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17-10-02 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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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晚清以降,随着政治革新和文化启蒙的开展,面向大众的“送字下乡”逐渐成为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参与扫盲的主体、规模及影响越来越广。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以及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送字下乡”,但不同的行动主体其动机与目的也有所不同:传教士主要出于宗教动机;民间知识分子主要出于社会改造动机;而国共两党的扫盲则带有较为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不同扫盲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博弈,竞相争夺大众。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看,“扫盲”本身是一种社会教化的渠道,“送字下乡”所铺就的识字网络也为通过文字而进行的社会宣传和政治传播铺平了道路。面向基层的扫盲工作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受到重视,在于普通民众第一次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被视为主体力量。

   关键词:送字下乡 扫盲  传教士 乡村建设   政治传播

  

   一、引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向来将读书识字看得十分神圣。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社会一向“崇文”,且有长达千年的“耕读传统”。不过, 受制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现实条件,长期以来,读书识字都只限于少数精英阶层,文字也主要垄断在精英阶层手中。在近代以前,绝大多数百姓尤其是农民都是文盲。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识字率》一书中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区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识字率。[①]不过,在葛兆光先生看来,罗友枝的这一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能够阅读的男性的数字显然是夸得过大了。“即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教育较普及的地区,当时恐怕真正具有阅读能力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边远地区和深山老林中的民众,恐怕连这个比例也难以达到。”[②]传统中国的识字率确实不容高估。清末时期,清政府学部和各地教育会估算全国文盲至少有2亿人之多,到民国时期,全国各重要社会教育机构调查后估计的文盲共有3.3亿人,占总人口的75.33%,并且有5000万失学儿童正在逐步成为文盲。[③]

   “文盲”(illiterate)一词,据胡适先生考证是近代以来从日本传入的。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辞海》中才收录并解释了“文盲”这一词语,“文盲,谓不识字之人也。有目者见文字不识等于无目,故曰文盲。”尽管对“文盲”的解释近代的黎锦熙、傅葆琛等人也提出过其他定义,但“文盲”的概念总是和“目不识丁”联系在一起。黄贵祥先生在《文盲字汇研究》一书中认为:“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简言之,文盲就是缺文字知具的人。”而“扫盲”(“扫除文盲”之简称)就是“使文盲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者说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④] 应该说,黄贵祥先生对“文盲”与“扫盲”的定义还是十分准确的。唯需注意需要和传统中国的识字教育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也重视“识字教育”,但它只存在于私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志在参加科考的“士子”,普及面也十分有限。因此传统的识字教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教育”,也不是本文所讲的“扫盲”。

   笔者将“扫盲”定义为不以科举或应试为目的的,面向社会不识字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进行的识字教育和文化普及教育,它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环境下有组织的公共教育与公共传播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扫盲教育要到晚清才开始出现。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晚清以降,伴随着政治革新和文化启蒙,大众媒介尤其是报刊业迅速勃兴,在社会结构转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对识字的需求以及向民众普及文化和呼声也在不断高涨。面向农村和农民的“送字下乡”逐渐成为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表现在扫盲教育上,就是参与扫盲的主体、规模以及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终于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扫盲运动”。我们可以发现,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与“文化转型”无一例外都在尽力朝着扩大识字者范围的方向努力。那么,晚清以降,在中国的扫盲教育中,哪些力量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他们的“送字下乡”的动机与目的又有何异同?取得了怎样的政治社会效果?如何解读和评价?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清末以来下层民众的启蒙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对于“送字下乡”的关注却较少。在“扫盲”研究方面,关于1949年以后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而对扫盲运动的演进及不同扫盲主体之间的比较分析迄今是一个空白。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掌握知识的阶层和文盲阶层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自上而下的宣教与灌输一直存在,但只有到了晚清以降,有意识地、大规模的“送字下乡”才得以出现,这显然是一种新生事物。姜士彬(David Johnson)指出:“对于理解中国历史,至少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这种存在于受教育者和不识字者之间的交流体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应该引起所有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⑤]本文即聚焦于这种新生的文化互动方式和文化传播方式。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送字下乡”实践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字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背后的动机与社会影响。

  

   二、“为宗教服务”:传教士的“送经下乡”与“送字下乡”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东来也开始进入中国传教。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并于1811年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为了传播教义,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开办学校、出版报纸、印刷书籍,为传教扫除文化障碍。因此,他们成为中国“送字下乡”的先驱。

   (一)传教士所移植的识字与扫盲传统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明代,推广基督教是他们的重要使命。早在十七世纪,罗马天主教就设立了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他们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以传播基督教信仰。

