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秦晋之好”:女性作为媒介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9 次 更新时间:2018-04-17 00: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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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秦晋之好”作为一种政治婚姻,是古代社会建构联盟关系、建立政治信任的最为常见的沟通合作机制,在内政和外交中都被广泛应用。在这种政治沟通模式中,女性充当了一种关系媒介。女性之所以具有建构政治社会网络的媒介功能,在于她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将两个氏族联结起来,形成亲属关系。“以女为媒”的政治联姻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更是中国“宗法政治”的基础。女性既是交换媒介,也是流动媒介。作为一种“生物--社会”复合媒介,女性通过融合基因、化合亲属、消弥冲突、传播文化等方式, 在人类的族群融合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以其特有的媒介属性影响着人类政治。

  

   关键词:秦晋之好 和亲 联姻政治 沟通 政治传播

  

   本文见潘祥辉著:《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第四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88页;缩略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秦晋之好”的典故出于《左传》。春秋时,秦晋两个大国为缔结友好关系而互相通婚。晋献公于公元前654年将其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开历史上“秦晋之好”之开端。但到晋献公的儿子夷吾(晋惠公)作晋国国君时,秦晋失和。公元前647年,秦穆公为了笼络在秦为质的晋惠公的太子圉,主动把女儿怀赢嫁给她,由此两国重修旧好。不料后来太子圉听闻晋惠公病重后竟独自潜回晋国图谋继位,虽然最终当上了晋国君主(晋怀公),但此举让两国关系又陷入僵局。穆公于是决定帮助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当上晋国国君。在重耳流亡入秦后,“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护送下返回晋国夺取了君位(即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还让太子也娶秦国的宗女做夫人,秦晋两国再次和好如初。

  

   秦晋两国世为婚姻的故事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后世将所有的两姓联姻均称结为“秦晋之好”。“秦晋之好”在代指缔结婚姻时往往被赋予了一种美好色彩,但我们可以看到,“秦晋之好”实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婚姻,这种婚姻的功能不是保障个人的或家庭的幸福,而是旨在实现政治沟通与政治结盟(因此亦称“秦晋之匹”、“秦晋之盟”或“秦晋之约”)。如果我们将政治传播视为“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1]]我们就会发现,“秦晋之好”实际上一种春秋时代的政治传播模式,而这种政治传播的媒介就是妇女。

  

   从媒介学的角度看,人体本身就是一种媒介,这一点常为传播学者所忽略。而女性,则更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媒介。汉字中的“媒”字从女旁本身就说明了“媒”的性别属性。在“秦晋之好”中,女性(晋献公的女儿伯姬和秦穆公的女儿怀赢)才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实际上她们充当了一种“政治媒介”的作用。而这种“以女为媒”的政治传播模式,不仅在春秋以前,也在春秋以后普遍存在。不仅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史不绝书。然而,对于女人的这种媒介角色及其政治沟通功能在相关研究领域却缺乏应有的关注。

  

   从文献综述来看,妇女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涉及到女性角色的方方面面。[[2]]知名学者杜芳琴在《七十年中国妇女史研究综述》一文中考察了近代以来的妇女史研究,在她看来,妇女史研究涉及到女性的各个维度:“就时间线索而言,有母系社会女性中心的妇女英雄史,有父权制社会女性奴隶时代的历史,有迈入妇女解放时代的历史。就妇女的经验、经历层面言,有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史、家庭生活史、妇女文化史、妇女解放运动史、妇女自我意识史……,就妇女所归属的阶级阶层分野而言,有贵族、平民(农妇、商贾、市民、工人等)、奴婢、娼优等不同层类妇女的历史---这就构成了由各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中各阶级阶层妇女的全方位的历史----地位贡献史、生活状况史、形象塑造、文化心态、自我意识史等。”[[3]]在这些研究中,也有不少文献聚焦于女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影响,如对妇女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4]],对中国的“女主政治”[[5]]、“后妃政治”[[6]]以及“公主政治”[[7]]的研究等,都涉及到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也关注到了历史上政治婚姻的广泛存在,从先秦政治婚姻的类型、历史影响[[8]],到汉唐的和亲、世族政治婚姻[[9]]等也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但必须指出,现有对于女性及其政治角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方面,受限于历史事实,现有研究大多还是视女性为政治活动中的“配角”,鲜有将女性放在政治网络的中心地位予以考察和观照,揭示女性在政治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的视角还较为单一。历史学者对于“女性参政”现象通常是阶段性考察,以历史描述和考证为主;政治学者或女性主义研究者通常把女性放在政治史或女性史的框架下来讨论和评判,对女性参政或予褒扬或予批判。但鲜有人视女性为一种政治媒介,并将之纳入媒介学与媒介史的框架下来讨论,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政治功能与政治影响。在笔者看来,在“秦晋之好”这样一种政治传播模式中,女性作为媒介,其实处于政治网络的中心结点,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其政治功能。而要考察女性的媒介角色,除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之外,也需要引入人类学、传播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除性别比较外,从中西方比较分析的视角,对不同文化语境下女性的媒介属性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进行比较分析,亦显得十分重要。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提出的问题是:“秦晋之好”为什么会成为古代世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沟通模式?为什么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历史上充当了这样的政治媒介?女性这种媒介又具有什么独特的媒介属性?在人类历史上,“以女为媒”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后果?我们如何从政治传播学与媒介学的视角审视女性作为媒介的政治社会功能? 本文对此试作探析。

