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20-11-20 10:48:32

进入专题: 清代   钦天监   时宪书   直省   边疆  

王元崇  

   摘    要:

   清入关后开始颁行以西洋历算方法编制的时宪历 (乾隆朝改称“时宪书”) , 直到清亡为止, 其与国家典礼及生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时宪书自颁行之时起, 就在京师一地之外, 加入了各直省的日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列表, 为以前历朝历书所无, 堪称一大创举。随着清朝的开疆拓土, 这一部分内容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在康雍乾时期, 时刻列表内陆续增入各蒙古、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政治单元, 体现了清代中国领土的演变、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以及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关键词:清代; 钦天监; 时宪书; 直省; 边疆;

  

   清入关以后, 开始颁行由钦天监根据西洋天文知识和历算方法编制的新式历书, 并取名“时宪”, 除康熙初年历狱期间外, 年年颁行, 直迄清亡。学界有关清钦天监和时宪书的研究, 仍主要归属自然科学技术史分野, 但从相关的人文角度进行观察亦方兴未艾。①本文试从清代政治史的角度, 通过对时宪书内时刻列表的多角度分析, 展示清代中国的时间、主权、领土和礼仪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 同时探究清代中央与各省暨边疆各部之间是如何通过颁正朔来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地维系政治秩序, 以期窥察时宪书所发挥的体现与强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延伸国家行政统治力, 以及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共同记忆的重要作用。

  

   一、宪天 民:时宪书的出现及基本内容

   历法事关天文地理, 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君权天授有着密切关联, 故历代均对历算之学严加控制, 确保其术不出皇家司天机构, 更不能为一般官僚及庶民接触和研习。明洪武三年 (1370) 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 进一步强化对天文历算的控制。六年, 又规定该监人员“永远不许迁动, 子孙只习天文历算, 不许习他业, 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①《大明律》也禁止私习天文, 导致该监之外极少有人懂得历算知识。明代历书名曰《大统历》, 系采用元郭守敬等于至元十八年 (1281) 编成的《授时历》。《授时历》精确度较高, 但在大德三年 (1299) 和六年出现过明显误差, 明“成化以后, 交食往往不验, 议改历者纷纷”。②明末, 欧洲耶稣会士将当时欧洲的天文历算知识介绍到中国, 正好满足了这一改革需要。崇祯二年 (1629) , 钦天监推算当年五月初一日的日食时刻再度出现失误, 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使用西洋新法推算无误, 礼部也列出了《大统历》、《回回历》和新历三种历法推算的日食时刻, 证明新法最为精确。这年九月, 徐光启即领衔在宣武门之东开设历局, 延揽耶稣会士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罗雅谷 (Giacomo Rho)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等入局, 以新法编纂历书。他们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Tycho Brahe) 的天文学说, 以崇祯元年为历元进行推算, 于1635年修成《崇祯历书》, 凡137卷, 却因种种原因未能颁行新历。1644年夏清军入关, 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将这部历书加以重订, 命之曰《西洋新法历书》, 凡103卷, 呈递摄政王多尔衮, 迅速获得认可, 汤氏本人也以治理历法之名行管理监务之实。当年七月, 多尔衮命名新历为“时宪”:“用称朝廷宪天 民至意, 颁行天下, 以明年为顺治二年。”①“时宪历”的名目就此确立, 至乾隆元年 (1736) 为避帝讳改称“时宪书”, 简称“宪书”。又因作为皇历的宪书在颁发时多裹以黄绫, 故民众常以“黄历”称之。②

