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统一”与“差异”——立足于乡里制度和海神祭祀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20-08-05 1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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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  

   作者简介:鲁西奇,1986年、1989年、1995年在武汉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等。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统一性与差异性是长期并存的。以乡里制度为例,其地方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基于现实考虑而预留的地方差异性,在实行过程中“因地制宜”而产生的制度性变异,以及在变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同走向、不同轨迹;而其统一性则主要表现为,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制度性安排以及在实行过程中展现或形成的制度化结构等方面是一致的。再以滨海人群海神信仰与祭祀为例,它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不同人群信仰的海神、海神祭祀的诉求以及祭祀海神的具体要求方式,与实际祭祀活动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而王朝国家通过统一的海神祭祀,确立了祭祀海神的基本理念、基本方式与规则,并建立起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神明系统。从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出发,进一步探察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发现:它的地方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直接统治制度与间接统治制度并行的二元制度体系,以及多种制度共存的实际政治体系;它的统一性则主要表现在,“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性安排,以及仪式化、符号化的制度化结构。王朝国家海神祭祀的统一性,与滨海人群海神信仰和祭祀的差异性,意在启示人们: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基本理念、主体形式、核心架构以及主要运行规则四个方面;而其“差异性”则主要表现在,各种文化要素的具体形态、运行或运用过程以及使用某种或某些文化工具所要达致的具体目标等方面。“制度的统一”要先于“文化的统一”,统一的制度“造就”或“形塑”了统一的文化;如果没有“制度的统一”,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统一”。制度的统一性乃是文化统一性的前提与基础,“制度统一”比“文化统一”更为重要。

   关 键 词:乡里/海神/制度/文化/统一性/差异性

   标题注释:此文是作者承担的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滨海地域研究”(14ZDB026)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性与地区差异性一直并存:一方面,中国很早就形成为统一的政治与文化实体,但却并未能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亦未能形成一致或内聚的“中国社会”,因此,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乃是中国统一性的核心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各区域间不仅在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也存在着很大不同,各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一直影响乃至制约着中国的统一性。因此,统一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具体表现、变化及其原因与意义,乃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政治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权力对国家各地区的控制以及实行统一的统治制度两方面,其中,统一的制度,特别是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乃是建立并维护跨越朝代的统一的中国国家的基石。但事实上,制度在设计之初就蕴涵了程度不同的差异性,在实行过程中,更表现出复杂的地方差异,形成诸多统一制度的“地方版”和地方制度。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则是以汉字书写传统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前者在形式上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一致性,后者则构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与规则。而在形式与基本观念、规则相对统一的背后,各地区、不同人群在具体的文化实践及其内涵方面,则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所以,统一性与差异性在制度、文化方面的表现及其相互关系,乃是探讨中国统一性与差异性及其关系的重要方面。

  

   一、从“乡里制度”看制度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存在这样一个预设前提:历代王朝在崛起之初,即通过大规模制度建设与不断调整,确立了王朝国家的基本架构与制度框架,设计并建立起“统一的制度”,并将其逐步推行到全国各地,从而实现了对各地区的有效控制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统一。然而,剖析中国历代王朝诸种制度的形成与实行过程,可以发现,上述认识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

   首先,“统一的制度”的形成乃是一种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非王朝的创立者与其核心权力集团“设计”或“创立”出来的。历代王朝(包括秦朝)都是在前政权基础上建立的,很多统一王朝更是在统一了若干地区性政权之后建立的,因此,新王朝建立后,不仅直接继承了前政权原有的制度,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其所兼并的各地区性政权所制定的制度。所以,新王朝所建立的制度,必然是在其所取代和合并的诸种政权制度基础上,不断调整、整合,逐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不同政治理念的融会与整合、实践方案的设计与调整,更有不同制度所代表的诸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势力的角逐与平衡,甚至还有许多人事因素的考虑,需要不断调整以取得平衡、逐步调适以实现其可行性,这是一个充满博弈的漫长过程。

   其次,将“统一的制度”推行到各地区,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制度的建立与实行,乃是为了实现国家对各地区的有效统治。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基本形态均有很多差异,其政治文化背景亦各不相同。要将“统一的制度”推行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巨大差异的各地区,势必遭遇程度不同的阻力和困难,也就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甚至对制度本身做出“因地制宜”的调整。所以,推行“统一的制度’,绝非一纸诏书即可完成。统一的王朝制度在每一个地区的实行。必然要经历复杂甚至是血腥的斗争过程,是王朝国家与诸种地方势力不断斗争、互相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就会不断滋生出“地方性的”的制度安排,从而破坏“制度的统一性”。因此,“统一的制度”在各地区实行的“效果”并不“统一”,而是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地方差异性”。

