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谁的“中国”、谁的“边疆”以及谁“认同”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9 次 更新时间:2018-08-13 22: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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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  

  

   我从厦门来。好几年前,北京大学的李孝聪教授到厦门讲学,见到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宋平教授。他们两位是在荷兰认识的老朋友,所以,李老师很客气地说:好多年不见了,厦门还是比较偏远,不太有机会来。作为人类学者的宋老师非常尖锐,立即追问:厦门为什么比较偏远?对于大小磴岛的渔民来说,它是中心呢。如果从伦敦或纽约看,北京和厦门的位置差不多吧?两位老师的立场差异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拿到《枢纽》后,我很快读了。对我来说,很好读,因为中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被不少年轻人问过,但我没有答案,也没有去多想。我的路子和施展完全不同,不仅是学术风格上,也是理路上的。多年来,我一直把“中国”切割开来,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一直到一个个的村庄,最后到一个个的人。我相信中国只是或主要是一个政治存在,是一个政治体;然后它是一个被想象的文化存在;它正在被描绘为一个经济存在,但从没有一个中国的社会存在。所谓“中国社会”,只是一个假想的汉人社会的一部分,一小部分。

  

施展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者,他的出发点是中国乃是一个完全的存在。它既是一个政治存在,也是一种经济存在,也是一个文化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

   他的前提,是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发展的进展中,有一个“整体”的被称作“中国”的存在。而我更倾向承认历史与现在的“中国”是一种政治存在,未来我不知道。

   所以,我读了这本书,一直在想,施展所讨论的中国,是谁的中国呢?我想,他首先是施展的中国,是他以及与他差不多背景的一代学人的中国,也是当下部分中国人的中国吧。其实,我很想知道,在施展心目中,这本书是给谁写的呢?我一直在乡下跑,和中国的底层百姓混在一起。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请施展换一个位置想想,还有别的人的中国吗。那些不迎合你们这些京城来的大学问家的乡下人,“中国”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讲三个事例,从中也许可以得出答案。

  

五部、六夷、四十三万户

  

   西晋末年,南匈奴的一支,在其首领刘渊的率领下,在今山西境内临汾、吕梁地区建立起一个政权,这就是匈奴汉国。刘渊死后,刘聪继位,颇事制度建设,“大定百官”,“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据此,其时之汉国,当可别为三种人群,分别以三种方式控制之:

   一是原有的匈奴五部,分由诸将军统领。当时设置的将军名号(无论大小高低)共有十七种,若以将军各领一营、营各配兵两千计,共有三万四千人。丞相刘粲、大司马刘曜、太尉刘乂等所领部众,亦当有三四万之众。此六七万之众(亦或稍多,但大抵不会超过十万),当即以昔年的匈奴五部为主体。这是匈奴汉国的“国族”。据此可知,其时汉国“国族”之匈奴五部之人皆被编入诸营,诸营已取代原有的五部,成为其编排部人的主要组织。

   二是随附汉国的六夷,是汉国“国族”匈奴的同盟者,置单于左右辅,下辖十个都尉,分领十万落。主管六夷的长官称为“单于左右辅”,暗示六夷乃是匈奴单于的同盟军。六夷,即羯、鲜卑、氐、羌、巴蛮、乌丸六种夷胡。六夷被分为十部,各置都尉领之,其原有部落结构当也受到调整,亦为另一种形式的“离散部落”。

  

三是被征服、俘掠而来的汉户,由左右司隶统领,分置四十三个内史,各领一万户。汉国的左右司隶部以平阳为中心,面东而分:平阳之北为左司隶部,平阳之南为右司隶部。故往投并州之石越、转赴冀州之二十万户当为左司隶部所领。左右司隶部所领四十三万户,主要是汉国此前所掠之汉户。左右司隶部所属被掠而来之汉户既有相当部分被分配牧马,又被按“万户”编组,显然已脱离原有之乡里组织,而很可能被以匈奴、六夷的部落制方式编组。

   匈奴汉国以平阳为中心,向河北、河西、河南地区扩张,除掳掠汉与杂夷户口之外,对于新征服地区,大抵沿用汉晋以来的郡县制。其时,北方各地纷纷在大姓豪族率领下,建立坞壁,所以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处于大大小小的坞壁主的控制之下。《晋书·地理志》说汉国于单于左右辅、左右司隶之外,“又置殷、卫、东梁、西河阳、北兖五州,以怀安新附”。五州之置,均未见于《晋书》刘元海、刘聪载记,盖亦仅假借名号,以怀安新附之坞堡豪酋,汉国并未能实际控制其地。

   因此,匈奴汉国的国家结构,就由四个部分组成:其最为核心的是作为其“国族”的匈奴五部,这里按军事化编组,分置各营,以将军领之,总计大约不足十万人(户亦不足十万);然后是单于左右辅所统十都尉所领之六夷,共有十万落(落大致相当于家、户),也按军事化编制;再然后是俘掠而来、集中安置在平阳地区的汉户,按“万户”编排,很可能也是较为整齐的军事化编制;最后是征服降附的汉民,多因其旧制而治之,即承认其固有坞壁主的实际控制权,假以将军、守宰等名号。

   然则,在匈奴汉国的政权格局中,以匈奴五部为主体的“国族”居于最核心的位置,六夷是其同盟者,左右司隶所统汉户是第三个层次,而河北、河南、关陇、山东等广大的征服区则是其边缘。