   清入关前在盛京 (沈阳) 所推行的历书以《大统历》为基础。1637年 (清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 即成为清属国的朝鲜, 曾获得过清廷颁给的与《大统历》“大概相同”的历书。③历书对朝廷而言, 最重要的功能是每年的颁正朔, 授民以时。清入关伊始, 即获前明积十余年之功编成之新式历书, 使颁朔这一至关重要的国家大典变得轻而易举, 对清政权的后续稳定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④《清史稿·时宪志》就此评论曰:“光启等齗齗辨论, 当时格而不行, 乃为新朝改宪之资, 岂非天意哉!”⑤此外, 负责编制历书的钦天监, 作为一个技术化程度很高的衙门在1644年整体上由明入清, 使得徐光启开设历局以来融汇的中欧历算知识得到了极好的保存和传承。⑥钦天监以外, 其他机构或个人不得私编或伪造历书。自顺治二年, 时宪历封面上即印有“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 伪造者一律处斩, 有能告捕者, 官给赏银五十两, 如无本监历日印信, 即同私历”的字样。①在康雍乾三朝, 这段文字几经改易, 但都旨在强调钦天监所颁历日的权威地位。②

   顺治以降, 宪书总体分为御览时宪书和通用时宪书两种。御览时宪书供内廷使用, 钦天监颁发各省的是通用时宪书, 亦称民用时宪书。两种宪书在内容结构上基本一致, 均首列都城节气时刻、次列太岁干支年神九宫等。最重要的差别有两处:第一, 御览时宪书内有关祭祀、祈福等铺注内容多达67项, 通用时宪书内只有37项;第二, 通用时宪书内包括了各省、各蒙古和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区的日出入昼夜和节气时刻表, 而御览时宪书不列此表。③至于铺注宜忌, 在华教士多视之为中国迷信, 但在中国历代历日中铺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时宪历亦概莫能外。汤若望曾在《新历晓或》中特别解释说, 时宪历在推步方面采用西法, 但“该监铺注, 尚仍旧例, 非西洋天文实用之铺注也”。④为了梳理教会内外人士对铺注一事的意见, 汤若望还在康熙元年 (1662) 专门写过《民历铺注解惑》加以论说。⑤在实际生活中, 通用民历恰因铺注宜忌充当了很多人趋吉避凶的指南, 更有将历日变成日历者, 把走亲访友、邻里借贷、雨雪时刻、家人诞辰忌辰等都记诸历书。⑥

  

   二、尽入版图:时宪书、舆图测绘及清代领土的文本呈现

   将时间规范与政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 恰是通用时宪书中各直省、蒙古和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的日出入昼夜时刻和二十四节气时刻列表。明《大统历》只是沿袭旧例推算京师一地的日出入时刻和节气时刻, 而清时宪书则将此扩大至各省、各蒙疆和西南地域。①这一部分是清以前历朝历书所没有的一项内容, 那么这一创举是如何出现的?细推各地时刻究竟有无必要?早在新法历书刚颁行之时, 就有人对此新增之连篇时刻表表示了异议。汤若望在《新历晓或》中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了增加此种表格的动机:

   或问:旧法节气时刻唯一, 新法诸方不同, 篇首赘附数页, 未解也。

   晓之曰:国家治历, 敬授民时, 岂可蒙混苟图塞责而已。夫大地浑圆, 居天之中, 昔人所为譬之卵黄也。地既浑圆, 则是太阳每日环绕一周, 出没早晏, 处处不同, 因而节气时刻互异。此系天度地里远近各有相当, 岂可概而同之乎?旧历不知此理, 强执一方以概诸方, 遂令诸方节气皆不得真正时刻, 为误匪小, 其去敬授之旨远矣。新历用是, 详列首篇, 随地晓示, 以著天行。而前民用奈何以为赘也。②

   汤氏认为《大统历》中强行以北京一地的时刻“以概诸方”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故时宪书内增添了各地日出入时刻表和节气时刻表。顺治朝历书的各地列表名称首揭“依新法推算”五字, 至康熙历狱后删掉了这些字, 但各地列表一直保留到清末。至迟自顺治十五年以降, 各时刻表后均有小注曰:“每岁太阳出入昼夜刻分, 前后各有相同之日, 而天体浑圆, 诸方太阳出入昼夜刻分, 又自不同。”③这种时刻表最初应和明钦天监推算的日月食分秒时刻, 以及徐光启等曾任本职的礼部所题奏的各省日月食救护列表, 有密切的承袭关系。故推算并增加各地日出入和节气时刻表, 乃是对既定交食推算时刻表的扩大, 而这恰是最能体现耶稣会士所掌握的、相对技高一筹的近代欧洲测量与推步算术的一环。

