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成也边关;败也边关:杨应琚在西北与西南边疆的政治生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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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  

  

   与清朝前期许多有汉人血统的封疆大吏类似,活跃於乾隆前期的杨应琚出身汉军旗。有清一朝,汉军旗人出身的文臣武将,在清朝的地方政治和边疆政治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明朝以「卫所」形式经营边疆的成就与经验,是源自满洲一隅的清朝亟欲继承的;任命汉军旗人担任地方督抚、边臣疆吏,有利於继承明朝的这项遗产。而杨应琚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关注的事蹟,正是集中在族群政治与边疆政治领域。杨应琚在甘肃西宁道、临巩道、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任内,累积长达36年处理边疆与族群政治事务的经历。其中,在西北的经历,奠定其一生重大成就;在西南的经历,则令其辉煌人生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杨应琚(康熙三十五年 - 乾隆三十二年,1695 ─ 1767),字佩之,号松门,辽海汉军正白旗人。他的祖父杨宗仁曾於康熙五十三(1715)年任西宁道,累官至湖广总督;[1] 父杨文乾曾任陕西榆林道、河南布政使、广东巡抚。父祖官声斐然,杨应琚在家族环境中传承了政治视野与政治经验。杨应琚由荫生授户部员外郎,乾隆时,擢山西河东道,寻调甘肃西宁道。1754年5月3日-1757年8月31日期间,奉旨接替策楞担任两广总督,後任陕甘总督。乾隆三十年(1765),缅甸进扰云南,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杨应琚任云贵总督,上任後发动反击战,欲收复被占边地,嗣清高宗以杨虚报战功,令赐自尽。

  

   壹、经营河湟,经略西北

   雍正七年(1729),杨应琚授户部员外郎,出任山西河东道,雍正十一年(1731),上任甘肃西宁道,次年转任临巩道,乾隆元年(1733)回任西宁道,前後两任历15年之久,成为其边疆政治生涯中的最重要经历。

   西宁是杨应琚的父、祖长期为朝廷尽忠效力之所。在西宁道任内,杨应琚对位於「河湟」地带的西宁府在清朝族群政治地位有清晰的认知:西宁「西邻青海,南达三藏,环以诸番,西北迳通准噶尔」。地处黄土高原与青康藏高原结合部的黄河上游—湟水谷地(史称「河湟」),在秦汉之前,是「西羌」、「西戎」之地,秦、汉与匈奴於相继崛起之际,皆注意到河湟的战略地位。汉武帝全面截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行动,确立西宁作为中原农业王朝控制青康藏高原与中亚的战略前哨之地位,同时开启河湟地带的汉人开发史,也开启了该地带多族群、多文化和多样生存方式的人类生态史。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青海蒙古、西藏和准部的几次军事行动中,西宁作为前进指挥中心的战略地位凸显无遗。

   雍正元年(1723),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结束和硕特蒙古统治青康藏高原的局面,为巩固对青康藏区域的统治,清世宗采纳年羮尧所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决计扩大对於青康藏高原东部的直接统治。雍正三年(1725),西宁卫升格为府,并成为清廷「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驻节之所,意味着西宁由边郡卫所转型为内地府县,成为清廷向青康藏高原和中亚辐射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中心,格局直逼省会兰州。然而,杨应琚到任之际,尽管清朝控制青海厄鲁特,遥制西藏的态势已大致稳定,西宁的防务依然有很多漏洞,所谓「一线东通,三面外暴」, 商旅频遭劫掠,官府莫可奈何。

   为改变这一局面,杨应琚有意进一步在河湟地带扩大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措施:经由扩大西宁府的统辖范围,并强化对河湟地带城镇以外边缘区域的直接统治,使西宁城摆脱孤城的状态。自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二十六(1764)年间,杨应琚致力扩大河湟地带的郡县化、城镇化规模,於拱卫西宁城的河湟各处要塞建立城垣、城堡,分兵驻箚,在西宁的北、西、南三面形成连贯的防卫屏障,自此,「诸番皆畏怯不敢肆恶,居民行旅咸便之」。

   在政治、军事措施之外,杨应琚更重视在「边鄙」之地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建构天下一统的历史论述,期待此举能够超越军事、政治措施,产生更长远的效用。