  

   一、女性作为一种关系媒介:联姻及其政治功能

  

   自古以来,婚姻就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联结机制。《礼记·昏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从“婚”“姻”二字皆从女看,女性才是婚姻的主角,是婚姻关系中的主要媒介。在古代社会,婚姻并非单纯的男女两性结合,而是承载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的,婚姻制度的社会学含义即包含了结盟功能。“在概念上,我们不能将婚姻当作父亲、母亲、子女间单纯基于性与抚育关系的简单组合。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婚姻只有同婚姻外性关系进行对比才能成立。婚姻意味着获得男女双方氏族的同意,而且,只有婚后所生子孙,才能合法地获得父母双方或一方所属的更广泛共同体的认可。以上两点是婚姻和非婚姻的区别。婚姻实际上意味着共同开放的通道。”[[10]]在这种“开放通道”中,女人实则是联结点和转换枢纽,常常成为政治联姻的媒介。“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则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结大国之援。”(《册府元龟》卷二百四十五)“修先君之好,结大国之援”道出了婚姻的政治沟通属性。在古代社会的政治合作中,“以女为媒”是缔结合约的重要手段。

  

   陈鹏先生在考证中国婚姻史后指出,古代中国的婚姻多为政治婚姻。“亘中国婚姻史之全部,自天子至士大夫,其婚姻之缔结,多属政治行为。稽其形态,约分为四类:曰内政、曰外交、曰朋党、曰仕宦。”[[11]]事实上,就政治婚姻而言,这四种形态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女性在其中扮演的,其实是一种连接两种政治势力的关系媒介。通过女性的联姻,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人或群体,建立起了一种亲属关系。政治联盟建立在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之上,就有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从建构这种亲属关系所涉及的政治范围来看,“秦晋之好”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即内政型和外交型。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君臣之间的“秦晋之好”、权臣之间的互相联姻以及外交领域的和亲政治,分述之如下:

  

   (一)上下联姻:君臣之间的“秦晋之好”

  

   古代的君主专制广泛地依赖于各种姻亲关系。东汉王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春秋之后,战国之制,将相权臣必以亲家。”(王符《潜夫论》)这道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秘密。实际上,通过女性联姻进而使君臣关系变成“亲属关系”,使“公天下”变成“家天下”,是古代政治沟通的重要手段。这种做法十分古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政治时代。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就伴随着联姻过程。当时帝尧听闻舜非常孝顺且有才干,“于是尧妻之二女(娥皇和女英),观其德于二女”,(《史记·五帝本纪》),最后才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从上古三代开始,王室同诸侯之间的婚姻就已经具有政治考虑。如夏同莘氏、仍氏部族的联姻,殷商与鬼方、有莘氏、苏氏的联姻,周人与姞姓、邰氏、西方羌族大姓姜姓、东方夷族大姓任、姒等的联姻也都是一种以建立联盟为目的的政治婚姻。[[12]]

  

   殷商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帝国,在当时通讯条件与交通条件都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商王朝却建立了一个基于军事分封的集权制度,这与其联姻策略是分不开的。郭静云先生指出:“殷商的集权制度之构成,乃是一种组合式的统治方案,一方面既将土地封建给王族的亲属(侯)作为军宰,另一方面亦保留本地国君政权之模式,且同时更以联盟和通婚的方式,加强属国与中央的关系,进而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此外,殷商王族也可能与未被其吞并的方国国君联姻,这都是扩展集权国家影响力的步骤和手段。”[[13]]宋镇豪先生曾以甲骨文为材料,对商代的婚姻形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商代贵族婚姻,娶和嫁女,有王朝与各地族氏方国间的,有族氏方国与族氏方国间的,有各家族间的,有以王朝为中介而各族氏、家族或方国间的等等,形式有单向娶女或嫁女,也有双向互见,体现了多层次、多方位和错综复杂的特征。不同国族间的政治联姻,是当时家族本位的族外婚制高度发展的产物。”[[14]] 《周易》中所载的“帝乙归妹”的故事,也是一种政治联姻,其目的就在于“附远”。作为外来入侵者的殷商王族通过联盟、婚姻等方式,吸收很多异族成为亲族,跨越了宗族之间的封闭性,因此其政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到周朝,其统治更是依赖于血缘姻亲关系,“同姓为兄弟之国,异姓为甥舅之国”。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约定,另一方面又通过姻亲关系来联结和加固。联姻是周朝统治最为重要的政治手段。王国维先生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女子称姓”、“嫡长子继承制”、“封建子弟之制”等都自周人创制始。对于“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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