   细推各地时刻究竟有何意义呢?如黄一农教授所言,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节气的精确度仅要求至日, 且置闰必以京师为准, “新历细推各地的节气时刻, 对当时中国社会而言, 并无太大的实质意义”。④以生民日常生活绳之, 的确如此, 然而时刻表的设置却随着清代国家的开疆拓土, 具有了十分强烈的政治表征意义。虽然在汤若望生活的时代, 这一影响尚未充分彰显, 但在汤氏作古后的百余年间, 时刻表所囊括的政治单元越来越多, 最后包括了各个直省、各蒙古和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 新增版图、民族部落及相关属国充分体现了清代中国领土的逐步扩大与多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观察, 在王朝历日中载有地方时刻并非中国清朝所独有, 如伊斯兰世界中与清朝在时间维度上有所重合的伊朗萨菲王朝 (1501—1722) 、印度莫卧儿王朝 (1526—1739) 及土耳其奥斯曼王朝 (1300—1923) , 其天文书籍中亦包括一些城市的日影长短列表, 例如巴格达、开罗和大马士革等, 有的也列有附近城镇的经纬度。①但只有清朝时宪书把这一部分体现得最为详细和系统化, 且与宗教信仰无关。时宪书以文本的形式, 将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政治统驭及各地自下而上的政治从属意义表达得淋漓尽致, 充当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里程表。以下分两部分详论宪书中时刻表的变化及其意义。

   (一) 直省与属国列表

   笔者所见最早的清代历书, 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顺治三年时宪历。该历首列“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 下列每月节气, 继之年神方位图, 然后是“各省直依新法推算丙戌岁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列表, 并注曰“其省直序次悉依北极高度定纬所列”, 即以省治纬度为序。所谓“省直”, 即直省, 系因袭前明用法, 指山东、山西等驻承宣布政使司的省份。该表从先而后, 列有12组总计16个省, 包括: (1) 盛京; (2) 山西; (3) 高丽; (4) 山东; (5) 陕西; (6) 河南; (7) 南直; (8) 湖广; (9) 四川; (10) 浙江; (11) 江西; (12) 广西; (13) 福建; (14) 贵州; (15) 云南; (16) 广东。表末注明编纂原则暨使用方法:“每岁太阳出入昼夜刻分, 前后各有相同之日, 而天体浑圆, 诸方太阳出入昼夜刻分, 又自有不同, 故将刻分相同之日对书于格之上下, 以便省览, 而又明列各省直于首行, 欲知某省某月时刻, 纵横查之即得真正时刻。”此表之后是名为“各省直依新法推算丙戌岁节气时刻”的节气列表, 并注“其省直序次悉依地之经度所列”。该表以高丽为各省之首, 盛京次之, 亦分12组列上述16省, 表末注云:“右节气各有诸方不同之数, 横列于上, 欲知某省某节时刻, 纵横查之, 即得真正时刻。每十五分为一刻, 其省直俱依省城所定。”②

   两表所列省直布局, 系因袭前明两京十三布政司之结构, 但包括了盛京及自1637年就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的朝鲜 (即列表中之“高丽”) 。此外, 清入关后着手废除明朝的南北直隶, 顺治二年在南直隶设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 顺治三年时宪书是二年所编, 故列表中仍有南直隶之谓, 但随后为江南省取代。直到乾隆前期, 历书中的各省时刻表均列17个单元, 朝鲜之外, 就是两京14省:京师、盛京、浙江、福建、江南、山东、江西、河南、湖广、广东、山西、广西、陕西、贵州、四川、云南。其中京师囊括了北京和到康雍乾时正式成为一省的直隶地面, 所以“直隶”这一名称直到光绪朝都未出现在宪书各省列表中。

乾隆四十年正月, 江西布政使李翰奏请观测从原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内分化出来的安徽、江苏、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六省的经纬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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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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