  

“杂”是谁,谁的“杂”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一通前秦建元三年(367年)碑—《邓太尉祠碑》,马长寿先生曾做过细致的研究。碑文说: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岁在丁卯,冯翊护军、建威将军、奉车都尉、城安县侯、华/山郑能[进](邈),字宏道,圣世镇南参军、水衡都尉、石安令、治书侍御史、南军督、/都水使者,被除[为](右)护军,甘露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到官。以北接玄朔,给兵三百/人,军[府](而)吏属一百五十人,统和[戎]、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膚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统/夏阳治。在职六载,进无异才,履性忠孝,事上恪勤,夙夜匪解。以太尉邓公祠,/张冯翊所造,岁久颓朽。因旧修饰,故记之。以其年六月左降为尚书库部郎、/护军司马、奉车都尉、关内侯。始平解虔,字臣文,圣世水衡令、蒲子北掘令、安/边将军司马、都水参军,被除为司马。

   以下为属吏题名。碑文的核心内容,是说一个叫郑能进的人,被任命为冯翊护军,带领军府吏一百五十人、兵三百人,统领和戎、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膚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碑文涉及的内容,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杂户”。

   马先生解释“杂户”,说它是与“正户”相对应的,说“杂户”是指营户、伎作户、医寺户、杂胡户等各种各样的户类,其地位比正户(普通编户)要低,是底层人群的户类。论者多认同马先生的看法。可是,我们却注意到,在碑文列举的十二种夷里,没有“氐”。而这一地区是有氐人居住,并列入版籍的。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在前秦政权下,氐户是不被列入“杂户”的;其原因也很清楚:氐人是前秦的“国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杂户、杂胡、杂夷、杂人、流杂频见于诸种史籍记载中。大多数论者,都将“杂”解释为各种各样的、杂乱的,意为各种各样的户、胡、夷、人。可是,经过仔细研究,我认为这个“杂”当作“别的”解。如《晋书》卷九四《隐逸传》“杨轲”记杨轲授《易》,“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其所谓“杂人”,即相对于“入室弟子”而言,是指入室弟子之外的其他人。那么,所谓“杂胡”“杂夷”“杂户”就是指别的胡、别的夷、别的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1)《晋书·石勒载记》记前赵刘聪死后,刘粲袭位,复为大将靳准(屠各人)所杀。石勒率军进至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勒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平阳为汉国的都城,平阳大尹周置既为首都行政长官,其所率之“杂户”不当是地位较低的杂工户、医寺户之类。在此之前,刘粲暴虐,使靳准诛杀太子刘乂亲厚大臣,“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废诛刘乂之后,“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显然,在刘粲、靳准夺权过程中,居住在平阳周围的氐羌受到沉重打击。平阳大尹周置率以降附石勒的六千杂户,显然是氐羌。其所以称为“杂”,盖相对于汉国的“国族”匈奴以及石勒所属的羯族而言。

   (2)《魏书·明帝纪》载孝昌二年(526年)闰十一月诏书:“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所谓“旧京沦覆”,当指此前一年(孝昌元年)七月鲜于阿胡、库狄丰乐攻陷平城之事;“杂户、滥门”显然是指倾覆旧京的鲜于阿胡之类。《魏书·肃宗纪》谓鲜于阿胡为朔州城人,乃出自丁零,在拓跋鲜卑看来,自属于“杂户”;库狄氏则系出鲜卑,见于《魏书·官氏志》,故诏书称为“滥门”。

   弄明白了杂胡、杂夷、杂人、杂户主要是指别的胡、夷、人、户之后,我胡、我夷、我人、我户也就可以推测得知。显然,在匈奴政权下,匈奴五部乃是“我胡”,六夷是杂胡;在前秦政权下,氐人是“我胡”,鲜卑、羌、屠各(匈奴)、月氏、卢水诸诸种胡都是“杂胡”,由他们编成的户也就是“杂户”;在拓跋魏,同属于鲜卑的库狄丰乐是“滥门”,虽然“滥”,但属于“我胡”之门,而出身丁零的鲜于阿胡则是“杂户”。与“杂”相对的,是“我”。而“我胡”与“杂胡”,都是“胡”。汉人,无论其是否入籍,或是处于坞壁主的控制之下,都不被称为“杂”。

   这样,在十六国北朝诸胡族政权下的人群,就构成了一种多重层次的、不断变化的结构:胡与汉是两大人群分划,胡可分为“我胡”(控制政权的胡)与“杂胡”两大类,我胡与杂胡之间,又随着不同胡族政权的更替而转变(比如在前秦政权下的“国族”氐人,到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下,就变成了“杂胡”,而羌人则成了后秦的“国族”)。汉人也大致被分成两种类型:被俘掠至胡族政权的核心地带、受到直接控制的汉户(如平凉户、平齐户之类),以及被胡族政权征服、但委托当地大姓豪族(坞壁主)间接控制的汉户。这两种汉户的身份也在不断转换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谁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是谁在分划我胡、杂胡、直接控制的汉户与间接控制的汉户?最可能正确或者是唯一的答案,是“我胡”。是“我胡”将“国族”之外的诸种夷胡确定为“杂胡”,而根据自身的权力大小与征服方式,将所能控制的“汉人”别为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两大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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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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