学话语权的道路,而今文之起,并非返宋以纠汉,实质上还是汉学派内部的异动,只是以今文攻击古文而已,它一样不理睬宋学的成就,门户比之古文派更窄更严。而王国维的学术中最反对门户,他在青年时期就大声疾呼:“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目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二是在精神上承接的流脉不同。今文派虽不主宋学,但在精神气质上的确与宋学有几分相似,走至极端,空言多于征实,疏狂之风接近陆王后学,贺麟曾指出,康有为“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颇与王学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而王氏是不大讲陆王的,他对于宋学推崇的是濂、洛、关、闽的理学派,尤其对朱子十分礼敬。这种学风更为厚实,注重在“道问学”上培养根柢。所以,同是疑经、疑古,同是与宋学有关,王氏是知识性的承接,是学问之道的必然;而今文派更多的是从陆王气质上延续下来的推倒一世的气概,及两军对垒式的勇决。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疑古与义理皆是学术精神上的传承,宋学中对王国维产生学科范式影响,并直接加以传承的则是金石学,它被王氏视为宋人开创的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王国维说:“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中,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把宋儒与清人之说共为参考比勘,并认为宋以后的清学没有将此道推至更高峰,这不仅与清儒的认识大为异趣,也隐然以承续绝学而自任。我们知道,清代的经学、小学之盛,曾带动了学者们对金石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兴趣,但是对于宋代的学术成绩,清儒是很不以为然的。所谓“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清人的骄傲当然不是毫无理由,他们在训诂考释方面的成绩,可谓超迈前朝,精密程度总的来看远在有宋一朝之上。然而,王国维以为,清人如果因此看不上宋代学术那就有失偏颇了,仅就以金石考订经史来说,宋人贡献并不在清儒之下,他说:“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所不能免也。”尤为重要的是,宋儒在关注金石材料时,一、能将其与纸面材料结合起来,“既根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二、专注于释经的清儒,对于金石仅仅注意到它的“著录考订”;而宋代金石学对于器物的形制、尺寸等颇为留意,并发展出图谱之学,这种治学路数,清儒中仅有程瑶田加以接续。这就直接启发了王国维关注于地上地下的材料互证,故而有学者说:“罗王之学的二重证据法,实源自宋代金石学,再下迄乾嘉朴学。”

总之,王国维以乾嘉学派为“学术之变”的起点,以开放的心态承接宋学遗风,在传统学术的继承与整合中,为走向近代学术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四 “新材料”与“新问题”视野下的学术转型

陈寅恪在论述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时,曾这样说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陈氏所言点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每当学术进入一个新时代,学者们必须依托于“新材料”,致力于“新问题”,然后才能把握学术发展大势,成为引领时代的新学人。毫无疑义,王国维就是这样的学林巨子。王国维之“新”主要是在史学上的,经史转向后的王氏,其学术归宿为新史学,而起点则是旧学之魂:经学。那么,王氏在近代学术转型中,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意识下,是如何将经学资源转化为新史学的一般范式的呢?

先说“新材料”。王国维所处的晚清民国时代,正是学术材料的大发现期,新资料的出现不仅可以在具体研究上别辟天地,甚至可以带动全局,乃至建设出新的学科与范式。民国时代,文史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与此有着重要的关联,王氏则无疑为其间最重要的学术代表,所以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在新材料中,甲骨、金文是与经学关系最密,也是王氏下力最多的地下材料,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主要在此基础上推出。当新的治学意识确立后,在史学实践中,王氏开始以甲骨来释经治史,为后世提供范例。作为划时代的著述,他的甲骨考史之作有一个重要目标,即:“使世人知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他要以自己的史学实践,让世人认识到新材料的巨大意义,这种地下资料对于地上文献的学术意义,又可在三个方面得以呈现:即“未载”、“未详”、“不能通其说”,这样不仅扩展了史料,也使隐晦不明的旧材料因释读“得通”而焕发新生,一些前儒不能知的问题由此豁然开朗。然而,光有审视材料的眼光是不够的,就材料的可用性来说,一个研究者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多大的能力处理材料才是决定性的,在上古史领域,这一条件尤为苛刻。就地下材料来说,甲骨、金文的准确释读殊非易事,地上材料中的经学领域也是疑点重重,没有深厚的学养,实难致力于此。王国维的办法是,首先在地上材料,尤其是经学上扎好“根柢”,不仅要熟悉经学典籍,更重要的是要培植出深厚的小学功夫,在此基础上读通古文字,最终“古史新证”。王国维经史转向后深入乾嘉学术,入程入段,其着眼点即在于此。

