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民初旧派学者提升“史”的努力

——以江瑔和刘咸炘的原儒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9-07-11 13: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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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摘 要] 清季民初,诸子学兴起的同时,“史”的地位也被提升。旧派学者如江瑔、刘咸炘等提升“史”地位的是从原儒开始的,其表现便是抑儒而扬道,扬道的同时,“史”亦变得至高无上。他们扬道、“史”的目的是重建一个人文传统,进而影响道德人心,以抵御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侵袭,同时亦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推动的儒学宗教化。但他们扬“道”、“史”的路径却是还原历史,这种以“求真”来“求善”的方式最终事与愿违,反而动摇了传统的神圣性,从而与新派一起解构了传统学术,亦使之走向了现代。

  

   [关键词] 民国初年 原儒 互见说 由一而多 舍经言史

  

   清季民初,面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击,以及康有为等对儒学宗教化的鼓吹,旧派学者往往以卫护中华文化人文性传统为己任,其表现便是以提升上古“史”的地位来重新确立一个学术新传统,以此作为社会信仰和道德的基础。而“史”的地位提升又本着冲破儒家独尊的意识,这个意识与卫护传统的人文性混同在一起,凸显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特色,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旧派以及新派主张的第三种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

  

   江瑔(1888-1917),广东湛江人,系南社社员,早年参加同盟会,是晚清革命党的成员之一,然其学问偏旧,所论除偶涉西洋学术外,基本在传统学问之中。刘咸炘(1896-1932),四川成都人,其学问也不新,在同代人中,他是少有的执着于从旧学中寻求新径的一位。他们两位的相同之处是,均学承三代,且都在努力提升“史”的原始地位。[①]

  

一、互见说:解构儒家“一尊”地位


   1937年1月,陈钟凡在《二十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中说:“通论诸子之书,始于江瑔之《诸子卮言》”。[②]《读子卮言》1917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出版的几种诸子学研究著作,或受其影响,或直接引用其内容。[③] 其中章节也被选入一些“国学”选本。[④] 而旧派如钟泰,新派如钱穆、朱谦之等,则加以引用或评论。1947年张舜徽在《初学求书简目》中将《读子卮言》列为习子入门的第一书,认为“此皆通论诸子之书,有论说,有考证,初学涉览及之,可以诸子源流得失、学说宗旨,憭然于心,而后有以辨其高下真伪”。[⑤]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也曾出注云:“参看江瑔:《读子卮言》”,[⑥] 说明他也关注过此书。

  

   像晚清时刘师培、章太炎一样,江瑔解构儒教的“一尊”地位亦是从原儒开始,且与其张史、扬道相呼应。不过,作为旧派,即便是抑儒扬道也不会像新派诉诸于直接的批判,江瑔即明确说:“余固素尊孔子,深恶夫王充、刘知几诸人肆然为《问孔》、《疑经》之篇者也”。[⑦] 但民国以降,特别是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孔儒“定于一尊”的批评,也让旧派不能不有所回应和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并非张扬而主要是内在的。由于江瑔有革命党人身份,他不可能认同康有为“订孔教为国教”的鼓吹;作为旧派,他也不可能跟从新派,而面对传统受到批判的现实又必须有所回应。

  

   因此,“尊孔子”是一义,而不再认定孔儒的“一尊”地位又是另一义。不直接反孔儒是不愿与新派同台,而不取“定于一尊”的孔儒,则是在认定史实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应。所以在上述“素尊孔子”的声言后,江瑔又引用汪中和纪昀的话说:“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荀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⑧] 这是说,历史地看孔子,孔子不过是春秋时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历史地看子思、孟轲,也只是荀卿的同侪而已。所以他强调:“然与其徒尊孔子而不明孔子之学,何如明孔子之学而道益尊善乎!”[⑨]

  

   以历史的方式原儒,涉及上古学术谱系的重构。在江瑔看来,刘、班之失在于论九流而未溯源,而欲补其不足,就需要上溯到巫史时代。而巫与史之别,则依据《说文》所说“记人事曰史”,及伏胜撰、郑玄注《尚书大传》“事鬼神曰巫”。这是因为“知鬼神之事眇漠无凭,不如人事之为重,于是史盛而巫衰,一切官职均以史为之”。他又从文字训诂上考证说:“官亦谓之吏,‘吏’字从‘史’。有官必有所司之事,‘事’字亦从‘史’。盖古人殆以史为百官之总称,‘史’以外无官之可言也。”不过,从历史发展看,巫、史并存逐渐为史盛而巫衰所替代。“洎于周末,而巫之道亦几乎息矣。然在后世虽史盛而巫衰,而在古代则并无所轩轾,后代学派万千,咸从兹二者出焉”。[⑩]

  

   如果说,巫、史是学术之源的话,那么对后世的影响则体现在探索“官守”渊源和学术传承上。就诸子起源看,江瑔持“官守说”,故有“百家之学莫不有史官在其中”之论。对应巫史传统的论述则有:“盖上古设官最简,惟有巫、史二官,各掌其学,为天下万世学术之所从出。惟始则巫、史并重,继则史盛而巫衰,终则史官且夺巫之席,故传巫之学者不足与史敌。降及后代,史职益重,巫道益微,百官庶职皆史掌之,巫之所司不逮万一。惟政事日繁,而设官亦因以日多,虽名目纷歧,实皆由史氏遞变而来。然则谓诸子百家之学尽出于史官非诬语也。”[11] 这是从官守的渊源上言。

  