   新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始于 1807 年伦敦会的马礼逊 (1782—1834 年)来华。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圣经,马礼逊大力收徒讲学,办刊办报,印刷书籍。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面向华人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可以看作是西方传教士“送字下乡”的起点与标志。英华书院1843年迁往香港,实施中小学教育是其重要内容。英华书院注重识字教育,但不主张死记硬背,其移植的英国教学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和官学非常不同,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成人教育的先驱。1839年11月4日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主办的马礼逊学堂创办,则是最早在中国境内(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到1860年前,基督新教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开设的各式学校已达50余所,有学生1000余人。

   相比于天主教,新教更加注重识字和扫盲,这是在其母国就建立起来的传统。新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识字。正是阅读圣经的需要,促进了西方扫盲活动的开展和识字率的提高。美国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哈维。J.格拉夫(Harvey J.Graff)也指出:“在西方历史中,新教的改革运动可以算作读写能力和普通民众教育得以推广普及的最积极的推动力之一。这也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教育改革运动。”[⑥]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新教国教的地位得以确立。虽然在结构上它与罗马教会并无实质的区别,但在成人教育方面,新教则活跃得多。在17世纪早期,对大多数英国人尤其是清教徒而言,教育、上学和读写能力显得尤其重要。这样的价值观也被带到了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一样,美国也是新教立国的国家(1774年,美国民众中99%的人是新教徒),加上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普及教育与扫盲工作在社会中因此受到较高重视。美国从1642年起就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到17世纪末,95%的居民都完成了扫盲工作。[⑦]

   随着英美传教士进入其他国家,这种“识字”与“扫盲”观念也同时传入其他国家。当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因此也积极开办学校,印刷书籍,进行办报和扫盲,出版和印刷包括圣经在内的书籍。这种从文化普及入手的传教方式,事实上是将西方的新教重视识字的传统移植到了中国。晚清以来在中国的所有新教传教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传教士们在中国积极开办学校,推广识字教育。他们有十分明确的“送教下乡”的动机与目的。正如曾经在中国汉口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余恩思(Bernard Upward)说:“我们不仅需要基督教学校,而且也需要有不同年级的学校和面向不同阶层人的学校。虽然人力财力都还很缺乏,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⑧]显然,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从19世纪末开始,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学生也不断增长。据统计,1890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万学生。1902年,教会建有现代学校35787所,学生1006743人,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增至2933387人。[⑨]

   这些教会学校渗透到了中国最基层的乡村。侯建新先生在对近代冀中乡村的转型与变迁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冀中,教会学校往往成为现代小学的先导……进入20世纪后,教会学校有所增加,教徒比较密集的村庄,都经营着较稳定的教会学校。”[⑩]这些教会学校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模式,因此成为中国现代乡村教育的先驱。

   (二)传教士的扫盲形式与动机:为宗教服务

   除了开办学校,译书、创办报刊、翻译词典等也是传教士们的送字下乡的重要手段。马礼逊翻译了《圣经》,编纂了《华英字典》,还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文盲。1850年,在厦门的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报告说,在厦门,有能力“准确(intelligently)阅读者,男信徒十不及一,女信徒则凤毛麟角。”[11]针对这种情况,传教士们就需要“因材施教”,采取乡民能够看得懂的方式传教。

   为了扩大“送经下乡”的范围,简化传教语言,1834年马礼逊去逝后,受印度罗马字符化的直接影响和启发,在华传教士开始尝试“用罗马字符书写汉语”的新的传教方法,以此来降低普通民众的识字难度和传教门槛。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借鉴了印度罗马字符论者的观点和经验,于19世纪40年代前编制了拼写中国各种语言的统一方案。到1850年前后,口语的罗马字符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扩大了送经下乡和送字下乡的范围。这从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出版数量上可以看出来:1894年,包括节译本在内,官话汉字版《圣经》出版了55.5万部,文言版只有38.2万部。官话以外的汉字口语版和罗马字符口语版圣经分别出版了4.7万部和6700部。[12]从《圣经》的出版和销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传教士们的“送字下乡”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宣传教义, 使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是他们送字下乡的内在驱力。因此,他们的扫盲主要是一种“为宗教服务”的活动。

  

   三、“为社会服务”:民间知识分子的送字下乡和扫盲

  

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东渐”不仅影响了普通民众,更影响了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晚清,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知识精英就逐渐取代了传教士在社会知识文化领域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开始发挥其领导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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