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辉: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3 次 更新时间:2015-01-22 09:50:01

进入专题: 梁启超   边疆   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   国家建构  

王鹏辉  

  

   摘要: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发明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关键词:梁启超;边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国家建构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从政为学,勇于社会活动,在近代中国气象万千,学术界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1]西学东渐虽然早至明清之际,但直到19世纪中叶西力东侵导致清王朝边疆危机的全面爆发,触发了原本深重的传统社会危机。陆海边疆的建设关涉国家未来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位置。身处其中的梁启超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志向,忧心现代世界格局下的国家命运,与时俱变,高度关切边疆危机。晚清中西的剧烈碰撞导致对中国国家的重新认识与界定,天朝的逐渐崩溃导致“大一统”国家疆域面临裂变的危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是否构成国家疆域的空间结构是其中的要义。梁启超的近代中国国家观包括了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外,[2]这与清末革命党人排除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国家观不同。梁启超为拯救国家危亡,在政治、学术与社会实践中广泛涉及边疆建设,边疆及边疆各族是梁启超“新中国”及中华民族实然与应然的组成部分。学术界较多注意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论述,[3]并且意识到梁启超的民族史学与边疆有内在联系,[4]但这些成果都是对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或是民族国家思想与实践单一因素的深入研究,忽略了梁启超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的整体建国方略正是根植于他对中国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的深刻认知基础之上。本文尝试探讨梁启超如何构筑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与“新中国”的一体,构画边疆中国的现代国家政略,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学习今文经学,思想日新月异,缔造新学,一生致力于创造“新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梁启超北游京师期间,“则一时喜谈龚、魏之学”,[5]可见梁启超的学问中续有龚自珍、魏源再到康有为的脉络。龚自珍、魏源的边疆史地学与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自然出现在梁启超的学术视野中。梁启超在国家改革财政的方案中考虑租税以外的国家收入,主张土地国有来获取财源,其中就有募民开垦的政策:“移东南已满之人,以开西北未垦之地,不徒大补於国家财政,抑可以骤增国民生计也。”[6]从东南移民开垦西北土地的边疆经营思想显然和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一脉相承,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互动事关国家建设的大计。

   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与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的交流中对中国的疆域轻重之势有着共同的认识:“今日显祸,固在东南,隐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7]基于东南海疆朝不保夕的危机,梁启超注目于西北腹地:

   今日东南诸省,盖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竟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夷迹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8]

   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占据了沿海口岸,加之东南海疆由于日本割占台湾,沿海七省门户丧失,失去海防的保障。西北腹地资源丰富,还未被殖民势力侵占,有支撑中国自立富强的巨大潜力。

   梁启超的史学观中,对地理极为重视,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9]这构成了其疆域观的基础。梁启超对中国国家空间结构的地理大势有这样的认识:

   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盖中国全部山岭之脉络,为一国之主干者,实昆仑山也。[10]

   “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人制造的概念,指称内地十八行省,为分裂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提供理论依据。[11]梁启超的使用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把中国国家管辖的空间分成内地和边疆,确是历史事实,并且科学地指出中国山川脉络出自亚洲主要高山的汇集处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而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正是位于中国国家空间的西北方位。在论及亚洲地理大势时,梁启超认为“自地势上观之,自历史上观之,彼欧罗巴亚、非利加之二洲,实不过亚细亚之一附庸耳”。[12]中华虽然作为亚细亚大陆之中心点和亚洲数千年来之主人,但在梁启超开始注目于中国边疆之时,处于边疆结构最外部的外藩边疆(琉球、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南掌、不丹、锡金、廓尔喀)基本已被日本及西方列强殖民控制。在论及中国地理大势时,国家空间结构只有内属边疆和内地两大部分,梁启超称为本部十八行省和属部满蒙回藏。梁启超认为历史上华夏民族迁移的形势“本自帕米尔高原,迤逦东下”,[13]文明随之传布四方。但中国文明存在着地理空间的限度,“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洇之以大漠”。[14]在梁启超关于中国国家地理环境和空间的描述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北—东南边疆轴向结构。[15]

   在西学浸染之中,梁启超对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思考。并在1922年的《地理及年代》一文中从理论上说明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16]科学地指出理环境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对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针对中国疆域的地理因素,根据上述原理揭示中国疆域的历史空间结构与民族历史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中国疆域存在着相对应的四大边疆区,即东南海疆和西北边疆、东北边疆和西南边疆。其中的“西南与东北两边徼,以位置弯僻及地形有特别构造故”,[17]造成外藩朝鲜、安南和内属辽东滇南截然两分,东北边疆和西南边疆历史活动有离散之势。而东南海疆和西北边疆则构成历史活动相对集中的历史空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有重大影响:

