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18-01-20 11: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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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  

   民族与边疆作为与现代性有关的问题是从清末开始的。在民国年间,更由于政府的民族国家建设以及对主权的关怀,边疆与民族开始互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边政建设”的思路,但力图以一种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主权与民族继续成为关注焦点,但是通过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党和国家在治边的表述上和舆论上对边疆与民族有了特殊的表述,这些表述所达到的分类意义可以建立起一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过程来增进一种新的边疆认识,改变对待边疆的常规看法,更多地将边疆视为多元互动的场域。

   关键词:边疆  民族  互构  主权


一、“民族问题”的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界曾多次就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开过学术研讨会,涉及“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历史上的疆域与国家”、“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等。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民族识别时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性的参考,引起了一些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果按斯大林的标准,那么汉族是不是一个民族?又有学者根据线性发展的唯物史观,就民族共同体进行区分。他们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认为民族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在此阶段之前的人类族体只能是“部族”或“部落”。这一争论甚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听了报告后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此后不久,范文澜发表了题为《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此文犹如某种信号,迅速地平复关于汉是否民族的争议。

   由于民族一词在中国已然约定俗成,人们通常不会质疑该词运用于任何规模的族群性群体是否合适的问题。因党和国家施行特定的社会政策的需要,学术界对这个词展开了讨论。这类讨论深化了对于人类社群的认识。也由于这一原因,学界有人关注起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当时的这些讨论完全脱离了民族这样一个词汇出现和产生的历史语境。这里所说的历史语境也包括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词是外来的。众所周知,这个词是梁启超从日语里借用的。在日语里,民族指的是西文里的nation。由于汉字的特点,“民族”在中国社会迅速地被接受和运用。与当时国际政治气候相适应,虽然我国在清末民初时出现了中华民族的用法,但没有人试图把民族限制在nation 的意义上。虽然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讨论将民族限于nation,但在社会上人们已经未加思索地用这个词来指涉大量的非汉文化群体。

   到了抗战期间,有学者试图较为严格地把这个词限制在nation的意义上。比如顾颉刚先生当年就有“中华民族是一个”之文。此文引起极大争议。费孝通先生是人类学家,很自然地争辩说,中国并非只有一个民族,持有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但是,显然,正如费孝通晚年提到过的那样,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是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侵略有关系的。换言之,其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入侵中国,中国人民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团结御敌。而当年也由于这一原因,这场争论被傅斯年运用权力强行制止。当然,傅斯年并非否认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但是他的留学背景使他觉得,在一个国家之内对此不宜提倡。今天看来,这种做法似乎是逆潮流而动。然而,考虑到他深谙的德意志思想统绪里那种延续自康德、赫尔德思想的文化或者族群边界必须与国家的政治边界重叠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理念,我们理应对他的专断表示理解。傅斯年实际上看得比较远,深知民族主义理念携带主权在民的意涵。他一定想到一旦这些理念在社会上扩散开来,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整合未必总是产生积极的后果。所以,从当年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的争议看,实际上没人否认族群多元是中国现实,问题是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本身即暗指了中国是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族群多元的事实当然与理想的民族国家构想相互矛盾。所以,从中国走向现代国家或者民族国家之日起,“民族”就成了个问题(a problem)。有学者认为,民族本身不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盖因人们将它当作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在现代性的语境里,权利意识不断地在国家公民的脑海里提升,民族成为“问题”是迟早的事。换言之,在传统国家的条件下,任何族体都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只有族体成员意识到自身为有别于他者的存在之时,族体才会成为费孝通所说的“自为”或者“自觉”的存在。这种情形只可能发生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如蒙元统治集团和清王朝,看似理解版图内的族群多样性,但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以少数统治多数,划清族别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日起,民族即成为问题?这里有着多种因素交汇,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种。第一,当然是民族国家形式和理念本身所带来的。按照当今民族国家的构成理念,学界普遍接受的意见是存在着两种形式:其一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其二为文化或者族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前者以英国、法国、美国等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宗主国和前殖民地国家,或者种族、族群多元的社会为代表。之所以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简单而言,乃在于这些国家都是先有国家(state)后有民族。在理论上,美利坚民族,或者不列颠民族,或者法兰西民族,都无视民族成员的种族或者族群背景。成为这些国家公民的条件是认同这些国家的制度和基本价值。公民民族国家的出现早于拥戴族群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族群民族主义的崛起正是因为上述国家成为强国之后的效应。