材料是重要的,但材料只是研究的基础。对于一个史家来说,时代的各种问题则是带动其研究的动力所在。前已论及,王国维特别致意于“时势”与“学术之必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错综复杂,难于缕述。下面,我们主要从经学与学术近代转型的视角上,看看这种“新问题”之下的中国学术与王国维。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更深入于学术文化之中。尤其在史界,各种新问题开始产生,就其内部来说,过去的历史陈述遭到了强烈质疑,乃至抛弃,传统史学危机重重,“史学革命”应运而生。然而,“革命”之后,路在何方?学者之间并非有着清晰统一的认识。从外部来看,中国已成为世界之中国,近现代之中国,于是,国际视野移入研究场域,“古史重建”与“重估价值”成为了学界的问题取向。王国维投身于史学,并且主要致力于三代历史研究,与这一外在环境有着重要关联。一般来说,所谓“古史重建”指的就是上古史的重建。它一方面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人种、民族、国家、文化等问题都必须在此得以解决与建构。另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基本事实,在近代学术眼光下,却呈现出不确定性,难于构成信史。故而当时的疑古派对此深为诟病。过于信古,难得其真,固然有误,但过于疑古又何尝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呢?1927年3月,姚名达在给疑古派主将顾颉刚的信中,转述了王国维的一个评价:“王静安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设什么。”正是建设的态度,使得王国维致力于厘清古史中的种种疑点,钩沉相关事实,为建构可信的历史开辟了路径和空间。

要进行古史重建,追溯历史文化的源泉,无疑,经学是地上材料的起点。且不论其他,至少它是最古之书,从一定意义上说,如若抛弃经学,古史重构、价值重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在近代条件下的经学,其基本生存状态已发生改变,要死守过去的轨则,将无法顺应学术变迁的大势。概言之,传统经学也面临着转型。经学转入近代学术,一般来说主要在三个方向:一是哲学,二是史学,三是由小学而来的语言文字之学。王国维在三方面都有研究,但他最终还是走向了经学史学化的道路。

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驱动下,王国维的新史学建设开始了。这种建设工作涉及面极广,但是,如果着眼于经学之上,可注意的方向性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建构材料与信史之间的牢固联系;二是以史学系统重构经学材料。

先说第一点。由前可知,史学建设的基础在材料,上古材料的稀缺性与不确定性,加之疑古、疑经对材料造成的巨大冲击,使得史料问题的处理成为基本要务,这一点已为学界所熟知,无需再论。在此应加以注意的是,王氏研究的取向是为了建构真实的古史,所以其工作旨趣是为了“求其真”,与疑古派的“抉其伪”恰呈反向。在王国维看来,当时疑古派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疑,而是疑的起点有问题。所谓起点,是指研究中的立说基础。王国维说:“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所以王国维赞许疑古的精神,但反对以疑为归宿。他要做的是“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至”。那么,怎样才能“当于理”呢?

首先,对于材料的“疑”与“信”皆以事实为标准。这种事实有时是不明晰的,需要研究者加以细致的判别。就疑古、疑经的一面来说,不仅要拿出古人作伪的证据,更应对其伪“一一疏其所出”,找到作伪的源头,因为古书,尤其是上古典籍“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反之,就信古的一面来说,也需态度谨慎。对于经学、小学中不可解、难解者,不可强求其通,而应采用孔门“阙疑”之法,留待后来。其次,在审读材料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地上地下资料的关系也是一大问题。新史学家大都重视新材料,但往往也会产生轻视乃至鄙视旧材料的作风,所以民国以来,学界竟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论。王国维不是如此,在二重证据法中,新旧材料同等对待。尤其是以经学之书为代表的传统典籍,是历史上最一流的学者从各种材料中别择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资料。如果丢弃这种旧的文献材料,不参考过去的经学成果,地下资料将成一盘散沙,难见端倪。所以,王国维反复强调根柢之学的重要性。他郑重提出:“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黜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要之,史料为构史的起点,不可怀任何的先入之见,无论地上、地下,也无论新与旧,一切以事实为准绳,符合事实则“当于理”,研究才真实可信。

再说第二点。前已论及,王国维将经学引入了史学化的道路,其弟曾评价他说:“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俱不外以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何谓“以史治经”?概言之,以史学系统重构经学材料。

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建立考订的学术基础。历史上最深于考订者无疑是乾嘉学派,其以小学通经,已达到古代学术的最高峰。所以王国维特别强调继承乾嘉的学术方法,所谓“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但另一方面,乾嘉过于专门,其破碎之弊,需以“宋学途径”加以补正,这样,王国维的考订就做到了“从弘大处立脚,从精微处著力”。质言之,其考订基础建立在集清学、宋学之优上。其次,必须借助逻辑方法,对材料进行系统处理。历史学依赖于史料,但绝不是史料本身,概言之,史料需要系统处理后才能成为史学,而这种处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分类与贯串。

