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田飞龙:归化、自由帝国与保守宪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18-04-01 23: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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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田飞龙 (进入专栏)  

   编者按

   2017年2月10日,高全喜教授在北京西山寓所邀请青年学者田飞龙博士就理查德·博克的柏克研究专著展开思想性对话。高全喜对英美保守自由主义及苏格兰启蒙思想深有推重和钻研,柏克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个案,同时亦因近期对美国归化法及特朗普主义的切近思考而有寻求对话之旨趣。田飞龙钻研政治宪法学思想史脉络并译有柏克思想传记,与高全喜有过多场思想对话经历。二人通过对柏克思想与政治世界的钩沉、研判与反思,对当下中国思想界之状况及时代精神构成有深度分析。本刊刊载对话全文,以飨读者。

  

  

一、归化法与宪制保守性

  

   田飞龙:高教授,您好,很高兴再次有机会与您进行学术对话。我记得大概从2011年开始,我们围绕政治宪法学、辛亥革命、“八二宪法”与政协问题相继进行了四场学术对话①,这些对话于我而言是思想学习与探讨,于您而言则是思想表达与体系化。您的学术路径很有改革时代学人的典范性,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入英美经验哲学再进入法哲学与宪法学领域,近年来更是以一种糅合历史、哲学与法学的方式开辟出“宪制发生学”②的独特路径,作为中国政治宪法学③的新样式。我也很高兴看到您这些年的学术成果有了某种“学术编撰”的结果,即您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2016年)和《自由政治与共和政体》(2017年)。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与这些学术脉络是高度吻合的,您希望谈一谈柏克的保守宪制理性。

   高全喜:是的。柏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宪法理论上非常独特,也非常重要。一般宪法学者很少谈及柏克,确实柏克也不大好谈,思想相对驳杂多元,缺乏体系上的明晰化,与宪法学者理论审美上的形式要求不大相合,但这不代表柏克不要谈或者不需要深读。我很高兴看到你在香港访学期间翻译出版了一本柏克思想传记《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以及你对柏克政治宪法思想的初步研究。那本传记的作者是英国保守党资深议员杰西·诺曼(Jesse Norman),他痛心疾首于英国当代政治对柏克传统的某种遗忘或遮蔽,这表明柏克对于当代英国乃至于整个现代政治世界仍有重要意义。我也曾指导过一位博士生张伟专攻柏克的政治宪法思想,后来还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了,即《埃德蒙·柏克与英国宪政转型》(2015年)。我们这一次的对话首先是与另一本新近出版的大部头柏克思想传记《帝国与革命: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生涯》④有关,作者是理查德·博克(Richard 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政治思想史教授。另一个机缘是与我最近关于美国归化法的研究有关,我发现归化法问题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人性论及保守宪制理性问题。

   田飞龙:归化法的视角,很有意思。这恰恰与美国宪法政治的当代走向密切相关。我注意到反移民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而其就职后推行的针对穆斯林的移民禁令正是对美国公民资格与归化法框架的宪制调整,但似乎美国社会对此有分裂意见,背后折射的是平权革命带来的自由多元主义与特朗普代表的保守主义之间的规范性冲突。美国尽管总体上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族群熔炉”,但排外法案与事件时有发生。我最近在阅读美国爱默里大学法学教授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东方主义》⑤一书,其中提及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法案”之宪法理据就在于中国移民生长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与法制之下,缺乏美国公民所必备的权利、法治与美德观念,不适合纳入美国社会。如今,对华人的“东方主义”想象与排斥日益转移到与异教徒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穆斯林移民身上。特朗普试图以保守主义的思维与行动维护美国的民族特性与公民宗教⑥,反对无限开放的多元化立场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侵蚀和消解,这里面的价值张力很大,甚至触及政治不正确。

   高全喜:英国人也反对无节制的移民,尤其是缺乏技能、认同与美德一致性的难民,否则为什么要脱欧呢?我的理解是,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反映了英美社会保守主义的某种回潮,其背后的预设是:什么人适合做美国公民或英国公民?什么人与英美宪制根植的社会观念及美德传统相一致?英美社会的身份政治边界何在?如何通过政治和立法重新寻回英美社会的保守理性传统?与之相对照,借助平等价值的人权革命带来了越来越“无界”的多元主义,在普遍的相互承认与妥协中逐步丧失原则与美德立场,以毫无文化与道德标识的“裸人”作为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前提,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柏克曾经明确反对的。当然,我对美国归化法的研究不是要呼应某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也不是要彻底反对作为当代自由主义主流立场的多元主义,而是要提供一种必要的保守主义反思资源和维度。我觉得柏克是最适合的一种思想资源。不仅我这么想,我感觉到西方学术界也在这么想,需要共同追问:与保守主义有关的社会性、美德及身份政治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与法律秩序中还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这样的根本问题不严肃对待的话,将很难解决西方当代社会面临的团结、凝聚与道德维系问题,也很难解决“东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自由的平衡性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政治人性论与宪法秩序论的问题。

   田飞龙:博克教授其人与其书就是您所称的西方学术界的反思性现象。博克本人是学者,而诺曼本人是政治家,他们共同认识到了重温柏克保守主义的重大意义。诺曼在书中将您所谓的自由多元主义称为“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将之作为西方当代社会之权利泛滥、道德失序与社会崩解的思想根源⑦。当然,这种保守思想倾向或传统本身并不新颖,因为我观察到西方社会内部一直存在对启蒙现代性的某种保守倾向的保留意见,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历来有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其某种较为激进的权利案件裁决每每处于风口浪尖,比如1974年的堕胎自由案以及近年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案⑧。柏拉图在《理想国》末段谈及政体衰变论时,对民主政体经由“一切趣味平等”带来的权利泛化与道德原则虚无化的情境描述,似乎得到了当代西方某些政治法律现象的印证。所以,我们讨论柏克,不是在反对自由主义,而是重申自由主义的保守之维,亦即自由的德性基础。