   英法美之所以成为最早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在于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所带来的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一发展促使了社会从异质性的农业社会走向同质性的工业社会,所以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工业化息息相关。海外殖民地开拓之后,宗主国对殖民地经常无暇他顾,而对殖民地的掠夺不断加强,这就引来了被殖民者的反叛,脱离宗主国。更重要的是,在南美殖民地,也因为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不认识的人们彼此间产生同处一个共同体之感,这就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由来。法兰西民族主义则是启蒙运动的后果。1789年的革命直接推动了法兰西走向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之路,纸媒与各种宣传同样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事实上,法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国民尚缺乏统一的法兰西认同。统一的法兰西认同为公民所接受是铁路和全国中小学教育系统建立之后,拜教科书之赐的结果。

   族群民族主义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的结果。德语国家出现民族主义运动之前,欧陆的文化霸权为法国所执掌,上流社会无不以说法语为荣,法兰西的价值理念被视为具有普世性,经常用来表达在这些理念下产生的制度、精神和器物成就的词汇是文明(civilization)。而在康德看来,文明是外显的,文化是内在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兰西声称的文明其实不过是法兰西文化的外显。但是,主要是赫尔德公开将文化这种内源性的财富视为民族的本源。他认为,人们聚族而居,说一种语言,共享一种文化,理应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共享同样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因此需要有自己的国家。这是要求族群边界与国家边界重叠的表述。这样的要求自然也见于公民民族主义,但是,他们的文化是现代国家出现之后才日渐普及开来的全民文化,或如盖尔纳所言的“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识文断字是这种文化的基本要求。传统文化并无这样的要求,中世纪甚至近代的欧洲许多贵族都是文盲。

   族群民族主义也在受到德意志思想强烈影响的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出现。19世纪下半叶,当年的帝国(如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等)试图对版图内原先处于自治状态(间接统治)的地区(如巴尔干)直接统治时,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勃兴。 由此时起直至20世纪以降,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无不奉单一民族国家原则为圭臬。但在新兴的现代国家里,族群多样性之丰富远非欧洲的民族国家所能比。而民族国家的原则导致了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主宰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多由这些族群的精英所发起),人口较少的族群往往被无视,或者干脆抹去他们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争夺话语权,要求分享权力和平等对待的问题。这就是格尔兹所说的族群性问题。 因此,新兴国家之内的族群问题会给人以暗示,多民族的存在对于国家而言就是个问题。

   第二,正如以上说明的那样,虽然强调文化与政治边界的重叠,但在事实上,单一的民族国家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多族群或者有着丰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于是,所谓主体民族(majority)和少数民族(minority)的两分就出现了。国家在治理上就必须考虑如何对待的问题。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法在不了解主体民族的情况下理解少数民族现象。在人口上出现一个以上的类别必然要求政府在治理上更为精细和有效,以求平衡和公平。

   第三,前文已经略有说明,民族国家理念本身有主权在民的意思。民族主义者无不以人民为口号表达他们诉求,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强调为的是自己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都用一种亲属式的词语来表达民族成员之间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凡此种种。而且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给人以承诺,试图让民众相信,在自己的民族国家里,他们才能有真正的公民待遇。不管民族主义者是否真心如此,民族主义宣传的确会引起民众来关注自身的权益。就此意义而言,民族主义理念本身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成长。当然,并非民族主义运动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因为政治家通常更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和排外的一面。但是,民族主义运动所做的承诺及其宣传,都会给公民带来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发生在世界各地分离主义运动基本都出现在民族主义运动成为潮流、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秩序基本单位之后的20世纪,直至今天。换言之,以上所言实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反身性,它在推动民族国家崛起的同时,也为国家内部的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这是众多多民族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 or poly-ethnic nation-state)所面临的挑战。

   第四,在追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强调文化或族群的边界与政治边界重叠,主权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关怀之一。这是与前现代国家很不一样的。在前现代的帝制国家或者其他政治单元,并没有主权观念,边界的设立完全是向现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国家主权的观念与实践始见于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之后一些政治单元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民族国家的滥觞归咎于该和约是不正确的,但这个和约无疑确立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后续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该和约的关系不过是该和约缔结后出现的无数因果链条之一中的一环。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元,而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那就必然声索主权,国家的疆域必然是民族主义者的关怀所在。这在由原先的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中国尤为如此。如何在边远的疆域确立主权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关怀之一。边疆多有非汉民族居住,于是,边疆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关如何处理当地多民族状况的问题,这是边疆与民族互构的出发点。所以,“民族问题”不仅有其理念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但现实原因又是因为接受理念之后的认知结果。


二、何为边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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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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