   清朝继承元、明,建立涵盖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天下国家,康、雍、乾三朝都重视《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将各省通志和各地地方志的编修,视为汇纂《大清一统志》的基础。杨应琚即在清朝标榜「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之下,於乾隆十一年(1747)至十二年(1748)修纂《西宁府新志》,详尽耙梳河湟地区两千余年来各族群多元纷杂的历史,但又将这些史实纳入儒家的「正统」和「大一统」史观内。

   针对河湟地带汉、「番」杂处,「风俗质野」的景况,杨应琚主政西宁期间将精力集中於文治、「教化」之上。西宁府城原有府学一处,但校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杨和西宁知县靳梦麟捐资重修,并从江、浙一带聘请教师前来执教,选拔西宁、碾伯二县秀才前来聆教。杨应琚还会同西宁府知府刘洪绪、西宁县知县陈銛捐俸建立西宁县儒学,并订课程,置学田,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在杨的倡导下,碾伯县、大通卫、贵德所、丹噶尔城等地也相继创办儒学、社会、义学多处。乾隆十一年(1747),杨应琚又与刘洪绪、陈銛捐俸在西宁城东关创设回民社学,并亲自制定「学约」、「学示」,约束、敦促地方官、教师、家长和学生。

   由於在西宁道任内政绩卓着,经清高宗信赖的大臣,时任甘肃巡抚黄廷桂举荐,得到清高宗赏识,乾隆十四年(1749)升任甘肃按察使,次年迁甘肃布政使,旋升任甘肃巡抚,此後累迁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复以陕、甘地域广袤,非一督能治,奏请更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巡抚,甘肃巡抚为总督。乾隆二十四年(1759),高宗遂命应琚以太子太保衔调任甘肃总督,陕西提镇受节制,进太子太师;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任陕甘总督。

   主政甘、陕期间,杨应琚在对新疆的经营上多所建树。在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中,杨於甘肃巡抚任上负责筹办转运军费粮秣,战事结束後又受命升任陕甘总督,办理新疆善後事宜。杨应琚奏请在天山南北两路分设行政管理机构,并在伊犁将军之外,增设总兵兵备道,分住南路阿克苏、叶尔羌二城。此後,规划推动在肃州和新疆的大规模屯田、移民,最终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统治。杨应琚以此殊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官拜东阁大学士。

  

   贰、情报有限,决策冲动

   清朝传统边疆事务的重心在於蒙古,无论是包含准部与回部在内的新疆,还是青康藏高原上的西藏与藏人部落,无不与蒙古事务息息相关。河湟地区,正位於连结新疆、西藏、蒙古的枢纽位置,杨应琚长期任职於此,得以参与清朝边政的核心事务,又充分伸展汉军旗人出身边吏的优势,在平定准部、重建新疆的过程中也卓有贡献。与清准战争的成功相较,清缅战争则是清朝最具灾难性的边境战争,杨应琚则在其中扮演了悲剧性的角色。

   缅甸位於中国极西南的边境省分云南的西南方。兴起於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几个缅甸王朝,发展出较为繁荣的农耕文明和集权政治体系,并持续向伊洛瓦底江上游扩张,与中国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范围相遇。然而,不同於朝鲜、越南、琉球等古代王国,缅甸基本上未进入中国文化圈之内。古代缅甸与中国王朝间形成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与缅甸核心区域位在南亚和东南亚枢纽地带,形成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历史演变进程有关,也与中国王朝经营云南的状况有关。直到13世纪中後期,元朝势力才完整控制了云南;明、清继承元朝的遗产,进一步引进汉人,加快云南的农业开发,但在云南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条件下,明、清对云南西部、南部的控制长期停留在间接的状态,只能在这些地区设置羁縻性质的行政区。而这一区域的地方土司政权,必须时刻留意中缅两方势力的消长,往往被迫选择「两属」,即同时向中国和缅甸表达政治效忠,视时机调整向其中一方倾斜的程度,才得以在两个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