   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稗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几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其单调的保守的之特性。西北徼之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诸区,夙为群蛮所产育出没,其人生苦寒之域,习于勇悍,而常思规朗内地之温次富范,狡焉思逞,北境即无重洋峻岭以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爱护其耕稼室庐,以平和为帜志,其势易为所躁踊,故三千年来北狄之患,几无宁岁,其影响于文化及政治者至大。[18]

   西北—东南边疆历史空间相比于西南—东北边疆区域,对国家历史活动的影响具有全局性,由此奠定了西北—东南边疆轴向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边疆是中外交流主要通道,但地理要素和人为的因素也常造成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中外交流通道的阻隔,由此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单调和保守特性。梁启超对中国疆域结构有比较深刻的历史认知,亦目光如炬地注意到中国历史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以世界史的视野重思中国史,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域外交流的盛举,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19]以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史意义为背景,涉及西域南海边疆史地,品评张骞、班超和郑和。梁启超这样定义西域:“西汉之所谓西域者,当今世伊黎、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真至葱领以西,越帕米尔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亚细亚,迄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属地之总名也。”[20]当然,这里有不尽准确之处,伊犁属于新疆西部,伊犁和新疆不能并称。西域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央,张骞通西域使西汉“开亚欧交通之机”和“完中国一统之业”,[21]不但带动了西汉统一西南边疆的中国史意义,还凸显了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梁启超认为东汉班超经营西域,最终引致北匈奴西迁,解除了周秦以来千余年之西北边患。在东南海疆的方向上,梁启超发掘出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家并时而兴的世界交通意义。梁启超特别指出“其目的在通欧西也”和“航海利器之发达也”,[22]15世纪初出现了世界范围内东西方交往在海上的互动。梁启超还研究了梁道明、张琏、婆罗国王某、爪哇顺塔国王某、暹罗国王郑昭、戴燕国王吴元盛、昆甸国王罗大、叶来,[23]他们都是出自福建广东东南海疆,往南海方向开拓中外交往的历史人物。

   梁启超指出中国古代东西交通两条孔道的兴替:“其一曰北方陆路,由小亚西亚经帕米尔高原下塔木里河从新疆甘肃诸地入中国者;其二曰南方海路,由波斯湾亚刺伯海经印度洋从广东以入中国者。此两道迭为盛衰,而汉唐以还,海道日占优势。”[24]广东在世界交通史上日渐凸显,但自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弘治十一年(1498)发现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新航线,“中国海疆,日以多事而广东常当其冲”,[25]中国与世界的内通外联从唐代以后由西北边疆逐渐转向东南海疆。正如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看到的则是中国陆海边疆面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防御形势的变化: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固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6]

   世界史视野下的边疆中国,边防重地有从西北边疆向东南海疆转移的格局变化。

   进入民国以后,梁启超无论参与共和国的政治,还是退出政坛专心为学,始终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平等交流。中古中国的一大文化因缘起于中印佛教的交流,其交流的枢纽概在西北边疆,时称西域。梁启超于1920年研究中印佛教交流问题,断然认为佛教从东南海路传入中国内地,虽然失当,但敏锐地抓住中古中国与域外的交流主要依靠西域陆路与东南海路的空间格局。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中,虽然中国被“东南环海”、“西北山沙”的地理环境所隔绝。正是如此,中印的佛教交通对于中国文明有绝大关系,交通的通道恰恰又是由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构成的。[27]梁启超把西域的地理范围界定为“惟在葱岭东西诸国”,[28]认为中原与西域关系“以东晋时代五胡乱华五凉独立(西第四纪末)为最要关键”,[29]据于河西的五凉政权西略西域,东寇中原,形成了“西域与内地,因兵事之轇轕,转促成文化之交通”。[30]梁启超论证了西域月氏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指出其认识价值在于:

   距今约二千一百年前,极东极西两民族始相见于疆场。其舞台则北自阿母河,南迄印度河,其所演剧约历三百年。其两造之选手,极西则希腊人,极东则月氏人也。其结果常归东党之胜利,而文化则交相熏染增益。[31]

   把月氏置于两千余年前全世界民族接触大势的背景下,凸显了西域为中心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世界史意义。西北边疆自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开始即成为国家全力经营并统辖的疆域,中央王朝与西北边疆的互动构成一个持久的政治地理结构。

二千余年来,中外交往的方向有一个从西北次第到东南的陆海转移,可见中国国家空间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20世纪初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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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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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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