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潘恩、激进人权观与左右政治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 次 更新时间:2016-07-18 15:49:55

进入专题: 潘恩   柏克   左右   人权   保守主义  

田飞龙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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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纲:

   一、潘恩与柏克:左右话语的源流

   二、激进人权观:理性至上与个体主义

   三、左翼政治:自由、解放与永恒批判

   四、脱欧公投:潘恩的幽灵

   五、政治儒学:文化保守的偏执

   六、宪政民主: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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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群友好!我是北航法学副教授田飞龙,专业是宪法学。感谢木心女士的邀请,也感谢曾鹏教授的主持和介绍。我觉得微信群是我们时代不可多得的公共空间,也是公民在社会转型时期相互学习的场所,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场域,所以我也非常珍惜这样一个知识交流的机会。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潘恩、激进人权观与左右政治话语》,我相信这一议题确实能够切入当下思想界以及公民社会思考的核心话语结构。  

      我们知道人权在当代世界是一个显话语,是任何体制,无论是发达民主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抑或威权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而人权以其理论上的通透性、普世性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优势,正在冲击着各种各样类型的政体和秩序。人权既给我们一种关于未来理想秩序的想象和愿景,同时也对既有的生活、政治、政策及社会网络构成严重的冲击。对此,我们应辩证看待。

      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人权像一个幽灵一样,不断地以自由的原理去冲击秩序的堤坝。这样一种冲击力曾经在两百多年前,也就是启蒙的后期,在潘恩和柏克的论战当中深刻呈现出来。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话语当中,经常有左右之分。在网络意见当中,在官民价值冲突当中,在中国跟西方的人权论战当中,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左右的标签化。曾经一度你被称为左派,是你有良知和正义的立场符号。但在当代中国,如果说你是一个左派,常常就具有复杂的含义。

      在改革带来的阶层跟价值分化,以及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思考一个左派的价值?一个右派的价值?如何思考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与政策的真实内涵,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以及负责任的共和国公民,应当慎重思虑的问题。

      我在北大的恩师陈端洪教授,是宪法学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感触良深。他说在当代这样一个价值分裂的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理论左派是值得崇敬和有良知的。我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右派也是一样。因为左右的这种划分呢,它本身是人类对待传统的秩序以及未来生活的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是人类完整心智的不同侧面。我们不能人为地割裂它们,不能仅仅因为把某人贴上一个左派或者右派的标签,就结束了我们本应该继续展开的理性的对话和商谈。左右标签不能成为拒绝对话、拒绝思考、道德批判的简易策略工具。

      所以我们应该去暂时搁置一下在当代涉及到的政策与政治判断以及话语冲突上的左右成见,去适当地进行思想史的溯源,看一下左右的话语在近代立宪以及近代世界发生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分化出来的。比较可靠的思想史的根据就是回到启蒙的中后期,在18世纪末由潘恩和柏克所构成的思想论战的场域当中,去理解左右各自的理据及其合理性的边界。  

      人类思想史上可能很少有潘恩和柏克这一对奇葩式的思想双峰,在启蒙时代突兀地矗立着,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心智或者不同的世界观。

      潘恩是一个奇迹,柏克也是,他们两个人都是英国人。潘恩出生于英国的本土,柏克出生于爱尔兰。但是他们原本都属于英格兰精英圈的圈外人。柏克后来闯入了伦敦圈,进入英国议会,走的是议会政治家的道路。潘恩是在37岁的时候,偷渡到北美,加入了北美独立战争的洪流当中,成为一个最著名的小册子作家。他在1775到1776年的《常识》跟《危机》是美国大革命舆论宣传或者说理论宣传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没有潘恩,新美国的建设可能是要缺乏一定的动力的。

      潘恩真正成熟的思想,并不在他1776年左右的《常识》跟《危机》当中,真正成熟的理论思考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在与柏克的论战当中发展出来的,典型的体现在他的人权哲学当中,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潘恩的《人权论》或者叫《人的权利》。我重译过潘恩的《人的权利》,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出版。

      潘恩一般被后世认为是一个左派,是一个人权左派,他以人权作为思考依据,去批评传统主义,也批评现实主义,批评右派的世界观。左右的这种话语我们一定要知道,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体制之下,具有不同的含义,不能够非语境、非历史地去理解和处理它。

      比如在潘恩的时代,当他去批评英国的体制,去捍卫欧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把英国的议会贵族制理解成一种落后的、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体制,而把法国大革命基于卢梭哲学、基于启蒙世界观、自由平等博爱的这样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潘恩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自我定位,对传统和现状进行批判性的重构,这构成了左派的基本思想特征。