   当然,制度本身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制度在形成与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亦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关涉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的上层制度安排(如官僚制度、军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统一性较强,而主要针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制度安排则会较多考虑各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文化传统,因而较多地反映了地方的差异性。乡里制度属于后者,乃是王朝国家掌握户口、征发赋役、控制乡村民众与地方社会的基本制度。王朝国家既需要设计并建立起一整套统一的乡里制度体系,又需要尽可能考虑各地区不同的制度背景与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环境,并在实行过程中“因地制宜”,以切实建立起乡里控制体系。因此,乡里制度的形成与实行,较为突显出在制度形成与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两种倾向。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行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制定、形成过程中表现出的地域差异性。隋代乡里制度在形成过程中,曾根据关陇巴蜀西魏北周故地、山东北齐故地、江南陈国故地三大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制度传统,先后分别实行二长制、三长制与汉晋以来的乡里制三种不同乡里制度,直到大业三年(607)官制改革之后,以乡正(乡长)、里长为核心的乡里系统方逐步演变为集民政、司法为一体的控制体系,北方与南方的乡里制度在实行层面上才渐趋一致。①在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实行黄册里甲制之前,南方地区实际上主要沿用宋元以来以“田亩—地域”控制为核心的“都—图制”而略加变革,并形成“小黄册”之法,北方地区则主要沿用金元以来以“户丁税制”为核心的村社制而略加变革;洪武十四年实行的黄册里甲之法,则是以北方地区的户口控制原则为基础,结合南方地区的田亩控制原则而形成的制度。凡此,均说明乡里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就不得不因循各地固有的乡里控制方式,并加以变革,逐步形成统一的乡里制度,而并非简单地将朝廷设计的统一性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

   二是制度本身蕴涵的地域差异性。唐代乡里制度特别做出了“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以及“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的规定,说明制度设计本身即预留了在不同地域、“因地制宜”进行调整的制度性空间。②同样,明代里甲制虽然务求整齐划一,但关于编排里甲“务不出本都”的规定,实际上是针对南方地区的(因为北方州县较少置“都”);而关于“旧民”置里、“迁民”设屯的规定,则主要是针对北方地区的(湖广地区的“迁民”,大部分亦并未设屯)。

   三是在实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地域差异性。汉代乡里制度实行过程中的地域差异表现得较为明显:汉代关中地区(秦国故地)及西北垦区,实行比较严格的里制,即四周围以土垣的聚落,民众大抵亦多集中居住,里的编排较为严格地遵守百家为里的规定。大部分南方地区的“里”均包括若干相邻的自然聚落,即一里由若干自然聚落组成,形成一个“基层行政区域”,而不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村落。在新开拓疆域建置的郡县(初郡、初县),则在较长时间内并未编排乡里,真正控制其地方民众的仍然是当地的渠帅;直到西汉后期以迄东汉时代,地方官府才渐次在这些地区实行乡里制度,编排户口,建立乡里控制体系。③唐代在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但也可能只分划各乡,未即实际编排里;在“内地的边缘”地区,或者由县直接统辖里,而未再分划诸乡。④凡此,也都是乡里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异”。

   四是在演变过程中表现出的地域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地区的乡里控制体系都在汉代乡里制度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其变化的方向却有着很大差异。南方地区的乡里制度,基本上是杂用汉晋制度:其乡里区划大抵沿用两汉之旧,每县一般仍置有若干乡,乡领有若干里;然其置吏,则用晋制,大抵在县署中按乡置有史(治书史)之类小吏,具体负责各乡籍帐的登记、造册,而由县之令长检正上报郡、州;乡实际上只是籍帐编排单位,在实际的登籍造册、赋役征纳过程中,并不发挥作用。侨置郡县与蛮左郡县则多未编排乡里。⑤而北方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乡里制度的变化,则走了完全不同、地域差异更大的道路:北方地区各政权对于不同人群的控制,普遍存在方式各异、程度不同的军事化进程,此进程虽然不断被政权更替所打乱,但无论何种政权,都不得不采用方式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军事管制和军事编制的军事化措施。⑥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乡里控制的军事化倾向,与同一时期南方地区基本沿用汉晋乡里制度而略加变革,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存在如此纷繁的地方性差别和复杂的历时性变化,古代乡里制度却在总体上呈现出显明的一致性或统一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设计与实行目标是一致的。《汉书·食货志》描述理想状态下的乡里组织说:“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在这样的体系中,乡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⑦。无论这一蓝图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它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编组乡里的基本要求与目标。《通典·食货》说乡里可以“同风俗”“齐巧拙”“通财货”“存亡更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无有相贷”“疾病相救”。⑧这些目标,确是乡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统治者希望构建的,就是一种既便于行政管理、治安控制,也便于推行教化,实现思想统一的乡里共同体。因此,历代王朝虽然做法不一,制度各异,但推行乡里制度的主旨并无不同,那就是通过对乡村民众人身的控制,将他们纳入到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中,成为王朝国家的“臣民”,安分守己,纳税服役。

二是基本结构是一致的。从秦汉到明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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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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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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