   16世纪初,一度被明清称为「佛郎机」(「伏狼机」)的葡萄牙人武力侵入缅甸,对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云南诸土司地区展开经济殖民。葡萄牙人从诸土司之间的冲突中渔利,起初支持白古(大古刺),打击洞吾(Toungoo);到1550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前後,转而支持日益强大的洞吾王朝(1486 ~ 1752)。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洞吾王朝乘统一伊洛瓦底江中下游缅境的余威,入侵云南,与正处在嘉靖末至万历年间的明朝之间展开持续数十年的边境战争,由於葡萄牙人提供西洋军火,葡萄牙士兵甚至直接参与战争,西南边境诸土司备受欺淩,明朝军队也战败,丧失对云南西部、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约略同期,越南後黎朝崛起,也不断侵扰云南边境,明朝无力还击,使得云南东南部的土司同样陷入摇摆状态之中。

   18世纪前期,缅族英雄瓮籍牙(Aung Zeya, 1711 ~ 1760,中文史籍亦称「雍籍牙」,缅甸史以其佛化王号,称「阿朗帕耶」Alaungpaya)在洞吾王朝废墟上建立贡榜(Konbaung)王朝,统一缅甸,甚至攻破暹逻国都大城(阿瑜陀耶,Ayutthaya),迫使寮国称臣。在缅军北上攻打掸邦期间,一些掸人土司逃入云南求救,缅军进一步侵入云南,与清朝之间进行了4年战争,史称清缅战争,或「花马礼战争」,清朝亦战败。

   1659(顺治十六)年,清军进入云南,控制明朝设置的车里宣慰司之地,统辖十三版纳,但将车里、麓川之外明代所置其他土司视为化外。此时,清王朝边疆政策的核心,乃是北方和西北的蒙古问题,在云南边境,则谨守明末对缅军事失利後形成的实际疆界,不干涉缅甸内政,也无意开疆拓土。吴三桂深入缅境,并未顺势拓土;附缅土司数次请求内附,朝廷一概回绝。即使在清朝与洞吾王朝建立起形式上的宗藩关系後,洞吾王子色亢瑞栋请求入华避难,清朝同样婉拒。基於这一思维,清朝的滇缅事务战略设计,是将军事力量布置在云南中心地区,将沿边防务交给各沿边土司,冀「以夷制夷」。这一政策使中缅双方的传统往来近乎断绝,清朝对缅境情势的了解较明朝更加茫然,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清朝方面只能盲目应对。

   乾隆中期,瓮籍牙并吞缅甸诸部,进一步袭扰车里(普洱十三版纳等处)、耿马、孟定、孟连及「三宣」等清朝内地土司,向这些土司索要贡赋(花马礼)。乾隆三十年(1765)冬初,缅甸进攻云南边境多座城镇,云贵总督刘藻派兵攻打缅甸边境城镇景栋(Kengtung),高宗谕令「严行剿捕,勿以姑且了事」,遂开启历时4年多的清缅战争。虽然其时缅军主力远在暹逻,但缅北边境部队轻松挫败清军,并反击追杀到云南普洱。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刘藻兵败自杀,清高宗紧急调派心目中「久任封疆,历练有素」的陕甘总督杨应琚任云贵总督,二度攻缅。

   杨应琚与云南的渊源始於他接任云贵总督之前,其子杨重谷已任云南永昌知府。永昌府紧邻明末为缅甸控制的木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缅酋莽达拉自为木梳长所篡,击败贵家木邦,贵酋宫里雁奔孟连,为杨重谷诱杀。

杨应琚到任之初,清军顺利推进,杨乃奏准朝廷,在车里边外长期为缅甸控制的区域内重设土司,俨然将这些区域纳入清朝版图。乾隆三十一(1766)年三月初,杨应琚甫抵任所昆明,清军已攻克整欠和孟艮。三月己亥,杨应琚即奏「前以整欠为剪贼平定之区,若听其荒弃,业恐无业莽子潜聚滋事,请令叭先捧管辖,照甘省土司例给指挥职衔。孟艮系召丙故土,请兵除匪,得复旧业,业经奏闻。今孟艮贼巢已得,召丙如准为内地土司,与叭先捧一体给以指挥使职衔,俾地土皆附入版图,伊等自长为臣仆。至整欠、孟艮两处地方及原管各堡寨多水田,有业夷户已散,应令招来归附」。得旨:「如所议行」。高宗嘉许杨应琚的干练,授其孙茂龄蓝翎侍卫职。同年七月间,杨应琚又奏准,整欠、孟艮两土司当比照普洱边外十三土司之例,自乾隆丁亥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每年分别上纳条编、火耗、米折银四百一十七两一钱和五百六十五两九钱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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