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2019-08-05 23: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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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和  

   内容提要:19、20世纪之交,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西风东渐、救亡图存的思想背景下,策动了以“新民救国”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学术格局中,新人学为核心,新史学、新文学为两翼。“新民说”在考量与传播20世纪欧西国家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文学观的基础上,呼唤中国传统学术的革命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促进国民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思想先导。梁启超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学术框架和体系,推动了近代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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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民说”形成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逃亡的兵舰中,梁启超有《去国行》一诗,抒写了“君恩友仇两未报”“割慈忍泪出国门”的惆怅。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在梁启超心目中,是一个“种族文教咸我同”“驾欧凌美气葱茏”的国度。这让年方二十六岁的维新思想家,面对未来的流亡生活,充满着“潇潇风雨满天地”“前路蓬山一万重”①的遐想。客居他国的梁启超,很快做出两个重要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学习日语。梁启超初入日本,与日本人交流,多用笔谈。在东京一年,从日本学者学习日本文法,并编辑《和文汉读法》。梁启超《三十自述》追忆此时“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能读日文而思想为之一变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欧洲之学大量涌入。面对纷至沓来的新知识、新学理,从学问饥渴的中国走来的梁启超,感到:“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②通过日文阅读西方之书,使梁启超感到快乐。读欧洲、日本之书,痛定思痛,反思中国维新变法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③,于是梁启超便有了第二个选择:重操旧业,创办报纸,传播新知。梁启超秉持新民救国的宗旨,在旅日华裔的支持下,先后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开始了以文字“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伟大事业。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开始使用“饮冰室主人”与“任公”的名号。梁启超在《自由书叙言》中解释“饮冰室”来自庄子“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④。“任公”出自他1900年所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⑤“饮冰室”与“任公”的称谓都包含志在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对于政变流亡,梁启超的感觉是:“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5页)对于中国时局,又以为:“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2页)1901年12月,《清议报》办满一百期,梁启超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概括《清议报》的特色。他这样归纳《清议报》文字的着力点和思想方向:

   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⑥

   由此可见,在《清议报》创办之初,国民教育与国民启蒙便是梁启超最重要的关注点。

   1902年起,梁启超改办《新民丛报》。与《清议报》相比,《新民丛报》将办报宗旨转移到“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上来。10月,又创办《新小说》。两报创办后,销路甚好,主编梁启超因此也成为中国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在晚年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说:“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⑦《新民丛报》时期,也是梁启超逐渐脱离康有为思想窠臼,思想与学术渐趋成熟的时期。其叙述《新民丛报》时期的思想特点云:“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⑧在经历与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政治论争和报馆火灾后,1907年7月,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余份的《新民丛报》停刊。失去了《新民丛报》这一传播平台,梁启超舆论领袖的光彩也渐趋暗淡。

   在作为维新变法亲历者的梁启超看来,19、20世纪之交,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他说:“本朝二百年来,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这是一个新陈嬗代的时代。中国的唯一出路,在民族强大、国家强大、国民强大。而关于报人的责任,梁启超在《清议报》时期,将其表述为“广民智,振民气”⑨;在《新民丛报》时期,表述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2页)。办报为文十年间,梁启超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民族自新、国民自强的事业。后人曾将梁启超1902年以后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合并为《新民说》,收入《饮冰室合集》中,并出版单行本。其实,梁启超在《清议报》时期“广民智,振民气”的文字,在《新民丛报》时期“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文字,都可以汇拢在“新民说”的框架中。“新民说”是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所策动的以民族自新、国家自新、国民自新为目标的思想工程。民族自新工程为20世纪初波澜壮阔的中国带来希望的曙色。

   梁启超“新民说”中“新人学”的核心是改造国民性问题。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败于蕞尔小国,被迫割地赔款并引发西方强国瓜分中国狂潮的现实,使沉浸在“同治中兴”睡梦中的中国人幡然猛醒。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激发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觉悟,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伟大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中国近代气势宏大的思想启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梁启超与严复是同道,但两人对新学理新思想的启蒙的定位有所不同。严复选择的是精英启蒙路线。严复对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涉及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多个门类。严译名著所建立的西学西来的通道,使“多读古书”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知道,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外,还有许多精深的富国阜民之学。与严复不同,梁启超登上政治舞台之初,所选择的即是大众启蒙路线。这与他办报人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以“觉世”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观有关。维新变法时期,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热情信念,将变法维新的道理,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出道的成功,坚定了梁启超“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⑩的为文理念。以报章为言论阵地,以文字维新国民,成为梁启超驾轻就熟的思想启蒙方式。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的六十余篇文字,集中收入1899年成书的《自由书》中。作者在《叙论》中说明书名的由来:“西儒的约汉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11)书中《文野三界之别》以为:“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因此,“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12)。《理想与气力》感叹“我中国四万万人”,“理想与气力兼备者几何人”(13)。《国权与民权》以为:“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虎狼国孰得而侵之?”(14)《中国魂安在乎》以为:“今日之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兵魂乃中国魂。兵魂的基础在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5)。《传播文明三利器》以学校、报纸、演说为文明传播利器。而小说在传播文明思想方面也让人刮目相看。作者希望:“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划地,雌黄今古,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块垒磅礴错综繁杂者,一一熔铸之,以质天下健者哉!”(16)《自由书》之外,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与国民性改造有关的文字还有《国民十大元气论》《爱国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少年中国说》《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过渡时代论》等。其《过渡时代论》描写今日中国道:

   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17)

   过渡时代的中国需要冒险性、忍耐性的人物担当道义。其《少年中国说》则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少年: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8)

   到了1902年后的《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新民说”则更加系统,更趋深刻。《新民说·叙论》中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9)之后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0)缺乏国民维新,是变法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梁启超批评中国人因为缺乏国家思想,以致出现“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21)的丑象,让人汗颜;中国人因为缺乏进取冒险精神,因此在天下万国中,“退步之速,险象之剧”(22),绝无仅有。中国如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哥伦布、马丁·路德探寻新大陆、改革旧宗教的精神。其他如权利思想、自由思想、义务思想、自治意识、进步意识、合群精神、尚武精神,《新民论》中均有提倡。其中的《论进步》一文,剖析中国两千年间群治缺乏进步的原因有五:一是大一统而竞争绝,二是环蛮族而交通难,三是言文分而人智局,四是专制久而民性漓,五是学说隘而思想窒。作者以梁启超式语体呼吁死寂沉沉的中国以“破坏”求“进步”,又以欧美国家的例子证明“破坏”是“进步”的前奏。

《新民说》专论之外,梁启超还有若干论国民性的文字,如《论独立》《说希望》《敬告我国国民》发表于《新民丛报》。其《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检讨数百年来中国文明的退化之迹云:“五口通商而后,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国之丑声,嚣然不绝于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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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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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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