      右派我们一般说是保守的,保守的到底是什么?保守的内容大体按照时间划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建制或者现实的政治体制跟生活方式的保守,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立场与既得利益集团既有的制度模式跟生活方式、风尚紧密相连;另外一种保守主义是对传统主义的保守,是对过去式的保守。因此,保守主义之保守,对象是一种生活事实,或者是过去的事实,或者是当下的事实,或者是过去与当下一体化的事实。

      所以如果说左派的核心思想特征是激进的话,它的对立面就是现实主义和传统主义,是已经成为事实或正在作为事实的过去跟现在。左派的理想根据和目的地是未来,它是以一种未来理想主义作为评判一切与建构一切的根据。这个建构主义、乐观主义是来自于启蒙世界观,追崇理性至上和个人自由主义。

      而右派通常指的是以现实的建制或传统的秩序与智慧作为根据。右派也不是绝对排斥改变,而是说任何对现状的改变,必须经由和传统秩序以及社会的对话。不能仅仅根据抽象原则以及个人的主观断定来规划社会,而必须从过去和现在的秩序当中,寻找到向未来进展的根据。所以它是一种审慎的、改良的、演进式的一个方法论和思维模式。

      潘恩和柏克并非一开始就决裂的,他们的决裂是晚期的事情,主要是在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上决裂。而在此之前他们其实是相互仰慕的。

      在1788年由当时英国的波特兰公爵做东,潘恩和柏克曾经有过一次愉快的晚宴。在他们相会之前,彼此是相互倾慕的。因为在美国独立革命的问题上,他们的一致性或者共识是超过他们之间的分歧的。潘恩称柏克是人类的朋友,依据就是柏克的《美洲三书》当中对美洲人的自由以及革命正当性的肯定。柏克对潘恩同样倾慕有加,他把潘恩称为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大人物,因为潘恩在独立战争当中,以其犀利无比的文风,成为排名最靠前的小册子作家。当时独立革命的领导者,比如华盛顿盛赞有加,他的《常识》跟《危机》一度成为北美民兵的枕边书和动员手册,类似战时圣经。

      不过他们的蜜月期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而结束,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分歧,分歧从经典文本上来看,是以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与潘恩的《人的权利》作为主要依据的。因此如果要了解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或者说左派和右派思想的根源,我们就要去认真阅读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以及潘恩的《人的权利》。

      这些文本都有相对较为可靠的中译本,各位朋友有时间可以去精读,一定要读他们的论证,读他们对话的理路,去了解左右各有什么样的根据和情景的合理性。

      法国大革命其实也暴露了启蒙世界观理性至上的局限性。柏克在《法国革命论》当中所批评和预言的一切,后来都发生了,包括社会秩序崩溃以及军事专政出现。柏克深具智慧和洞察力。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以否定传统秩序与社会价值为前提的,是从启蒙抽象的正义价值出发进行的不可靠的社会理想设计以及革命行动。这一理性的虚妄造成了人民当中的相互分裂,造成了阶级斗争,同时也造成了人民不守规矩、不守法制、不尊重传统的革命激进主义,以至于人民的激进主义会不断以革命的形式去反伤和反噬革命本身,后来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果然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巴黎的广场上面断头台业务量很大,不断地有反对派别被推上断头台,你方唱罢我登台,一直到雅各宾专政的时候,这样一种革命恐怖循环往复。不断革命的逻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自我终结,这是一切激进主义在精神深处的纠结和隐痛。

      柏克还同时预言了,这样一种不断动荡失序的革命恐怖时期,一定会以军事强人的出现重新稳定秩序作为结局。实际上这就预言了拿破仑专政的出现。法国大革命最终是以拿破仑军事专政的方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岁月。但其实法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并没有就此稳定下来,此后还有革命与复辟的反复拉锯,直到1958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宪法才算落定。  

      我们中国人在研究西方的时候,对法国革命跟英国革命都有比较,通常较多的人会去肯定英国革命,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光荣革命真正的保守改良的因素,包含了革命与传统的秩序以及智慧的妥协和对话,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节制与审慎的美德。而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相对负面的事件的历史经验,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潘恩和柏克当初在经典思想文本当中所分析的种种道理。

   潘恩以其在美国独立革命洪流中小册子作家的经验以及对启蒙思想文本的阅读而写作成的一些篇章,构成了左派话语的源头,其核心就是理性至上与个人权利本位。他认为根据个人权利本位,社会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契约联合体。因此他的名言就是每一代人都能为自我立法,每一代人既不受前一代人立法的拘束,也不必严格考虑对后代子孙的责任,而主要是对现世的自由和幸福负责。这样就会导致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秩序演进的打断。因为每一代人都会有自身具体的利益、偏见、偏好,潘恩的立场很难充分地去尊重前一代人的智慧和法制,也很难考虑到对下一代人负责。这样的一代人的正义观,就为不断革命,为不负责任的立法,以及对环境、秩序的破坏埋下了隐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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