就分类而言,在王氏学术中,实有两个源头:一是继承乾嘉以来的成法,二是西学方法。王国维的分类不同于传统学者仅据经验,而是颇具逻辑眼光及哲学底蕴,他早年曾翻译过《辨学》,对西方逻辑方法十分熟稔,在研究实践中往往利用各种西方的逻辑概念加以分析,有学者指出:“他可以说是中国学术转型中第一个认识到‘工具概念’的重要性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利用概念化理性思维的学者。”这也是他的学术且新且精的重要原因。然而,光有分类难见历史的全貌,“贯串”式的研究才能把握历史大势,使各个问题之间最终成一系统,《观堂集林》罗序评述王氏学术时曾说:“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在三代研究中,经学资料是最重要的史料,但是经学自有系统,所穷究的经义,虽有精深之处,但历来说经者都不是放在历史的视野下加以省察。简言之,按照传统的经学路向,建构不出一个历史的轮廓。王国维研经不是为了做经学家,而是为了事实之上的历史建构,所以其经学考据虽有补足前人处,但从不纠缠在细节上。有学者曾说:“其治学虽然上涉先秦,尤其对殷周制度等多有创获,仍然是部分绕开经学。……多少有些避实击虚,对经学考据多取回避态度。”这是没有认识到王氏的经学问题研究,本就不是为了单纯地解经,经学材料不过是建构史学的点与面。简言之,经学材料的解读,在于使其成为史学研究的证据链,可谓其意在史不在经。所以,他的确不对所有经学问题都加以说明,因为他是近代的史学研究。反之,如果每一经学问题都加以考察,则王氏真的成为了经学家,而不是新史学的开山了。


五 、结语

王国维的学术无疑是近代的,他一次次的学术转向,正反映了时势巨变之下,一个学者的内在成长与反应。在这种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王国维最终选择了新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归宿。今天,当我们来探寻这种学术走向的内在理路时,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王氏新学术的根基深植于传统之上,它是一种继承中的创造,而这种继承的起点则是传统学术的核心:经学。

由前可知,当王国维从辛亥年开始经史转向后,对于经学及附于经学之上的小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它们被王氏视为学术之根柢,“发温经之兴”成为了新的学术起点。从此,在经学方面,王国维开始由经宋学走向了汉学派;由演绎经学典籍中的哲思,走向了以考订为主;由不遵经学家法到逐步深入乾嘉堂奥。值得一提的是,“发温经之兴”前的王国维,是醉心于哲学及文学之人,并坦承少时“不喜《十三经注疏》”,这使得学界中有一误识,认为王氏的经学起步于辛亥转向之后。但事实是,王氏不喜的只是汉唐经说,他不仅对于经学及清代乾嘉派有着充分的了解,并曾醉心于考据,在年少时条驳俞樾,为此后走向经学及考订之学打下了知识基础。此后的“温经”也就自然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学术行为,是对此前学术轨迹的一种接轨与转向。

深入经学之后的王国维,以清代乾嘉古文派为自己的学术基础。在其学术进路上,就历史渊源来说,从条驳俞樾到关注戴震及其门下,使其逐渐走向戴学。就研究取向而言,戴学深于“三礼”,而这正是王国维史学研究的起点,因而戴学也就成为了他的学脉所在。王氏对于戴学的承接是有选择性的,他以研究成果更精密的戴学门下为承接点,以注重器物的程瑶田,及《说文》学巨子段玉裁为自己的学术宗主,将其成果发展至古器物学及古文字学之上,地上、地下材料因此得以疏通。要之,深入乾嘉的学术进路,为王国维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厚实的经学和小学基础,并在“程段之学”的承接中,找到了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将乾嘉考订之学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更开辟了“罗王之学”,为新史学的发展建立了根基。

然而,乾嘉汉学毕竟是传统学术,在近代眼光之下,其破碎之弊日渐显现。就传统资源来说,“取宋学途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王国维看来,宋学是一种具有近代特质的学术,对其接续不仅可以弥补清学,也是与近代学术接轨的一种创造性继承,所以以乾嘉为学术基础的王国维,在经学研习中并不轻视宋学,而是汉宋并重。宋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影响了王国维的经学路向:一是在考据中加入义理取向,祛除考订中的破碎之弊。所以王氏的学术是入于考据,又出于考据之外,在事实的厘定中,对“所以然”及经义、礼意等特别致意,是一种借清学以达宋学之路。二是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疑古、疑经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破除门户之见,取朱子学精神,这就和近代以来的今文疑古派拉开了差距。三是承接宋代金石学的学科方法意识,用新材料治新学问,重视器物的非文字特点,突破纸面束缚,发展出了新的古器物、古文字学,建立起了“二重证据”的学术基础。

从学术特点来看,王国维的新史学是以旧开新,由旧入新之学。将其放置近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它无疑是一种新材料与新问题下的新发展,但它又根植于传统,以经学为起点,史学为归宿。就经学之旧与史学之新来看,在新材料上,王国维具有强烈的学术敏感性,他重视一手材料,但同时注意在纸上材料尤其是经学、小学中扎好根底。在新问题上,他打破了经学视域,将经学引入了史学之路。在世界视野和近代眼光下,注重“传古”之功,由疑而得信,以可信的材料为重建古史而努力。为此,在方法范式上主要有两点:一是建构材料与信史之间的牢固联系。二是以史学系统来重构经学材料。

总之,王国维的新史学牢牢地立基于旧学之上,并与其经学路向产生了深刻的学术互动。毫无疑义,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王国维具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他面对新问题,利用新材料,使经学走上了近代史学化道路。他承继前人,开启新路,中国学术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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