   从学术传承上看, “六经皆史”说是江瑔最主要的理论资源和动力。他说:“‘六经皆史’之说,李卓吾、章实斋、龚定庵(原文有误——引者)诸人皆坚持之,颠扑而不可移”。从方法论上,他亦承章学诚《校雠通义》。如他以为章氏“叙录艺文当有互见之例,为校雠家不刊之名言”,说“古人之学派及刘、班之所录,究以书分,非以人分。一人可著数书,数书可入数家,即一人可以兼数家之学”,“故须彼此互见也”。[12]

  

   “互见”说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诸子,但实际的操作,却处处体现出对儒家独尊地位的解构。因为“互见”本身就在放低孔儒百家之上至尊的地位,它一旦运用到学术传承的探讨上,儒及儒家便不再是汉代以降“定于一尊”的儒家,而回复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之一。

  

二、由一而多:江瑔的诸子发生学


   在江瑔的原儒说中,“互见”表现在对于诸子与儒家关系的认知上。他的诸子发生学,简言之,便是由一而多。诸子百家的源头只有“一”,都是从此“一”中逐渐分化、衍生出来,然后形成“多”。这个“一”又有几个层级,第一级是“巫史”,其次是道家,再次是老子,至于儒与儒家则是道家分化衍生的产物之一,是“多”的一种,且在汉代以前从未有过一统之势。

  

   江瑔说:“诸子百家莫不渊源于史”。但巫、史既然有鬼神、人事和虚、实之别,那么所传之诸子必然也有所不同。“后世之学术有纯出于史者,有纯出于巫者,有兼出于巫、史者,所出不同,故其学亦各异”。在江瑔看来,它们分成了两个支系。儒、道、法、名、纵横、杂、农和小说家,“皆纯出于史者也。”这是一支;另一支若阴阳、墨和兵家,“皆兼出于巫、史者也。”而“若数术、方技二略所录,则纯出于巫者也。纯出于巫,则其言虚;纯出于史,则其言实;兼出于巫、史,则其言亦虚实相参。”[13]

  

   既然道家与儒家均兼巫、史,就涉及到两家的关系和先后的秩序。在江瑔“由一而多”的谱系中,史官之下即是道家,这看起来似乎是受到《汉书·艺文志》启发,因为他说“班志所以独举道家出于史官者,意者班氏之意以道家之兴为最早,而远在诸家之前,故特举道家以赅其余耶?”[14] 但实际上,江瑔扬道的力度远超《汉志》。他不仅说“诸子之学,道家为最早,自黄帝以迄周初,诸子未兴,只有道家一家之学”,[15] 且认定道家学说就是上古三代的治国之术。

  

   江瑔将诸子之源上推到黄帝,说“黄帝固为道家之始祖”。因黄帝之时设史官,故有道家。他说:“然则春秋、战国以前,学在官而不在民,自史官失守,而百家之学即联镳而齐起、并辔而交驰乎?非也,其起也有先后焉,有程序焉,有遞嬗相生之道焉。盖言其末流,早并辔联镳,各不相谋,而溯其初起之源,则实统于一。一者何?即道家是也。”[16]因为有此史官的设立,道家这个“一”又衍生出集道家大成的“一”——老子。他指出:“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惟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錀,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洩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然是时诸家之学尚未兴也。道家之徒既众,遂分途而趋,各得其师之一耑,演而为诸家之学,而九流之名以兴焉。”[17]在他看来,“道家之学,无所不赅,彻上彻下,亦实亦虚,学之者不得其全,遂分为数派。……得道家之践实一派者,为儒家”。[18] 这也是江瑔的上古中国学术谱系中儒及儒家最主要的源头。

  

   江瑔并未认真区分儒与儒家,而是将二者视作一个整体。他认同《汉志》儒出于司徒之官的说法,但又改写《周礼》郑玄注,把“儒”直接认定为“保氏”。他说:“保氏亦掌以六艺教国子。然‘六艺’者,古人之史也。古者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韩宣子聘鲁,于鲁太史亦见《易象》、《春秋》,是六艺为史氏之所掌,则保氏亦出于史官者矣。”[19] 而儒具体所掌之“《六弢》,系曰‘周史’”。[20]江瑔又说:“儒家之学,既云‘出于司徒之官’,必渊源于保氏。……是则儒家之得名虽出于保氏,而实由于六艺。无六艺则儒家之名无由成,舍六艺而称儒家,非真儒家也。”[21]不过,在“六艺”与保氏关系上,江瑔凸显的是“史”的作用,正是由“史”将“六艺”与保氏勾连在一起的。因为作为保氏的儒出自于史官,而最早的史官即道家,道家集大成的是老子,这样,江瑔就建构起了一个不同于刘、班的以儒家为首,而是以“史”为核心,以道家为宗的新的学术谱系。

  

   江瑔在阐述刘、班“既立《六艺略》,复列儒家于《诸子略》之中,所谓儒家者,盖皆传述六艺之学者也。二子之意,大氐以为立六艺为一略,所以尊孔子;列儒家于诸子,所以析派别,其为意最深远”时,虽说“其例殊未可通也”,但“其为意最深远”或更值得注意。因为他自己也正是通过将儒家列于诸子之中而努力消解儒家的“一尊”传统。

  

儒家所本之“六艺”,在江瑔看来,既然是“古人之史”,那么,“六经为古代教人之具,只称‘六艺’,不称‘六经’。……班氏撰《艺文志》,所云‘艺’者亦指六经言之也。”[22] 这种对“经”神圣性的化解,针对的自然是晚清今文家,正是后者认定孔子作六经。更直接的批评还有:六艺“既入于道家,则以己之箸书专号以名之,故称曰六经。及孔子从老子传其业,更从而删订修纂以行于世。孔门之徒溯源寻委,故复起六经之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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