   高全喜:自由当然应该禀有德性,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美德,与古典美德政体还是有区别的,但如果德性太“薄”,也会出问题。

   对美国归化法的研究还与我个人的旅行观察经验有关。我接触过或听人谈论过中国去美国的移民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有个印象是,这些人中不少人在原来的国家或者涉及犯罪,或者涉及腐败,或者个人品行较差,或者宗教观念极端,他们更多的是在消费美国文化,而不是学习和认同美国文化。不管他们持有的是绿卡,还是公民资格,他们仍然是美国文化与共和国的“他者”,是道德意义上的“外邦人”,甚至是潜在的“敌人”。美国的自由民主与福利安排或许可以包容他们,这是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决定的,但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本土的美国人是否真的欢迎他们?这些人在美国越来越多,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品质到底是一种增进还是倒退?美国虽大,但资源空间也是有限的,而其政治与道德实际上也不可能是无边界的。所以,我看到你的译作、张伟的博士论文以及博克教授关于柏克思想的巨著,非常欣慰,也激发了我深谈柏克的兴趣。

   田飞龙:好的,我大体理解您的问题意识与讨论旨趣了,那我们现在就从博克教授的这本巨著谈起吧。

  

二、帝国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田飞龙:说起博克教授此书,跟我译的诺曼的书还真有些渊源。诺曼议员在书的“致谢部分”明确感谢了博克教授研究文章的启发,尤其提到了博克教授关于柏克1757年《论政党》一文的研究。当然,我觉得博克教授对诺曼议员的启发不限于此。著名政治思想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教授对博克此书的评价甚高,认为“我们对柏克作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理解从此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加深与拓宽”(该书封底首则推荐语)。我想问您,这本思想传记与以往的柏克传记有何不同?

   高全喜:接触这本传记要特别感谢蔡孟翰教授,是他的推荐与沟通使得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这部巨著。就我的印象,包括你的柏克传记译作在内,博克此书是柏克思想传记中最厚的一部,长达1000页。我一开始比较纳闷,柏克虽然重要,但并非体系化的思想家,怎么能写成这么厚的思想传记?读完之后才大体明白了,此书完全配得上给人第一印象中的厚重感。

   大体而言,我认为此书对柏克之思想研究具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这首先是一部传记,作者对柏克的人生史研究很深很全面,大体按照柏克的人生主要阶段划分,将柏克思想与大英帝国的时代事件紧密结合,史论互济,不同于单纯的柏克传记或柏克的某个哲学主题研究,给我们的印象是实现了柏克之事业实践与思想发展的深度关联,以及政治家与哲学家身份的深度关联,呈现了多重张力与复杂面向上的柏克;其二,该书又有超出一般传记的思想研究特征,因为作者同时还是政治思想史学者,不过因为所处理的对象是柏克这样缺乏体系化以及侧重“行动哲学家”定位的人物,其思想片段与政治事件之间分分合合,常有巨大跳跃,因而不能完全根据其思想文本来处理其思想,而需要在政治实践与思想文本之间来回穿梭,反复比对,这无疑增加了柏克思想研究的难度,但博克教授驾驭得很不错。

   所以,我既将这部巨著作为柏克的又一本传记来看,也当做柏克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来看。

   田飞龙:您对该书的传记性与思想性的把握很到位。我阅读的体验是,该书在人物传记性上或许不如诺曼议员,但在学术思想性上要超过诺曼议员,当然这与二者各自的职业定位也有关系。议员主要从政治家一侧理解柏克,而学者主要从哲学家一侧理解柏克,但他们都尽量做到了两面兼顾。回到博克此书,我发现他从柏克一生诸多的思想关键词中选择了两个,即“帝国”与“革命”,您觉得这是为何?

   高全喜: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柏克本身就是帝国政治家和哲学家,一生主要时间供职于帝国权力的核心——议会平民院,但他又身处一个特定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就是18世纪中后期,欧洲启蒙运动正在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主要在西方文明世界范围内重新规划和奠基“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语)及其宪制体系,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为重大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在酝酿爆发。这两场革命都与欧洲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与人权及自决权的理论发现直接相关。美国革命的直接意义在于成功挑战了大英帝国的宪法秩序,开启了“非殖民化”的自决先例,在大英帝国的庞大身躯与版图上钻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当然,美国革命的意义并不限于“非殖民化”,更在于通过《独立宣言》和1787年制宪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美国宪法的典范性或者一种超越英帝国的民主宪法模型在北美大地成长成熟。法国革命在思想与历史先例上对美国革命有所借鉴,但主要根植于欧陆自身的启蒙激进主义思潮与建构主义的哲学传统,其原创性、彻底性、颠覆性和破坏性远远超过美国革命。

可以说,这两场革命挑战了两种帝国秩序:美国革命挑战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帝国秩序,这是一个自由帝国,但在殖民地维持着某种支配性的威权统治;法国革命则挑战了法兰西的封建专制帝国,这个帝国无论是在内部秩序还是外部殖民秩序上均有专制成分。作为帝国政治哲学家的柏克深陷于两场革命的洪流和搅扰之中,对美国革命之自由精神予以高度肯定,但对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则予以彻底否定。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可以说是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中孤独的智者之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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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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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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